你在这里

登堂入室的张作霖

1

在一般人心中,张作霖是一个传奇,是乱世成功者的典范和楷模。他做过“土匪”、“马贼”,一生“有奶便是娘”,投靠俄国、日本,效忠清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踩着无数人的尸骨向上爬,对长官、革命党人、军阀能拉则拉、能打则打,最后贵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元首,因为不愿向日本屈服,而终被日本人炸死。这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

张作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由于他做帮凶,赵尔巽轻易瓦解了东北革命党人的势力。文化、阅历远高于他的革命党人蓝天蔚、张榕等坐失良机,或被礼送出境,或被暗杀,革命基础优于两湖地区等中部地区、广东等南方地区的东北地区彻底沦为反动堡垒。张作霖其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却左右了历史。

从历史不能假设的角度,我们不妨假设一次,张作霖如果听从了王永江、郭松龄等“笔杆子”、“枪杆子”的建议,暂时收束其政治野心,认真经营东北,那么,中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有所改观,日本可能不会侵华,蒋介石可能会真正地统一中国,民国共和可能会为世界政治史上增添新的内容。可惜张作霖的成功之路完全靠他自学,他只有兄弟、对手、部下,没有朋友、师执,因此,最好的建议对他如耳旁风,当他以地方王霸之才入主关内,便显得捉襟见肘,笑话百出。一如张学良后来才认识到的,他父亲有雄才而无大略。这样的人,王霸还可,混一宇内则难,即使沐猴而冠,但望之终不似人君。

无论如何,张作霖白手起家,能在清末民初中国环境最为险恶的东北地区如鱼得水,终成霸主,并把东北建设成为一时繁庶之地,确有着需要后人总结的成功经验。关内众多军阀如段祺瑞、曹锟、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跟他相比,似乎都差了一些什么。胡适就感叹过张作霖有“最不可及处”。关于张作霖的传记、文章,至今仍为大众津津乐道,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可见张作霖自有其个人魅力。

但这样一个人物很难入正统人士、历史学家的法眼,学者对张作霖评价甚至显得困难,一些人陷入了两歧,如说他是“民族英雄”,如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还有人说他是“爱国军阀”。这里就显露出学者们喜欢盖棺定论的迂腐来,他们一定要从历史人物身上寻绎出大于人情人性的东西来。如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錞说:“张对日本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亦怨悦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西方学者加文·麦柯马克则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而言,张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学者的评价是属于少数人的事,学人体制的事,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其中纠缠着自己的名利,跟张作霖无关,跟大众的人生教化亦无关。如果我们从人生百年的角度,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而非从历史角度、国家演进、体制利益来观察张作霖,我们可以发现,张作霖确实值得人们为之大书特书。他不仅比一般军阀多一些东西,也比喝洋墨水的、有现代感的成功人士们多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对中华文明揭示的人生之道的尊重,这种人生之道,表现在内心是敬畏,表现在言行上是江湖忠义,是规矩。即使张作霖的人生目标是权力之巅,所谋者远,所图者极高极大;他那种永不知足的尝试、冒险、挑战自我和追求人世间最高境界的劲头,却也是同时代中国人中极为少有的。

十二三岁时,张作霖的父亲死了。这个没钱念书的穷孩子到杨景镇的私塾去偷听,杨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问他原因,小孩说:“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可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就让他登堂入室,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杨读过书。这个故事几乎是一个隐喻,喻示张作霖的好奇、敬畏、胆量、追求、知恩……张作霖虽非君子,一生却正是《易经》乾卦之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是说,张作霖跟大部分普通的成功人士不同,跟我国大部分上层精英人士也不同,他对世界抱有好奇之心,愿意登文明之堂入极境之室。他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把自身的抱负发挥到了最大。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学问、眼界、兴趣有限,偏于从戏文中吸收营养,而对世界知识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思想家存在隔膜,因而不能与时俱进,反而遭遇了“亢龙有悔”,虽然处于权力顶端时终于悟出非他所能,但是悔之晚矣,想返回东北时不幸遇难。

2

综述张作霖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易经》首卦“乾卦”的六爻爻辞来概括。

第一爻:“潜龙勿用。”可以说张20岁之前都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混混。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但因为赌博又把钱输光了。母亲让他改学木匠,做了一段时间,他嫌拉锯太累,放弃了。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一来二去,他又成了兽医。中日战争爆发,他投到清军宋庆营中,当了一名骑兵。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

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21岁时,张作霖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张作霖此后开始遇到贵人帮助,冯德麟介绍他加入董大虎匪部。他后来接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当问到他曾在哪里读过书时,张作霖回答:“绿林学校。”当土匪4年后,岳父赵占元帮助他在赵家庙组织保险队,他开始发迹。各类大人见他而援手给利。八角台的商会会长张紫云看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就请他做了团练长,地方绅商也表赞成。新民府知府增韫对张作霖印象不错,同意了张紫云的举荐,让张作霖的民团“改邪归正”、“化私团为公团”,先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徐世昌、赵尔巽、袁世凯等都给过张机会,他也善于利用这些机会。张作霖成长发迹道路上的贵人、大人之多足以令无名之辈们艳羡,也足够让无名之辈们从中学习经验。

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大人们给了机会,还需要张作霖珍惜机会。他为人机敏,粗中有细,或者说善于“扮猪吃老虎”,长于计谋。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因此深得增韫的赏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先为俄军效力后为日军效力。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求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三个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他升为统带(团长)。

在计擒悍匪杜立三后,张作霖的能力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赏识,再次升官,做了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成为东北旧军中五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在受命剿灭蒙匪时,因蒙人精于骑射、来去如风,经常打得官兵措手不及,张作霖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经年无功,遂被朝廷褫夺了顶戴,命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他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可行的策略。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他还结交了绿林豪杰安遇吾,委托他打入蒙匪内部,如此终获成功,解除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

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站稳脚跟后不能坐等别人给机会,主动出击、有所作为而免灾难,这是张作霖的拿手好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东北的革命党人基础雄厚,准备起事,接手地方政权。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束手无策,想溜之大吉,在部下劝说下才想到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来省城护驾。结果这一消息被有心人张作霖察知,他率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吴俊升的防地时也丝毫不吐口风。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向赵尔巽主动请罪:“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结果,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嘉奖。

随后,张作霖帮着赵尔巽,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东北的革命党力量瓦解。他排挤走蓝天蔚,杀害了张榕、宝琨和田又横等人。由于张作霖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保奏,清政府任命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成为一个师的建制,授张为统制(师长),并兼奉天巡防营总办。从此,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在这一生平第一大手笔中,充分显示出张作霖关注信息、抓住时机、闻风而动、不同常人之处。因此他的恩人或同僚们如冯德麟、吴俊升等人后来只能屈居其下。

3

跟他人相比,张作霖的进取之心跟不择手段相得益彰。清政府岌岌可危时,张作霖联合冯德麟等33名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决议勤王”。电文称:“东三省与内地各省不同,军队部署既定,且勤王之心亦厚。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在袁世凯的点拨下,他很快放弃了保皇论,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制的积极拥护者。他“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由此带来的好处是,袁世凯下令对东三省的军队进行重点改编,命由张作霖任统领的原中路、前路巡防营改编为国家陆军第二十七师,驻扎军政要地奉天;任命张作霖为师长,授陆军中将衔。

38岁的张作霖掌握了东北的兵权,但他仍不满足,大胆进取,跟中央或明或暗地要权。袁世凯派他的老上司张锡銮去东北主政,被张作霖排挤走;再派心腹段芝贵,又被张作霖驱逐。最后,袁世凯只得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张至此终成为一方诸侯。

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掌握了地方最高权力的张作霖一飞冲天,很快攫取了东三省的领导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由此,他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东北一隅,而是开始对中央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跟实力人物结盟,曹锟是他的“三哥”,孙中山是他的“老友”,张勋、靳云鹏等人是他的儿女亲家……他开始翻云覆雨,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反皖,还进京组织梁士诒内阁。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他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保安总司令,整军经武,成立陆军整理处,从各个方面治理东北。

张作霖在东北大展拳脚,他延揽人才,首先从整顿金融财政入手。在整顿金融财政过程中,除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外,也采取了非经济手段的措施。经过苦心经营,东三省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其中尤以奉天省最为突出,王永江实行“节约除弊,岁入渐由三千万元增至五千万元”。奉天省在1918~1921年间,出现了“人民生活比较充裕”、“经济比较稳定”的局面。

张作霖的成就是可观的,在民国30年代的“黄金十年”之前,在李宗仁的广西、阎锡山的山西先后称为“模范省”之前,他主政的东北已经成为全国最有成效的地区。为了整顿东北军队,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为民国时期的四大军校之一。他还建立和扩大兵工厂,建立空军和海军。兵工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之一,空军在全国首屈一指,海军则在全国海军中占有绝对优势。

张作霖重视教育,这方面的事例更多。他曾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与实业,能够成功的呢?我们现在这几天正讨论设立东北大学问题。并且,也计划派送留洋的学生。现在救急的法子,就是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他创办了东北大学,不惜血本投入,因条件优厚,许多国内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曾到东北大学任教。如曾任外交总长的罗文干、文字学家黄侃、著名学者梁漱溟、文法学家章士钊、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学者林徽因、俄文学者曹靖华、机械学家刘仙洲等,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高级人才,东北大学一度成为中国大学之最。

第六爻:“亢龙有悔。”短短几年时间,张作霖治理的东北成为全国最为繁盛之地,但是,在此发展过程中,张作霖个人的认知和抱负却无长进,他缺少诤友和师长的耳提面命,野心再度膨胀,想凭实力问鼎中原。1924年,他组织“镇威军”进关与直系作战,获胜后,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925年,奉军进入上海,张作霖的势力达到鼎盛。1926年,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安国军”,被15省推为总司令。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下令绞杀李大钊等35名革命志士;组成安国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

4

这个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最终失去了方向,他看不清形势,不知道自己可以治一地方,却治理不了变动中的中国。跟南方的国民政府相比,北方军阀政府缺少治国理念,同时也缺少人才。张学良就说过:“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与此同时,日本人趁火打劫,向张索取“满蒙权益”。日公使芳泽谦吉劝其退回东北,并要其在满蒙悬案书上签字,遭拒绝。他不从,日本人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连关外都回不去了。”张作霖回答说:“关外是我的家,我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有什么不行!”人穷返本,他肯定有所后悔。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要回到他发迹的东北去。两天后的6月4日晨5时许,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西皇姑屯车站时,他被日本人炸死。

比较起来,他的儿子张学良就有自知之明。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张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他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人们对张作霖的评价多有可观,不仅值得精英人士认真注意,也值得普通人参校自己的生活。他善于施展政治权谋,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自己常说:“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有人甚至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权势主义者”。张学良则说他“有雄才而无大略”,跟“有大略而无雄才”的蒋介石正好相反。他的亲信杨宇霆也说:“张作霖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因此说,张作霖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的言行都可堪称道,他有识人之明,有敬畏之心,在民族大义上有着底线。跟他相比,曹锟、张宗昌、孙传芳、韩复榘等军阀不值一提,甚至连他的粗话也极有味道。

人们津津乐道张作霖的成功之道,有很多案例可以证明他的过人之处,人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张作霖言论的个性充分说明了他的胆量、他对时势的把握。他没有多少文化,却一点儿也不糊涂,今天梳理张作霖的言论,仍能让人不得不感叹他的聪明绝顶。

张作霖在奉系崛起之初常以李渊自况,要张学良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张作霖势力的扩大,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等。对此,张作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张有强烈的政治追求,却不愿人们说他有野心。1921年12月5日,张有针对性地说:“我张作霖是毫无野心。我的唯一志向,就是把国家治理得好好的,使之能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一次,张对军校毕业生致毕业词说:“你们知道现今天下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

张起自草莽,说粗话是家常便饭,甚至以此特征来笼络张宗昌等部下。但他粗中有细,如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他就从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以至于听到这个故事的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张敢于直明心曲,12岁时便因此得私塾先生杨景镇帮助。后来他更是放胆直言,他多次对上司坦言,自己只不过“为了升官发财”。他见孙中山的代表时则说:“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并直说:“我是带兵的,粗人一个,不懂政治。但是我很不明白,中山先生是革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段祺瑞这路人合作?”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张氏帅府的标志性建筑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张也卖友求荣,挑拨是非,但只要有益于或不妨碍他的权力之路,他的用人和守信也深合中国传统的忠义之道。张作霖当上“东北王”后,把他看准的人才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他的部下对他重用的王永江不满,张作霖骂他们:“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杨宇霆跟孙传芳有仇,当孙投奔张作霖,杨想杀掉孙。张作霖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一个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作霖知道了,骂他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夫人阻止他把女儿嫁给失势者,张作霖不肯:“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5

张作霖对做人也有一番见解:“做马贼、做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他的敬畏之心可以说是已深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堂奥,他也最终进入了中国的庙堂。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他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这位现代中国第一位殉难的国家元首,在世时平定了北方的匪患,稳定了纷乱的东北,遏制了苏俄和日本的野心,振兴了东北……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张作霖同时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军阀、暴发户们的性情和人格。

摘自余世存著《大民小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