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2011年的政治改革，我也不会说这样的话。”坐在我对面的缅甸工商总会秘书长莫明觉（Moe Myint Kyaw）在一小时的采访中不时语出惊人。自缅甸宣布改革以来，他时常陪伴部长们出国介绍缅甸投资前景。一口流利的英语，常让他在欧洲、新加坡、泰国等地自如演讲。
不过，这种风光在他看来并不算什么。“他们（指现任军政府）知道海外投资的重要性，所以经常将我带在身边，他们想对全世界说自己在改革，但这只是说说罢了，”莫明觉说，“（他们的）想法和思维都没有太多改变。”
“过去四年，确实有许多国际企业想来缅甸投资，但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地开始在这里开始。”这话并不是耸人听闻。在缅甸一周，我见到的许多生意人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些哪怕已经在此已有足迹的企业，也只是小规模投资，不敢将资金大规模转移至此。
跨国企业担心，缅甸的基础设施贫乏、国民技能不足，还有行业标准不健全与法治薄弱，以及根深蒂固的贪腐都可能让他们的努力功亏一篑。
“我们太需要改变了”
莫明觉说，他很清楚国际企业的担忧，但他似乎也很无奈。作为偌大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他也曾经战战兢兢地希望说服最高决策者让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让中小企业活跃起来，并保护他们的利益。换而言之，他是缅甸版的“改革派”。
他今天这样说话，执政当局不会来找他麻烦吗？缅甸虽然有了民主选举，但军方在政治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小觑的。“是的，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议价能力。我们是缅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因此他们不能忽略我们。”
虽然莫明觉对缅甸现在的执政者颇有腹诽，但他们也并不是对他的工作一点都没有支持。去年，缅甸在私营企业间建立了工作小组，将各个行业的行业领袖组织起来进行对话。
“我时常在想，环顾我们的这些亚洲邻国，大家都发展地都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缅甸会这样垫底？”他说，“我们太需要改变了。”
“这里的大部分人想要改变，不仅是政治上的改变，我们也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态度。”但这并不容易。根据他的估计，这一过程至少要持续5到10年。
中国投资争议源自腐败
作为缅甸海外贸易的形象大使，莫明觉说缅甸欢迎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从农业到基础设施到稀缺资源行业。他也希望那些有才华，曾经却因政治原因背井离乡的缅甸人能够早日回国效力。
在投资缅甸的国家中，中国或许是最惹人注意的。在缅甸受到西方制裁的几十年中，中国出于地缘优势和政治影响力，在缅甸进行了不少的投资。外加许多华人自二战后迁至缅甸，华人企业主在缅甸随处可见。
不过莫明觉却对今天来自中国的公司心有余悸。他说，他对中国的政府没有看法，但他总是对来缅甸经商的一些中国企业避而远之。“首先，他们在跟你交谈时总讲中文；其次，我总担心被中国企业所骗。”“中国企业在这里并没有良好的声誉。”
对许多缅甸以外的中国人来说，直到两年前中国的水坝项目被迫叫停，或许很少知道中国在这里的投资规模。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与基建合同项目共近60亿美元。
水坝项目被叫停，矿场被迫停工，让中国企业蒙受了不少损失，也激怒了不少中国的企业家。莫明觉辩称，这并不是因为缅甸对中国的态度突然有变，而是这些项目从一开始就不公开与透明，项目进行过程中当地民众被无故牵扯，地方政府又不作为。
“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腐败，腐败让缅甸的资源都被挖走了，没有一点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莫明觉对我说。“若总统当时不叫停这些中国投资项目，（未来）可能还会出大问题。”
应对腐败‘零容忍’
尽管对中国的企业心情复杂，但莫明觉说，在缅甸决策圈内，人们也经常讨论中国。看到中国这个邻国从贫穷落后到今天，中国这是缅甸执政官员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我问他，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激励官员坚持改革，让官员大胆创新，放手去干。缅甸的官僚体系并不比当时的中国简单，那缅甸现在刚开始工业化，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吗？
“不，完全不行，我们应当在一开始就清理腐败，”他的回答十分坚决。“如果我们对腐败有所容忍，那些腐败的官员会利用任何一个腐败的机会的。我们应当对腐败零容忍。”
那怎么做呢？“很简单，让官员拿到适当的工资，”他说下一届政府就应当这样做，高薪养廉。他还说这并非他的创举。在亚洲国家，新加坡时常是被看作清廉与高效政府的典范。莫明觉也时常去新加坡演讲与招商。“亚洲国家，我最欣赏的就是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