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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吴所长宁折不弯

我所在的小镇有两位比较出名的医生,一位是街南头的老中医张立正,一位是公社卫生所吴所长。乡民有个头疼脑热,都喜欢找他们看看。

吴所长当时不到40岁,清瘦个,皮肤白皙,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温和。他毕业于卫校,在卫生所当医生十几年了。一次奶奶领我找他看病,从他与奶奶的聊天中,得知他老家在刘昇,在我们小镇东边,相距有30里地。

1966年的冬天,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到处都在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走资派。

正如前文所述,我所在的公社副书记被打成了走资派,学校的老校长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吴所长这位文弱书生,则成了“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卫校毕业生,基层卫生所的医生,竟然成了医学上的反动学术权威,这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像吴所长那样有学历、懂专业的人不多,吴所长在我们小镇算是文化比较高的人,在乡民中又有一定的威望,再加上他在文革初期站错了队,被打倒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被打成反对学术权威后,吴所长就不能再给乡民看病了,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检讨和接受批斗。

刚开始批斗他时,言辞相对还比较温和,吴所长也从善意出发看待眼前这场文革运动。吴所长真诚地检讨自己,剖析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比如,他说自己的医术不够精湛,与党和人民的要求有很大距离。有些病限于卫生所条件简陋,没办法治;而有些病,本可治好却因业务水平不过硬,只得让病人转到上级医院治疗,加重了病人的负担。以后要努力钻石业务,提高医术水平,更好地为乡民服务。

然而,吴所长的真诚并没有取得造反派的同情和谅解,造反派的本意就是要打倒他。所以,越到后来火药味越浓,批判会逐渐演化成人身攻击。比如,有说他不学无术,徒有虚名的。有说他故意装好人讨好病人,骗得荣誉的。甚至于把那些危重病人因没有抢救过来,也把责任推到他头上。总之是满盆子污水泼向他。

他明白了,那些人是在有意整自己,检讨和辩解毫无用处。他深知,那些整他的人,有的是因胆小而卖友求荣,急于表明自己是在步步紧跟毛主席,以免文革这场灾难祸害到自己头上;有的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利用文革的便利,故意构陷、整治他人,把他人当做垫背的,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还有的是借机泄愤报复。当然,也有真正的糊涂蛋,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防止中国变成修正主义,被人当枪使,自己还浑然不知。

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以后再批斗他时,他不像先前那样配合了,而是缄口不言。

这更激起了造反派的恼怒。那时候武斗虽然还没有开始,但“车轮战术”却相当普遍。即,谁要是不按造反派的意思去检讨,造反派就轮番上阵,无休止地召开批斗会,让被批斗者不得安宁,从精神上折磨批斗对象。

造反派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吴所长的批斗会至深夜,还隔三差五在吴所长的卧室门口张贴“勒令书”,勒令吴所长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写出书面检讨,否则,“后果自负”。

那时候,许多单位的一把手或副手,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或“黑帮分子”,都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但多数挨整的人比较顺从,造反派叫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些人拼命糟蹋自己,以求自保。

吴所长虽说学历不算高,但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正直磊落和坚贞不屈的操守却深深蕴藏在看似柔弱的身躯里。批斗他时,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既不检讨,也不辩驳。

也许吴所长对那些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玷污他人清白,贬损他人人格,践踏他人尊严为乐事的人,鄙视之极;也许吴所长愤怒到了极点;也许他预感到接下来的风暴会更剧烈,他无法承受。

1966年隆冬的一个上午,人们没有发现他的身影,就到他宿舍里查看。吴所长已诀别人世了,桌子上放着没吃完的安眠药。

消息一传开,小镇上许多人去送别吴所长,都说吴所长是个好人。我特地跑到他宿舍里,只见他面色苍白,面颊深陷,静静地躺在床上。

吴所长宁可一死,也要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做人的尊严,以脆弱的生命践行“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

他以飞蛾扑火的悲壮表示对文革的强烈不满,他仿佛是一把刺向邪恶的利剑,又似一束黑暗中的火把,照亮苟活者的灵魂,促使人们警醒。他是悲催的,也是伟大的。

吴所长是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是位值得记念的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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