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惠荣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宁惠荣
受访时间：2015年7月31日
受访人简介：宁慧荣，男，满族人，基督徒，出生于1946年10月，原籍北京市，1966年8月赴新疆“支边”，供职于新疆哈密地区盐化工厂。2003年，因抗议警察滥权的行为，走上维权之路。2007年开始赴北京投诉。2009年9月，向北京市治安总队提交“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被指控“寻衅滋事”，遭到逮捕。2010年1月，被新疆地方当局判处三年半监禁，在新疆吐鲁番监狱服刑，因拒不认罪，未获减刑，2013年3月刑满出狱。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原因。
宁惠荣（以下简称“宁”）：这最初涉及到我儿子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我的儿子出生于1983年，还是在2003年时，他和一位朋友在一户人家那里偷了一部手机，并且将手机卖掉换了650块钱。
那些天，我看到儿子花钱大方，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在我的逼问之下，儿子说出了实情。于是，我主动把儿子交给了公安部门，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自己家教不严，也是想让警察好好管教管教他，让他记一点教训。不过，当时我的想法也就是希望将他拘留几天，儿子刚满19岁，并不是那种特别坏的孩子，在此之前，他从没有过什么偷盗、打架斗殴等不良记录。
但警察却因此定了我儿子三年监禁，这让我始料未及，我认为警察量刑过重，有涉嫌滥权的行为，更令我不安的是，负责我儿子案件的警察刚好在事发之前同我们家有过过节，因此，我怀疑是这个办案的警察借机对我进行报复。
为了替儿子讨得一个公道，我开始向新疆地方各部门投诉，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维权者之路，但直到儿子刑满出狱，我都未获相关投诉部门的实质性回应。2007年6月，我从新疆来到北京，控告新疆地方当局的行政不作为。2009年9月，我再次向北京市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此前，我曾申请过好几次，既得不到批准，但警察也没有对我进行过报复，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就在治安总队接待大厅的申请过程中，我遭到了警察的逮捕。
马：您认为警察对您的逮捕行为是合理的吗？
宁：当然是不合理的，首先，《宪法》第35条明文规定了公民有集会游行的示威权，警察用暴力来对待和平示威者肯定是一种违宪行为。况且，我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示威行动，还处于向警方申请的过程中。
我认为，作为维权者，即便他的投诉诉求是不合理的，哪怕他确实是在无理取闹，但维权者因此行使和平示威权却是完全合法的，只要他的行为不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因为示威权本身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比这更荒唐的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我被指控“寻衅滋事”，被判处三年半监禁。而在我的判决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我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完全是欲加其罪的构陷和栽赃行为，有过维权经历的人们心里都清楚，那些维权者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投诉，他们希望北京政府能够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往往遇到官员连说话都不敢大声，怎么可能去起哄闹事，而且，起哄闹事本身只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但这样的模糊词条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刑法》第293条的法律规定中，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警察给那些无辜者定罪在利用法律方面的随意性。况且，政府机关的接待大厅并不是公共场所，它只是政府机关的办事机构，即便是公民们不满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即便带有个人的主观情绪，发发牢骚，也不应算作是犯罪行为，而我在提交报告时，完全没有这种情绪，我是在接待大厅的复印室复印身份证明的时候，被警察逮捕的。
还有更荒唐的，那一天是2009年9月14日，警察把我从北京市治安总队的接待大厅一路拖到外面的警车上，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对我进行了施暴，我全身上下伤痕累累，这在海淀区看守所进行身体检查时都有记录。一开始，警察将我送到海淀区双榆树派出所，后来又连夜将我送进了海淀区看守所。因此，自9月14日晚上开始，我就被送进看守所的监室内。但是，在我的案件判决书上，却稀罕地记录我在第二天，也即9月15日，又被警察抓过一回，并且判决书还指我有“袭警”的行为，说“警察把在逃人员抓回”。我看到判决书后感到莫名其妙，因为9月15日那天我已经被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的监室内，怎么可能还会有“逃跑”行为，而且还“袭了警”。而且，在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内容，但在法院判决书上，却出现了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怪“事实”。
后来，我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法院在对我定罪量刑的研判中，如果单纯从我提交“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这一行为来考量，凭这一点给我定罪是很牵强的，更何况还要加重判罚我三年半监禁（显然，为了达到惩罚的实际效果，要比我儿子的刑期还要加增半年）。于是，为了给我定罪，就故意虚构和捏造了这样一条完全不存在的“犯罪事实”。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司法观念之下，“袭警”和“越狱”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罪，警察和法院怎么定行为人的罪都是不过份的，他们不需要去考虑行为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实施的这两种行为。
我在海淀区看守所一共羁押了不到十天时间，在“十一”前夕，我新疆警察押送回了新疆原籍地。
马：在海淀区看守所被羁押期间有没有令您感到印象深刻的事情？
宁：在海淀区看守所，印象深刻的是在押人的生活待遇非常糟糕。当时整个监室一共羁押了四十多个人，非常拥挤，因为炕铺不够用，所以就安排十多个人值晚班，值班人员站成一排，不允许相互之间说话，不允许随便走动，因为每个班次是两个小时，值班人员必须一动不动地站两个小时，我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但是也必须要值班，我受不了，几天下来，我头昏脑胀，全身都难受，为了抗议看守所这种非人道的虐待行为，最后几天，我开始绝食。在监室里，只有牢头狱霸不需要值班。
在海淀区看守所，牢头狱霸的权力是很大的，在押人连上厕所都必须经过牢头的同意，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不仅是牢头的权力大，而且连牢头下面的马仔，也同样可以限制其他在押人的权利，因此，连牢头下面的人也是不能得罪的。有一次，牢头下面的一个马仔说：我没有权利让你上厕所，但是我有权利不让你上厕所。如果他对某位在押人有成见，在牢头还没有发话同意之前，抢先说不允许你上厕所，这样，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呆着了，因为牢头会照顾他手下亲信的面子，不会同意让你上厕所的。这些其实都是虐待在押人的不人道行为。
在海淀区看守所，在押人的伙食待遇也非常差，不过，我还是赶上了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所谓的“改善伙食”，其实就是在平时的菜里面加了一些鸡蛋，但是，等这些菜送进监室之后，负责分配的是牢头手下的马仔，他们会把菜里面的鸡蛋提前一点一点全挑出来，等到给牢头狱霸留足了以后，再分配给其他在押人。
因为人多，所以每位在押人能分到的鸡蛋非常少，用现在家用的小汤匙，大概三分之一小汤匙的量，一丁点儿。而且，在押人分到了这点鸡蛋，都必须马上毕恭毕敬地要向牢头点头致谢，要说感谢牢头之类的吹捧话，这是每个人都要说的。看上去，这点儿鸡蛋都是牢头给其他在的人的一种布施和施舍的行为，他们正是借这种日常行为来树立牢头的特权权威，以及摧毁其他在押人的自尊心。
我被新疆警察带回到原籍之后，被羁押在哈密看守所。
马：请谈一谈您在哈密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宁：我被送到哈密看守所是在2009年9月底，直到2010年4月才离开，被送往吐鲁番监狱服刑，一共在哈密看守所羁押了半年时间。
相比起北京的看守所，哈密看守所对在押人的管制就要宽松很多了，我所在的那间监室只羁押了十四、五位在押人员，虽然监室的面积比海淀看守所稍微要小一些，但因为被羁押的人要少很多，因此，不像海淀看守所那样拥挤不堪，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平躺着睡觉，因为都能够睡觉，所以也不用安排那么多人值班，每个班次只安排两个值班人员。
监室同样有牢头，牢头占用的铺位是最宽的，他一个人要占两个人以上的铺位，我在哈密看守所没有换过监室，但换过一次牢头，两个牢头都是维族人，在监室里，维族人和汉族人基本上对半，我刚进去时，牢头很快就离开了，由另外一个维族人接他的牢头位置，他也刚从别的监室转过来的，这个牢头三十多岁，是个已决犯人，因为涉嫌杀人被判处死刑，但他不服审判，还在上诉。
这个牢头有一个生活习惯，在中午休息和晚上睡觉，专门安排一些性格比较软弱、或者是新送进来的在押人为他做按摩，他平时也虐待其他在押人，但程度远不像北京那样严酷，有一个小孩，年纪不大，二十来岁，因为偷盗行为被送进来，他是从农村来的，不会说汉话，在监室里，不管是维人、还是汉人，都是用汉话交流，这个小孩因为不会说汉话，因此显得有些不合群，平时就显得少言寡语，于是牢头就老拿他开心，有事没事欺负这孩子，往这个小孩的大腿窝子里使劲掐一把，这个孩子受不了，疼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声来，经常会发生这种虐待场面。
打架的事情发生过一次，那是发生在2009年冬天。在监室里，在押人干活是有规矩的，新进来的人首先必须擦地板，包括清理卫生间，也就是整个监室里最脏、最累的活由新进来的人干，当时干这个活的人是一个汉人，他还是个技校的学生，刚毕业还在实习，就在实习期间，他偷了一台电动车，于是就被送进来。
不久，送进来一个维族人，他正好和牢头认识，于是，牢头不让他干活，还是由那个汉人学生继续擦地板。后来，又送进来一个人，还是个维族人，巧合的是，他也认识牢头，于是，牢头还是安排那个学生干这个活。这样，这个汉人学生就有不满情绪了，结果被揍了一顿，当时动手的是这个牢头的手下，也是个维族人，将那个汉人学生摁在床上暴打，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去劝阻，最后还是狱警在外面喝止住的。不过，打人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也没有调监，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不过，总的来说，在押人之间相处还算是比较融洽的，其实每个地方的看守所对待在押人的态度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看守所不同的监室，乃至同一个监室换一个牢头，对在押人的生活都会有很大影响。当然，看守所从来不承认里面有“牢头”这一说法。
在哈密看守所，在押人都能吃饱饭，至少在我所在的监室是如此。刚进去的时候，一顿只发给在押人一个馒头，我吃不饱，于是写了个报告给看守所的教导员，结果，这个教导员很快就带了个厨师过来，那个厨师还带了个馒头，等给我馒头之后，他又问：谁还不够吃的，请举手。结果整个监室的在押人都把手举起来，从那天开始，我们那个监室对在押人的主食就不限量了，别的监室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
虽然在押人平时也要“坐板”，和别的看守所一样，但相对比较而言，名堂远没有北京的看守所那么多，坐板的时候在押人可以放松，不是一天到晚都板着脸一本正经的坐着，中间还会不时有休息时间，坐板期间，牢头也不会刻意去找在押人的茬。到了晚上，在押人可以凑在一起玩扑克牌，或者下象棋。监室里有电视，但《新闻联播》也不是强制必须看的节目，在押人可以自行调换电视频道，没有电视遥控器，如果在押人想换电视频道，直接用手去按电视上的频道按钮。电视甚至还可以整夜不关，值班人员可以看电视来打发时间，他们在值班期间也不用傻呵呵的一直站在那里，可以坐着看电视，这都是和别的看守所不一样的地方，接近于一种类似正常人的生活。
我刚进去时，因为患有高血压、年纪也大，看守所的教导员还专门找那个牢头谈话，让牢头不要安排我值班，不让我干活。但是，在看守所，被关押人家属往里面存的钱，存钱卡狱警让牢头保存，购物登记，用多少钱的清单牢头只是草草地念一遍，并且不公开账目，因此账目不清。
马：请谈一谈您在哈密看守所遇到的一两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宁：有一个畜牧局防疫站的官员，姓张，是个副处级，他是因为涉嫌贪污遭到逮捕，被指控贪污了十万块钱的公款，羁押在我所在的监室。但据他讲，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完全是一种构陷，他说，他之所以遭到逮捕，其中的故事非常复杂，当时的地方政府和一位私人企业主合作，建了一个奶制品公司，而政府方面则由畜牧局出面代行政府的管理职能，这个奶制品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向社会集资了很多钱，但像这样的企业，内部管理是非常混乱的，并且长年处于亏损状态，这样，管理的官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这个瘫子却一天一天烂下去，结果这个包袱越背越重，最后让他来收拾残局。
因为企业没钱，但那些到期的社会集资款又要归还，于是，他就想办法，做通那些集资户的工作，将到期需要归还的集资款转为企业的股金，当然，他做一切都是经上级同意的。
后来，他被以贪污的名义抓进来，实际上这笔钱只是涉及一个银行转帐的问题，而且单位的财务人员都知道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因此，这个贪污的罪名很牵强。但政府为了甩包袱，把这个企业的亏损责任推给他，后来，又干脆给他安了一个私分国有资产的罪名，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公司的股权全部分给那些集资户了，等到他出事，当初那些同意他这样做的官员也全都翻脸不认帐，这个奶制品公司的问题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这位姓张的官员相当于做了一个替罪羊，后来，我听说他被判了十三年监禁。
等到我快要转监时，我所在的监室转过来几个新的在押人，他们都是维族人，因为“七五”事件遭到逮捕的，他们都从别的看守所转到哈密来，可能在先前的看守所受到狱警的虐待和整肃，刚送过来时，他们见到狱警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恐惧，都不敢抬头正眼看狱警，只要见到狱警的身影，马上抱头蹲下。
后来，我们同监的在押人告诉他们，说这里没有这样的规矩，见着狱警不用抱头蹲下，他们才慢慢地放松下来。我和他们在一块大约呆了一个月，才正式转监，给我的印象，这些维族人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既没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也没有那种刻骨的仇视汉人的极端心理，大家整天在一块聊天，都是有说有笑的，但这些人判得都非常重，其中有一位，说他推倒了马路上的隔离带，他被以“破坏公共交通设施”遭到审判，领了个“无期”。这个维族人在看守所的时候，还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后来也转到吐鲁番监狱服刑，到监狱之后，他就不像看守所那样放松了，被整得服服贴贴，连话都不敢说。
在哈密看守所，汉族人和维族人不是分开关押的，而且，维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交往也没有什么心理隔膜，相处得比较融洽，看不出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也看不出这些维族人有什么极端的极端宗教主义的倾向，都是一些普通人而已，这是我的一个观感，我听说在南新疆地区，民族矛盾要尖锐一些，但在哈密地区没有那么严重。
马：请谈一谈您在吐鲁番监狱服刑的生活经历。
宁：我的案件是在2010年1月审理并宣判的，我被指控寻衅滋事，被判三年半监禁，2010年4月，我被送往吐鲁番监狱服刑。等到对我的审判结束以后，当地政法委的政情简报还幸灾乐祸的说，宁慧荣的信访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犯人一进监狱，首先就是身体检查，犯人把衣服全部脱光，身上、衣服上都喷上消毒液，然后再用凉水冲澡，当时还是四月份，气温很低，这些转过来的犯人都冻得牙齿打颤，全身发抖，这个场面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们这些新的犯人被分到14监区，也就是“入监教育监区”。按规定，新的犯人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其进行三个月的入监教育，实际上，我只在入监队呆了两个月，就被送到劳动监区。
在吐鲁番监狱，刑事犯送过来时，一般不会挨揍，相反，监狱会利用那些重刑犯人来管理其他犯人，这些重刑犯人主要以杀人、抢劫、贩毒的犯人为主，还有在监狱服刑期间重新犯罪被加刑的。至于那些政治犯，刚送到监狱时，首先都要挨一顿暴打，并且都被打得非常厉害。这新疆，这些政治犯主要是维族人，不叫政治犯，都叫“危安犯”，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的简称。这些“危安犯”被转到监狱时，通常都会遭到一顿暴打，我刚送到监狱时，正好赶上一批送过来服刑的“危安犯”，主要是因为“七五”事件遭到逮捕的，狱警站成两排，让这些“危安犯”进到监区，就那样当着其他犯人的面公开就是一顿暴打，有的警察把电棍插到这些“危安犯”的裤裆里，直接就用电刑。打完以后，让他们排成一排，跪着等着，然后，警察把他们一个一个押到一个叫“特殊询问室”的办公室，把门一关，只听到里面传出惨叫声，这些“危安犯”都要一个一个过堂。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警察闲得无聊，就用脚踩踏那些跪着的“危安犯”的脚后跟，那些被踩到的犯人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只能把鞋撕破，才能套上脚。
在入监队的两个月，我见过好几次这种打人的场面，所以，我当时就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在监狱服刑要比看守所难过得多，因为我的刑期才刚刚开始。
所谓的“入监教育”，其实就是整肃这些新送进来的犯人，主要是“军训”和背监规，熟悉监狱的规则，军训是非常痛苦的，比如说，蹲军姿，犯人双腿一前一后作蹲伏状，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让犯人起来，任何一个姿势，一摆就是一两个小时，这是非常难受的。
对于那些“危安犯”，那就更严酷了，连“军训”都不让他们搞，那时天开始热了，就直接让他们站在操场上，站在烈日下背监规，从早到晚就一直站在操场上。有时，这还不够，把教材放在操场的地面上，命令他们身体躬成九十度，弯脚去盯着地面的教材，一字一句的朗诵，整个过程都由值班的牢头负责全程监视。
按规定，监狱是不允许犯人管理犯人的，并且监狱也从来不承认说监狱有犯人管理犯人的现象，但实际上，狱警很少直接出面管那些犯人。我之前在哈密看守所被羁押期间的那个牢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通过上诉，改判为死缓，不久也分到了吐鲁番监狱服刑，他没过多长时间就当上了犯人的小组长，管着十多个犯人，相当于一个监舍的犯人头，在监狱，这些职位都叫特殊岗位。
这些牢头代表监狱和狱警统治犯人，他们不用劳动，开口闭口就是骂人，叫你站着你就站着，叫你蹲着你就蹲着，不让你睡觉，你就不能睡觉。而对那些“危安犯”，监狱的管制就更加严厉，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要向牢头报告，打个比方吧，如果他想喝水，但哪怕水杯就在眼前，他想拿水杯喝水也必须喊报告，经牢头同意后才能喝水。在入监队的时候，我还看见他们被训练睡觉的流程，在睡觉前，都必须喊报告，经同意以后，从监室面壁站立的一侧走正步到床前，停下，再喊报告。经同意以后才能上床。上床以后，还得喊报告。经同意以后，才能脱衣服，脱完衣服后，还得喊报告。经同意以后，才能正式的躺下来睡觉。十多个集训者像木偶一样齐刷刷地倒在炕铺上，整个流程完全是标准化的、机械化的，完全不把人当人对待，就像动物一样使唤、喝斥，而这些集训都是由牢头来进行的，狱警不会到场。
不仅监狱的犯人由犯人来管理，甚至警察自己份内的事情，也都是由这些犯人来做，比如，所有新来的犯人都需要进行入监登记，监狱必须记录下每个新来的犯人的基本情况，这本来是那些值班的狱警的工作，但这项工作都是由值班的犯人代替狱警来做，包括填写这些新犯人的个人资料，将这些记录存档，保管，我见过犯人的档案盒被搬到犯人住的楼里，有专用的房间，房间内有桌案，由犯人脱产编写、整理。
后来，我到了劳动监区以后，就出现了更多的由犯人替代狱警干活的现象，比如，犯人接见时，通常要由值班的狱警带着，有时就直接由其他的犯人带着，像这些接见过程都是要全程监视，并且要写接见记录的。如果是狱警带着，但狱警有时就懒得写，回头让那些犯人写接见记录，但是这些写材料的犯人当时不在接见现场，怎么写？那就是凭个人想像凭空捏造出一个接见场景。连犯人的出狱鉴定，也是由脱产的犯人来编写的。
对于那些重点监控、重点改造的犯人，比如，危安犯，监狱都必须制订专门的重点犯人改造计划，这个计划要列出改造这些重点犯人的详细步骤，使他们通过监狱的“改造”成为遵守纪法的合格公民。而这些改造计划本来都是由监狱和狱警来制订的，实际上也都是由犯人们负责编写，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这些重点犯人，监狱无非是在他们身上花更多的精力，安排其他犯人对这些重点犯人贴身监视、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比如，探视权、通信权、与其他犯人隔离，等等，也就是所谓的“严管”。
不仅如此，有些狱警自己很私人性的事务，也是由犯人代替他们做的，比如，狱警必须安排专门的时间和犯人定期谈话，了解犯人们的思想动态，并且要有文字记录，因为犯人都是交由犯人来管理，因此，这种定期谈话制度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但是都必须有这方面的文字记录，证明狱警曾经专门安排时间和犯人定期谈了话，这些文字记录的任务也就由犯人来完成。写培养入党积极份子的心得体会，一些狱警是老党员，他们必须写党员思想汇报，像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狱警私人性的事务，但很多狱警都是交由犯人来写，甚至狱警的个人学习笔记，都是由犯人负责捏造、编写。我还看到过有些犯人手里甚至还拿着监狱的机要档案，对于这些所谓的机要档案，就是说，如果不到一定的层级，甚至连狱警都是不能私自察看的，否则就是违反保密纪律了，但是这些机要档案也都是由犯人们来保管、使用。
我也干过这方面的活，干了两年多时间，不过，干这些活不能占用正常的劳动时间，只能在业余时间干，当然，像这样的活并不是每天都要做，基本上，隔一段时间，编写一回。我编造过监狱改造重点犯人的改造计划，还编写过对那些“危安犯”、“刑事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评语，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个统一的格式，比如，对那些“危安犯”，基本评语就是“民族分裂思想严重”、“极端宗教思想严重”等等，拿任何一个“危安犯”去套这些评语都不会出现政治错误，至于那些“刑事犯”，监狱的评语主要有“自私自利”、“爱贪图小便宜”、“不讲礼貌”、“不讲个人卫生”、“生活作风散漫”等等，拿这些评语去套那些刑事犯人，也是八九不离十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或那种坏习惯。外界可能想像不到，对于这些犯人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评语，竟然是这样产生的，狱警甚至连看都不会看一眼，而写这些评语的人，连这些犯人长什么样，谁是谁都不知道，因为除非是同一个监室的犯人彼此认识之外，哪怕就是隔壁牢房的犯人，通常都是形同陌路的，因为在监狱，犯人们之间彼此不允许说话、相互交流，因此哪怕天天在一起劳动，但实际上彼此间都不认识。
还有一种表格，专门记录犯人在监狱服刑期间的日常生活待遇，上面罗列了所有犯人在监狱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比如，有没有受到虐待？生病有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休息时间有没有得到保证？劳动有没有超时？等等，要求每个犯人对每个问题作出是与否的回答，但实际上，这份表格不会发到每个犯人手里，让犯人自己去填写，像我所在牢房的犯人，这份表格都是由我统一来填写答案，当然，填写答案只能倾向监狱方，只能写好的，不能写不好的。等到我填写完之后，再交给每个犯人去签字，一人一张，不仅如此，仅本人签字还不行，还必须有两个同监室的犯人签字作旁证，并且三个人都要按手膜，证明这个犯人的回答的真实性。
这种表格是最频繁的，每隔一段时间，监狱都会要求犯人们填写一回，因此，哪怕犯人在出狱之后，想要投诉在监狱中受到的不人道待遇，都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犯人不可能有受虐待的证据带出监狱，另一方面，他在监狱定期填写的这些表格足以证明他的权利是受到尊重的，不仅有本人的签字画押，而且还有证人，看上去都是那么真实，这也是监狱提前防范这些受到虐待的犯人反控监狱的管理制度，而在监狱，真正享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的犯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哪怕是那些牢头。
马：请谈一谈监狱的劳动制度。
宁：我在吐鲁番监狱的“入监队”呆了两个月之后，又转到十一监区呆了一个月，之后又转到十二监区，在这里，才开始真正的劳动，一转到十二监区，首先就是把我安排在“严管组”呆了三个月，因为我不认罪，算是给我一个下马威。
刚开始，监区做的产品是绕铜线圈，这种铜线圈可能是用于电脑或电视电路上的那种小东西，监区给每个犯人发一个比半个绿豆还小的东西，然后，犯人把细铜丝缠绕在这个小东西上面。我的年龄大，手脚不利落，而且视力又不行，这种活没法干。后来，又安排我去拆那些已经报废的线圈，我也干不了。干不了怎么办？每天回到牢房我几乎天天受体罚，主要是面壁罚站，当别人开始上床睡觉了，我还必须面壁罚站一个小时，才能上床睡觉。有时，就安排我连夜加班干活，哪怕我干不了，就是硬熬着你。
后来，监区又改做小车上的坐垫，做这种产品，可能接的订单量大，所以给犯人们定的劳动定额非常高，所有犯人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在整个服刑期间，犯人们除了一日三餐的短暂时间，几乎都是在劳动，即使晚上不加班，犯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也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而做这种小车坐垫，犯人们的劳动时间是最长的，加班是经常性的事情，有时甚至要加班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因为不会勾那种丝钱，所以就安排我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专门绕那些丝线疙瘩，把丝线缠在一个疙瘩上，供给那些编织的犯人使用。有时犯人完不成任务，要加班，我也必须跟着加班，因为要提供给他们材料，不过，一般干到十二点，就会允许回牢房休息，余下的少数人去加班。像这种辅助性的工作一般都是由那些年老的、无法真正去做那些正规产品的犯人才有资格做，没有规定劳动定额，只要那些正式劳动的犯人丝线够用就行，但负责监视的牢头会不停地催促，反正你一分钟也不能停下来。
后来，又换了一个活，专门挑拣葡萄干，就是把那些葡萄里坏的、品质不好的葡萄干挑拣出来，这个活也是要经常加班，但不像做小车坐垫那样辛苦，一般加班时间最多只到十二点。这个活也规定了劳动定额，但是实际上劳动定额却不管用，比如，每个犯人当时规定每天必须完成六十公斤的葡萄干的劳动量，但有的犯人年轻、眼疾手快，同时和负责验收的牢头关系好，他一天就能完成一两百公斤，所以你如果只完成六十公斤就说不过去了。因此，监狱也会刻意地培养这样一些劳动能手，不断地提高劳动定额，让犯人超负荷地劳动。
最脏的活是挑拣辣椒，这个活主要是把辣椒的把头摘掉，然后把坏的挑拣出来。这些辣椒都是从地里面新采摘来的，里面有土，在挑拣的过程中，整个劳动监区都是尘土飞扬，灰尘满天，又呛又脏，但监狱没有提供犯人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每个犯人一天要挑拣四大编织袋，不过，这个活犯人一般都能完成，没有加多少班。
临到我快要出狱时，监区又换了活，改制作医生手术用的那种浅蓝色的衣帽，不过这个活我没有再干过。
如果犯人没有完成规定的劳动定额，即便加班也完不成，那么他就会受到监狱方的虐待，我所在的牢房，有个犯人完不成劳动定额，他三十多岁，是个“危安犯”，监狱就不给他发放足够的食物，每顿只发给他一个馒头，并且没有菜，只能喝开水，一天一顿，顿顿如此，他就在这种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下度过两三个月，后来，他整个人儿都变了形，非常虚弱，脖子细细的，脑袋大大的，整个儿就像传说中的那些外星人。
还在监区编织小车坐垫的时候，狱警专门挑出来一批完不成劳动定额的犯人，大概有十多个，我所在的监区一共只有一百八十多个犯人，因此，这也算是不少的一批了，把他们集中起来，也不让他们劳动，让他们整天去操场操练，操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劳动难受多了，因为正是酷热季节，其实就是罚他们在太阳下暴晒，并且不是一天两天，持续了至少半个月时间。中午别人干活的时候，他们就在劳动监区面壁罚站，等到下午两点以后继续去操场，到了晚上，如果有加班，他们是不允许提前去睡觉的，别的犯人加班劳动，他们就陪着站在劳动现场看别的犯人干活，实际上这样站着不动比干活还难受，因为干活的时候毕竟身体还能活动。至于伙食方面，一顿提供两个馒头，没有菜，也只能倒些开水拌着吃，就这么熬着他们，折腾他们。这同时也是一种威慑，对于别的犯人来说，可以起到杀鸡骇猴的震慑作用。
而像这种强迫劳动制度，监狱是没有薪水支付给犯人的，我在即将出狱时，监狱传出话，说要给犯人支付一些象征性的薪水，但实际上，直到我出狱，我一分钱也没有拿过，当然，监狱也没有给过。
在监狱，体罚犯人是经常性的，罚站，抱头蹲地，等等，而且这些体罚措施通常都是由管犯人的牢头直接作出，狱警不会管这些事，有时候狱警甚至还会询问那些牢头，比如，问劳动监区那位负责劳动的姓王的牢头，问今天加不加班？因此，我很少在劳动监区看到狱警直接殴打犯人的场面，因为狱警殴打犯人是不会让其他犯人看见的，劳动监区和“入监队”那会不一样，不过，殴打“危安犯”则不受什么规则约束，殴打或虐待他们总是政治正确的，这不会给监狱带来什么意外的麻烦。总之，我只能偶尔地听到一些犯人被狱警殴打的消息，实际上，哪怕是受到狱警的虐待，犯人通常回到牢房也不敢跟其他犯人说。
在吐鲁番监狱服刑期间，监狱组织的“批斗会”令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实际上一种非常严厉的酷刑，类似于“文革”期间的那种“批斗会”，在我服刑的三年时间，经常会有发生，我亲眼见到的就有五六次。
开“批斗会”那天，整个监狱的犯人都必须参加，连监狱长、监狱政委都会出席，由几个狱警押着被批斗的犯人，犯人胸前挂着一块非常巨大、沉重的铁牌子，少说也有几十斤重，由一根细铁丝从脖子处穿过，套着，让这个被批斗者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让各个监区的表现好的犯人代表轮流发言批判被斗者。这样的批斗会时间很长，通常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那块铁牌子重呀，细铁丝勒在脖子上疼呀，因此，被批斗者的头和腰会越来越往下弯、低，有好心的狱警偶尔也会将铁牌子往上提一提，这样，被批斗者就会稍微喘一口气，可以略略地松一下脖子，将脖子上已经勒紧的细铁丝换一个地方，继续挂着。
我所在的监区一共有十二间牢房，有一次批斗会是在监区内部进行的，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有三个批斗对象，到第二天、第三天，就只剩下一个了，让他挂着铁牌子围着各个牢房游行。进到牢房以后，除了牢头，其他犯人都不允许说话，也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事情，不许打听。我看到这个批斗对象，第一天他的脸有那么大，到第二天脸就明显的消瘦了一圈，到了第三天，又瘦了一圈，非常明显，三天批斗时间下来，整个人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马：吐鲁番监狱犯人的其他权利是否得到真正落实？
宁：首先，在监狱，对那些有病的犯人的待遇是非常糟糕的，像我，六十多岁的一个老人，而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都必须要劳动，其他的病号犯就更不用说了。
有一段时间，监狱的医生测量我的血压之后，作出我不再适合劳动的结论。那段时间，我就被安排在病号组，但是住还是在先前的牢房，而像这种停止犯人劳动的情况，一定是到了犯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程度才会作出的。因为牢房里其他犯人都要劳动，而我却不要参加劳动，这可能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嫉妒，因此，等我从病号组回到牢房，牢头就借此故意惩罚我，不允许我睡在床上，只能睡地板上，在我养病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一直睡了两个月的地板。两个月以后，我的血压降到了一百八，监区又重新安排我回到劳动监区劳动。实际上，即使是一百八的血压，也是不能劳动的，因为患者随时可能会有危险，但监狱不会理会这些，他们会最大限度的榨取这些犯人的劳动价值。
在服刑期间，我的探视权被剥夺了。因为家人来探监必须要开居住地的证明，但是哈密政府不给我的爱人开证明，所以她探不了监，三年服刑期间，我们没有见过一次面。
而通信权就更没有了，犯人想给家里人写信不是你想写就能写的，犯人不允许私藏笔和纸，在监狱，如果犯人私藏了笔和纸，这本身就是一桩罪，监狱不允许犯人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让犯人留下任何真实的文字记录。尤其对那些“危安犯”，管制得更加严格，有时他们也需要笔和纸，但都必须经过重重的审查，比如，什么时候发的笔和纸，发了多少张纸，用途是什么，由谁审核发放，什么时候回收的笔和纸，纸张有没有对上数，由谁负责签收，如果少回收一张纸，都必须严格查实那张纸的去向，必须补充注明。这些都是有记录在案的。在监狱，对犯人的笔和纸张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通信权，监狱会统一安排，规定在某个时间犯人统一给家人写信，大家想写就写，像这种写信的机会一年也就五、六次，每当有这样的机会我都会给家里人写信，但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家里人的回信。为这事，我在出狱之后还责怪我爱人，我的爱人觉得很奇怪，说我没有给她写过信，说只收到过一次信，并且她也回信了。我后来算了一下她收到这封信的时间，还是在我刚被送进监狱，在十一监区的时候写的，后来在十二监区我写的所有的信，监狱都没有给我寄送，并且那一次我爱人的回信很显然监狱也给扣下来，没有交给我。
还有就是“亲情电话”，和写信一样，电话也不是犯人想打就能打的，监狱让犯人打就打，这比写信的次数还少，三四个月轮到一回给家里人打电话的机会，一年也就三四次。但是，我每次给家里人打电话，都是空号，打不通，整个三年服刑时间我只打通过一回，但即使是这一次，还没和爱人说上几句话，在一旁监听的狱警就说时间到了，叫我赶紧挂断电话，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挂断了电话。
虽然犯人的权利没有什么保障，但是监狱在形式上却做得天衣无缝，而且都是由犯人自己动手去做，狱警几乎不用亲自动手。临到我快出狱时，监区突然说上面有人要来监狱检查工作，那段时间，监区集合所有的犯人开会，由一位女狱警现场指导犯人，如何应付前来检查的上级官员，一句话，所有犯人必须统一口径说监区的好话，否则：“如果说错了，责任自负”，这位女狱警凶狠地说。
在培训期间，这位女狱警还专门提到接受“亲情帮教”的犯人名单，其中竟然有我的名字，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的家人连探视权都没有，怎么可能由亲人来监狱对我进行“帮教”？但那个名单确实有我的名字，还煞有其事的说我的家人如何如何帮教我，显然，这份材料又是哪个不知名的犯人编造出来的。不过，后来那些检查的官员并没有来我们监区，这是最后一年发生的事情。
临到出狱那天，监狱还把我的起诉书、判决书原件，以及我的上诉状草稿全部给扣压了，监狱没有将这些物品归还给我，实际上，监狱很清楚，我不认罪，也确实是一桩冤案，他们为了销毁证据，故意将我的这些材料给扣下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留下来任何关于这场审判的法律文书，相当于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凭借的文字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