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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殇 出路难寻

继查理事件后,巴黎再度发生惨绝人寰的恐怖攻击。基于抚平创痛、激励士气等因素,法国总统奥朗德迅速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前往波斯湾,进行密度更强反击更快的报复。我们可以理解法国的行为,也可以预料到之后数日数周IS将受到大规模的导弹攻击与空袭,但需注意的是,若无完整的战略规划,这样的反击反倒显得法国与西方的失措无力。

原因在于这场战争早已不是对IS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它更涉及法国,乃至于西方世界内拥有国籍或居留权,而同情参与IS的人民,易言之,它变成了“内战”。无论是来自外部或是根植内部的恐怖分子,都显示出心理异常的倾向。这种异常已经超越宗教意义:真主、圣战、死后的天堂处女等,只是种种抹去罪恶感的借口。实际上,他们反映出的是一种去文明化的原始嗜杀、一种崇尚暴力的征战气概。这从IS公开招兵买马的资讯,如视讯影片、网站,可知他们试图透过血腥来传递一个冒险犯难的乌托邦世界,吸引各国社经状态衰弱的人民投入。

西方世界不是没有注意到此类变化。就欧洲来说,在查理事件结束后不久,欧盟于今夏通过了所谓的内部安全战略(Internal Security Strategy),针对2015到2020五年欧洲可能面临的威胁作出回应。当中便有相当程度着墨于欧盟人民的恐怖主义议题,进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像是人民利用申根区内部的大众交通工具移动,必须提供PNR(乘客姓名纪录),以加强监控。这算是相当大的突破,因为欧盟不久前才刚抨击美国的棱镜计划(PRISM)侵害人权与民主价值,但在越来越强的恐怖攻击压力下,亦不得不限缩公民自由。只是未料到这份战略才通过没多久,就立即陷入考验。

安全与人权的两难

其实,法国、西方世界并非没能力管控恐怖主义,只是一旦权衡人身安全与人权自由,便会陷入难以拿揑的两难。举以色列为例,它应该是遭受最多恐怖威胁的国家了。从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达到高寐,2001到2005年,据不完全统计,以色列内部死于恐怖攻击的有一千一百多人,伤者超过数千;但2006到2009年,死亡人数减到179人左右;2010至今约149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间固然有以巴和谈等外在因素缓和,但以色列内部采取的反恐措施也不能忽视。

据文献显示,以色列是利用网络分析等运算技术,找出恐怖攻击的最可能地点,以及恐怖组织的据点等资讯。这类技术并非天方夜谭式的凭空想象,而是透过数据评估结果。例如2005年伦敦的地铁爆炸事件,那三个被炸的地铁站都在英国安全单位模拟最可能发生的名单上。问题是知易行难,即使可以预测地点,也难保万无一失。以色列提出的对策是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转译成中文便是先下手为强、甚至是宁杀错不放过,先找出潜在对象再加以“解决”,来减少恐怖事件发生的机率。

这当中当然有很多法律道德问题,以色列亦不讳言,在行动当中,可能会卷入无辜的人民。且不论须花多少时间、费用,以色列曾经计算过,若要解决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可能需赔上4.3个平民性命。如此做法争议过大,欧盟应不会明目张胆地采行,但若西方及阿拉伯盟友们不肯真正出力根除IS,则欧盟仍就得在人命与人权问题上挣扎,势必付出更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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