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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思与诗:漫话毛泽东诗词(上)

我今天自投罗网,漫话毛泽东诗词。先作几点说明。第一,明年毛泽东死40年,文革发动50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独立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文章诗词,还很犯忌。海外中国人,因为人生经历各异,价值观、审美意识不同,对毛观感的分歧不小,我不愿陷入类似分歧,但也不回避争论。第二,本人少年时代曾是毛的狂热信徒,——整个中国恐怕找不到几人不是毛的崇拜者或恐惧者;但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林彪事件,本人跟很多人一样猛然惊觉,成为一个对毛深恶痛绝的青年,终身不变。第三,本人曾自定规矩,不再引用毛任何话语诗词,今天是自废规矩。现在言归正传。

1976年10月1日,毛泽东死后中共第一个国庆(江青还有6天才被拿下),余英时先生引毛诗句作了一首七律:“帝子乘风御翠华,不周山下万旗斜。倦随夸父追炎日,漫访吴刚问桂花。恒鸟已尝玄圃水,嫦娥空守炼炉砂。苍茫大地无情甚,欲主沉浮愿总赊。”毛有“帝子乘风下翠薇”,“不周山下红旗乱”,“吴刚捧出桂花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恒鸟”指老干部,“玄圃”,在昆仑之巅可通天,老干部们已饱尝毛式共产乌托邦滋味,“嫦娥”指江青,毛死,江青空守长命不死的仙丹炼炉。

余先生是历史学家,但难以克制对毛的厌恶,称其“对毛的成见牢不可破”。他认为毛具有秦始皇和明太祖的“所有负面”,在20世纪世界史上与希特勒和斯大林“属一丘之貉”,而其“终极性历史命运”将远不及希特勒和斯大林。中国人看重“德业”,毛的评价“不容乐观”。

40年过去,看来余先生对毛的历史命运的评价有些乐观了。2011年6月30日,薄熙来在重庆奥体中心召集10万人歌咏大会,邀请了全国108个“自发组织”的红歌队,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一半歌曲是歌颂毛泽东的红歌,其中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年近90岁的亨利·基辛格也坐在主席台上,他肯定不能与10万中国人齐声高唱,但那种震天动地的气势,恐怕震撼了这位前美国国务卿。——21世纪,那里还可见到这种场面?重庆3200万人,唱红歌25万次,1.8亿人次参加。

看看近期习近平对毛泽东、马克思的重新评价可知,毛泽东不仅阴魂不散,分明正卷土重来。最近,听说台湾政客宋楚瑜和柯文哲见面,竟背诵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真是匪夷所思。

一、毛诗时代背景:忧患时世,宏词大句时代

文章本天成,诗人都是灵心善感之徒,但再天才的诗人也是时代之子,既难抑内心冲动,也需听从时代呼唤。“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首,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如此,枭氓也如此,毛泽东即一例。不了解毛的时代,就不能了解毛的思想渊源,就不能读懂毛的诗词。南怀瑾说他的时代是“亦旧亦新”,应再加“亦东亦西”,新旧东西,大概可以概括毛时代。

这个时代,忧患之深,危机之重,变异之剧,前所未有。就文章诗词言,“微言大义”、“言近旨远”“温柔敦厚”等传统标准已难以应对,中国进入极端言辞、宏大叙事时代。试略举例。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康有为不仅力主变法图强,还以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公理自命;梁启超:四千年大梦之惊醒;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鲁迅:中国历史就是一场人肉筵席,中国文化即“吃人”;平和谦逊的胡适也有这种诗句: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连四川无行文人吴虞也出口就“打孔家店!”;另一名川人李宗吾把中国智慧概括为“厚黑”二字。一言以蔽之,老大中国不行了。

毛是湖南人,湖南是中国近代最保守又最激进的省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经世致用”主要落脚在湖南,王夫之“道随器变,因时万殊”尤其为湘人所重。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胡林翼、谭嗣同都是慷慨激烈、“老谋深识,烛照不遗”且孜孜建功立业之辈,毛早年即袭用胡林翼字号“润芝”为其字。毛泽东曾无数次仰望的岳麓书院门楣横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睥睨天下,口气无两。

与毛先后同时的中共人士也皆好写诗明志。陈独秀: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李大钊:试看将来之寰球,必是赤旗之世界;董必武: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地自由花;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郭沫若:宇宙,你浓血污秽的屠场,悲哀充塞的囚牢,群魔号叫的地狱!

不厌其烦引用,不外证明,忧国忧民、救世救人是毛时代的主题,并非只有毛才志在改天换地。

毛时代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内忧外患、亡国灭种。这种危机既不纯粹缘自中国历史传统,也远非中国独有。亚洲大部分民族——包括人口、土地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已被殖民,向全球扩张的欧洲自身也陷入空前危机。哥白尼、伽利略等天文学家证明,地球并非居于宇宙中心,达尔文考证,人类并非万物之灵。西方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诗歌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的西方文明,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道生、蓝波、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斥之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大限将至的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正在加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坚信,人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诗人的预告。

历史表明,19世纪诅咒并破坏世界最激狂最“成功”的西方“诗人”,是德国犹太青年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喜欢复述《浮士德》里魔鬼靡菲斯特: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其诗作《人之傲》(human pride)里宣告:我把轻蔑的匕首刺进世界的心脏,任凭这侏儒般的巨人倒下,我要像神一样穿行于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足够强大时,我将与上帝平起平坐!

请留意“当我的话语足够强大时”,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凭什么向世界宣战?那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还属子虚乌有。凭一种愤怒、仇恨、意志、气质,一种诗人气质。历史还表明,现代人类,征服世界除了帝国势力、坚船利炮、金钱、科学技术,最后出场并翻天覆地的,却是思想、理论,是诗。

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作品,第一乐章。文学诗歌是苏联的国家事业,共产党人的统治重器。(列宁1924年去世,苏联在1925年设立“列宁文学奖”,奖金10000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工资。1939年斯大林60寿辰,苏联设立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金100000卢布。中共作家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贺敬之《白毛女》先后获奖,都是腥风血雨的农村土改。(顺便提一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文学艺术的狂热之徒,造诣还不浅。)就才华和气质而言,毛泽东大概居三流诗人,但他拥有某种诗外功夫,却为所有诗人莫及。

二、《沁园春·雪》:毛的政治宣言

中国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孔子称“思无邪”,历代诗论词论汗牛充栋,举世无双。《毛诗·序》、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安《淮南子》、曹植《典论·论文》、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袁枚《隋园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几乎道尽作诗填词的奥妙精髓。到王国维《人间词话》干脆以词喻诗词,集联晏殊《蝶恋花》、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辛稼轩《青玉案·元夕》三句词,总结诗词“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上境界,毛多而不少具有,他还有两法,史无前例。

毛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词作是《沁园春·雪》。这首词写于1935年底,10年后带到重庆,通过四个渠道公之于众:《新民晚报》文艺副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中苏文化友协理事、中共地下党员王昆仑、《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夏衍和南社诗人柳亚子。对诗词并无造诣、年轻左倾的吴祖光在按语中推重毛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柳亚子则称之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柳亚子曾在1945年重庆期间称颂毛泽东“中山卡尔双源合”,开中共颂圣谀词先河。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柳一边在《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继续称颂毛“开天辟地”,一边表白自己不是“夺席谈经”的多嘴之徒,也非“无车弹铗”索取无度之辈,而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的有功之臣;一边向新皇以索要颐和园为名争列帝师之尊:倘使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一边要挟毛,若不识其材遂其志,便要仿效严子陵隐居游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刚刚登基,就一反其在重庆书赠其《沁园春·雪》给柳时称其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的谦卑之态,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讽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沁园春·雪》表达的貌似一个老旧主题:江山与美人。直接的灵感当然来自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四字,境界开阔而浑然天成,后续寥寥数言,不仅囊括毛覆盖毛,兴叹之沉郁、吟咏之悠远更远非毛可比。东坡只叙周郎一人,新婚燕尔,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字句灵动飞扬跌荡回环,毛罗列帝王暴君,铺排风景,合掌犯复,不厌其烦,——苏、毛之间悬隔,何可以道里计?故国神游……人生如梦,毛何曾有这等感喟。“江山多娇”就必然“折腰”?毛的反应过于本能化,被一种生物性占有欲念支配。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纯美真情常存于彼岸,无限之美游荡在无限空间,可远观爱慕,任何炙手征服皆成亵渎。山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1960年代由关山月、傅抱石绘制,挂在北京人大主会堂,是神化毛诗词的第一件作品。毛所思所求,只在据为己有,格调下流自私,毫无浪漫高贵可言。毛《沁园春·雪》的源头,则系孔子一句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毛一类狂徒,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有说《沁园春·雪》轰动重庆,国民党组织反动文人围攻,其实蒋介石对舞文弄墨写诗填词没有兴趣,诗骚歌赋词曲统归“集部”,在中国正统文化中只居其末。重庆报纸曾有十来篇和词,主要为郭沫若、柳亚子等左翼文人,批驳者王新命、易君左等不过反感毛在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之际,鼓吹帝王崇拜。毛泽东后来为自己辩护,《沁园春·雪》是反对封建主义,歌颂无产阶级,——人们实在难从“文彩”、“风骚”、“风流”里看到普通工人农民的影子。其实,《沁园春·雪》是毛的政治宣言:继承历代帝王,统治中国。1945年,很少有人把毛关于江山美人的寓意当真。人们不会仅仅根据一首词作判断作者的政治意图,——毛的冒险天性蒙蔽了世人目光,人们不太拿如此露骨的帝王意欲当回事,——不过是毛诗人的浪漫文字而已。

公开评毛诗词,只有重庆一次。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毛泽东诗词与其人其事一样,再无人能够评论。在海外,也无人管窥毛的思想与其诗词的主从关系。

关于《沁园春·雪》,有说是胡乔木所写。胡在晚年曾出版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忸怩作态,恐怕没有什么人读过。1964年《人民文学》突然发表胡16首诗词,胡称他写旧体诗词,“由一时风尚”。其实就是毛泽东、郭沫若几人发表格律诗词以作政治权争工具的“风尚”。1961年,胡倒是写了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除了颂圣,还为毛文过饰非,——中国已饿死四千万人。胡称毛“对其习作终日把玩推敲”,并逐字修改,“点化成金”。1966年江青曾训斥胡乔木说,主席为你的诗词费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干扰主席工作。毛若在(即便江青在),胡敢说《沁园春·雪》是他的作品?中国有太多无聊无行无耻文人,这也是毛忘乎所以的时代土壤。顺便提一句,有说“重庆谈判”是场“鸿门宴”。若真是“鸿门宴”,蒋介石就应有手段,做一次不守诚诺的小人,不放毛回延安,《沁园春·雪》恐怕就真成毛泽东的“千古绝唱”了。

三、毛“诗外功夫”:泛滥成灾

目前中共官方指认的毛泽东诗词大约60首,有人算过,3997字,毛写作时间60年左右,大概一年一首,作为诗人,产量不高。毛诗正式公开发表于1957年《诗刊》,18首;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37首,1976年增为39首,1986年毛泽东死10周年,邓小平题写书名《毛泽东诗词选》,50首。其间其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等机构陆续刊发,大约60首。文革前发行量已超过5000万份。

文革是毛泽东诗词泛滥的巅峰时期。除马恩列斯鲁迅外,全中国只有毛一人,数以亿计的毛语录、雕像、照片、宣传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辟“毛泽东诗词歌曲”专栏,从早到晚广播各种曲目的毛诗词歌曲。无数红卫兵、造反派用毛诗词字句取名,甚至用毛用过的词牌取名:满江红、蝶恋花、西江月、菩萨蛮、水调歌头、如梦令、沁园春。

武斗死人,必用高音喇叭播放《蝶恋花·答李淑一》或《蝶恋花·从汀洲岛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陈寅恪暮年,红卫兵在他床头播放《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被强迫喝自己的尿,并听任红卫兵在他耳边高吼《七律·送瘟神》。广西宣武县造反派一边唱毛泽东诗词歌曲一边吃“地富反坏分子”。湖南道县红卫兵一边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用斧头柴刀砍杀。

我为自己算过,文革十年,平均每天听一首毛诗词歌曲,计有3600次,毛诗词60首,每首听了60次。这60余首诗词4000来字,每个字上大约有10000多颗人头。如此普及,灌输,古今中外所有诗人,谁有如此“诗外功夫”?

四、杨朱“贵我”与“通今”:深契毛心

从毛泽东诗词的精神世界看,贯通毛一生创作的是一种古典和现代诗人不曾有过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毛说,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当然指以他为首的中共——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只有这时,中国人才找到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种最科学最先进的宇宙观(近期习近平外访西方时,称世界上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知是忽悠世人还是意味着放弃马列主义)。

毛泽东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天性和早期人生哲学形成大有关涉。1913年,20岁的毛就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时,在《讲堂录》论及杨朱,即孟子所称“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贵我”祖师爷。杨有诗人脾性,临岐路而泣,极端多愁善感,但真正打动毛的是杨朱的是非价值观。杨朱不否认舜、禹、周、孔为四大圣人,桀、纣是两名暴君,四圣流芳千古,二暴遗臭万年。但前者“苦以至终,无一日之欢”,而后者“借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御群臣,威足以震四海。言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寝宫,纵欢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此天人之逸荡放纵者也!(死后)虽称之弗知,虽毁之弗知”,不就是毛得天下后的写照,——当然远不是完整写照。

毛发挥道,“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毛以杨式圣贤自命,称“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毛由衷欣赏“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并进一步阐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毛于是得出两点结论,一,贵我,“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二,通今:“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中国古代影响毛的首推法家,其次就是杨朱,毛是杨朱的真正传人。

毛青年时代在长沙、北京、上海网漏吞舟地读过一些经日本传入的欧洲19世纪的杂乱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生命虚空论、尼采超人哲学、赫胥黎天演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杜威实用主义。德国思想家菲特勒·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最契和毛的心智。北大教授杨昌济把此书作教材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时,他肯定始料不及,他未来的女婿从中获得的灵感将把中国引到何种田地;泡尔生也绝对想不到,他居然会有一名东方弟子,把他的伦理学发挥到何等荒谬绝伦的程度。毛泽东为《伦理学原理》写下12000言心得(用白话文恐需20万字),超过一生所读。

泡尔生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我是宇宙唯一中心,万物因我也为我而存有,此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畴;二,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我不予思考也不对其负责;三,破坏乃最高创造法则,必须毁灭旧式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此三者,不仅为宇宙法则,也是最高和最后之人类道德。毛举一反三:宇宙间可尊者唯我,可畏者唯我,可服从者唯我。毛以“深谷的强风”、“恋人无可压抑的性欲”形容“真正伟人的本性”,认为和平令人难以忍受,混乱才是历史生命进程的动力,深信“宇宙之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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