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店“森林”

‌‌“心情不好，但空气很好。‌‌”张冬梅这样表述自己喜欢倚在窗口发呆的原因。

摄影师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表情感觉很迷茫。‌‌”

‌‌“我就是很迷茫。‌‌”

在窗口站腻了，她会靠在床上看书，像个‌‌“宅女‌‌”。一般情况下，年轻女子说自己‌‌“很宅‌‌”，是带着一种小资式的轻松，如果张冬梅说自己‌‌“宅了一天‌‌”，则表示她内心很焦虑，因为没有活干。

她看的书很知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本书让人直接想到了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一个龙套，连演死尸都要在倒下的时候尽力表现‌‌“内心戏‌‌”，引得导演大为光火。

在导演看来，群众演员不算演员，只是道具。

张冬梅是浙江横店的一名群众演员。9月12日见到《南风窗》记者的时候，她到横店刚好半个月，和一个叫王佩的姑娘合租一间小房间。

王佩不在，演戏去了。‌‌“她比我高，又漂亮，通告就比我多。‌‌”

窗外是一片寂静的别墅，宽敞，奢华。不远处是大智禅寺，横店的群众演员大多租住在禅寺周围，因为山门前面的广场，是剧组大巴接人的固定场所。

寺庙又称‌‌“丛林‌‌”，这在横店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隐喻。这个年轻的移民社会，充满温情与梦想的同时，也冷冰冰地展示着它的丛林特征。

‌‌“演员‌‌”

9月11日，重庆女孩李连莲带着一个红色塑料桶来到了横店，在花厅村租下了一间当地人的小房子。

房间很小，老旧，幽暗，没有卫生间和浴室，窗外还会飘进来炊烟的焦味。把简陋的住地收拾得整整齐齐之后，她心情大好。

她本是重庆一家幼教机构的工作人员，会跳舞，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在看过尔冬升导演的《我是路人甲》后，便一个人来到了横店，准备当‌‌“演员‌‌”。

第二天她就结识了张冬梅，听她传授在横店工作的基础知识。

张冬梅说，李连莲需要办一张建行卡，用来发工资；要换一个本地手机号，用来接通告；要去照相馆做资料，方便剧组挑人。‌‌“今天周五，来不及了，下周一才可以去演员公会办演员证。‌‌”

有了证，就具有演员资格，可以跟剧组发生联系了。

照相馆可以复印近期的剧组信息，按图索骥去交资料即可。‌‌“一般是一个纸箱，上面写着条件要求，觉得自己合适就把资料丢进去。‌‌”

李连莲被这种丰富又简单的流程所吸引，目光里满是好奇与兴奋。张冬梅介绍完之后，又小心地泼上几盆冷水，以降低期望值，但李连莲的激情没有半点降温的迹象。

‌‌“你跟我刚来的时候一样，什么都想得很美好。‌‌”张冬梅只来了半个月，说这话时的口气却像带着半个世纪的沧桑，‌‌“自己试一次你就知道了，和我一起来的十几个人，已经走掉了一半。‌‌”

许多人被《我是路人甲》所指引。这部电影在7月3日上映，而7月1日~8月31日，是横店演员公会每年停止办证的时间。9月1日这天，憋了两个月的人潮爆发，一天新办演员证四五百张，接下来几天，又是每天几百张。

来的多，去的也多，流水一般。‌‌“物多价贱‌‌”，现实很快会让一部分人梦醒。

手电筒下的现实

9月12日凌晨4点半，横店的路灯都已睡着，夜色如墨。

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从大智街的起点开始，走向尽头的大智禅寺，从空无一人到人声鼎沸。一群群的人簇拥在一辆辆大巴车门前，团结在一束束手电的光亮周围。

光亮只能照见少数人，大部分人沉没在黑暗中。

拿手电的人同时拿着一张名单，照着念，一个名字一声‌‌“到‌‌”。回答‌‌“到‌‌”的人就可以上车，坐下来，长吐一口气，脸带满足地望着外面依然乌泱泱的人群。

名单读完，但有超过一半的人还在车外，失望蔓延。念名单的递下来一张纸说：‌‌“没有念到的人都把名字电话写下来，明天优先安排你们。‌‌”

沮丧一下子被驱散，人群雀跃起来，此起彼伏地喊着：‌‌“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

念名单的，是群头。

有的群头脾气很大，但群众演员们对他们一样笑脸相对，言语中充满恭维与感恩。在剧组的金字塔结构中，群头也是底层，但他们决定着群众演员们有没有活干，是不能得罪的人。

坐着车离开的人，将开始一天的体力劳动。

他们可能是拿着木枪，往山头上冲锋，重复十几次、几十次；也可能是带着头盔穿着铠甲，躺在滚烫的阳光下演死尸，一动也不能动；或者换上古装，在街道上走过来走过去，持续几个小时。

张冬梅皮肤黝黑，黑中带红。‌‌“其实我以前很白，在广州当网模的，演戏的时候在阳光下走来走去，几天就晒成这样了。‌‌”

群众演员分为3个等级，群众、群特和特约。

群众就是背景，基本不露脸，8小时报酬50元，超过8小时每小时6元加班费；群特会露个脸，但一般没有台词，8小时报酬70元，每小时加班费10元；特约则除了露脸还有几句台词，8小时报酬可达到200元以上。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补贴，如脸上抹血加10元~20元，躺在水里加20元~30元，扮演死人，会加10元~20元红包。

工作时间一般都会超过8小时，往往是凌晨4点钟起床，次日零时后才收工。横店的凌晨，经常会枪声大作，那就是群众演员们在郊外的山头上摸黑‌‌“厮杀‌‌”。

半个月，工作了6天，张冬梅得到的报酬不到500元。

梦想的梯度

‌‌“王宝强曾是群众演员。‌‌”这个故事是对群众演员群体梦想最辉煌的演绎，人们从中获得自己的精神支撑，然而故事的孤例特征，又让人们必须正视现实。

没有人不想当明星，但也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个想法当真。最具可行性也最普遍的梦想，是有一天能稳固地当上特约。

根据年初的统计数字，横店的群众演员登记在册的有2万多人，常驻的有1万多人，其中特约有7000多人。‌‌“常驻‌‌”的意思就是能够维持生存，继续干下去。月收入，群众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群特两三千元。

如果能做特约而且戏多，可以达到八九千元，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了。这首先意味着他们摆脱了‌‌“沙县小吃‌‌”。在国内，大概没有任何地方的‌‌“沙县小吃‌‌”密度可以和横店媲美，尽管许多餐馆提供的食物并不像‌‌“沙县小吃‌‌”的味道，但这块代表廉价的招牌就是客源的保证。

特约再往上，属于专业演员行列，称为‌‌“角色‌‌”，这是群众演员一般不敢奢望的高度。

山东泰安人陈民今年32岁，原是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2012年开始做群众演员。做司机的时候曾有五六千元的月收入，因为‌‌“喜欢演戏‌‌”，他过了几年几乎食不果腹的生活。

他是凌晨4点半手电光亮下的失望者之一，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够稳定地做特约。

做特约需要口齿伶俐，能顺溜地把台词说出来。张冬梅曾被叫去试镜，但‌‌“台词不过关‌‌”，这让她很懊丧。她的梦想是迂回的：父亲喜欢看战争戏，她就希望有一天父亲能在电视里看到自己，要露脸，就要尽力做特约。

群众、群特和特约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标贴，3种身份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兼具。有条件做特约的，如果足够勤快，愿意接群众、群特的活儿，就会有更多的收入。

一般情况下，做过了特约，人们大多不愿意再做群众。

《我是路人甲》里的主角之一沈凯，从演死尸起步，3个月内成为特约，在《狄仁杰之神都龙王》里有过台词，后又被尔冬升选中出演电影，成为‌‌“角色‌‌”。他现在只接特约以上的戏，而且还敲定了几个‌‌“角色‌‌”。

所谓‌‌“有过台词‌‌”，就是在《狄》片中扮演一名楼上的武士，只露出上半张脸，说了一个字：‌‌“是！‌‌”

这在群众演员中已足以令人艳羡。

同为该片演员的姜涛说，一开始什么都做，后来有个特写了，就不想再演过画的群众，有句台词了，就不想再接特写，演过角色，就不愿意再做特约。

不想再向下，是因为向上太难。

努力的定义

魏怀杰28岁，河南周口人，是一个很努力的群众演员。

群演们接通告，一般是通过QQ群。尽可能多地加入群，并且在晚上8点~12点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群头会在不确定的时间里发布通告，一看到通告就要马上报上自己的资料。幸运地被选上，就会收到私聊信息，或者电话通知：几点钟，在哪里集合。

没人理你就表示‌‌“没戏了‌‌”，大多数人会失望地睡大觉。魏怀杰不会，即便没有通知，他每天仍会在凌晨4点钟来到大智禅寺门口广场，一个个剧组去碰运气。偶尔会有一些人，接到了通知却因各种原因爽约，这时就有可能补上去。

这种情况，行话叫‌‌“捡鸽子‌‌”，即有人放了剧组鸽子，自己去把机会捡过来。‌‌“放鸽子‌‌”在群演这个小社会里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越轨行为，直接的后果是被群头封杀，所以如非万不得已，没人会这样做，因此成功‌‌“捡鸽子‌‌”的机会很小。

魏怀杰每天风雨无阻，他说，自己不够高，也不够帅，‌‌“条件不好‌‌”，就要比别人更努力。对于一般人而言，不怕辛苦地出来捡漏，几乎是唯一可以努力的形式。

更聪明的人，会去跟群头搞好关系。不认识人不要紧，群头常常在照相馆、‌‌“老公会‌‌”打麻将，没事的时候去看看，请人喝水、抽烟，有条件还可以请人吃饭，冷不丁就可能得到某个群头的青睐。

姜涛就属于‌‌“更聪明的人‌‌”，代价是花钱请人吃饭。‌‌“让家里寄了好几次，一次好几千元。‌‌”

张冬梅说，会讨好群头的人戏就多。‌‌“群头觉得眼熟的、听话的、顺眼的、勤快的，都比较容易接到通告。‌‌”她其实很明白，《演员的自我修养》对自己毫无帮助，即便读得滚瓜烂熟，也没有任何实践的机会。

湖北十堰人小江去投资料的时候，曾被临时逮住试台词，满满的一页。他很激动，但因为是第一次而且太紧张，表现不佳。副导演说，带回去练练，练熟了再找我。

‌‌“我满怀希望，那几天一直练，觉得终于可以了，打电话过去，他说不用过来了。‌‌”话音沮丧，像一台机器突然停电的声音。

在一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职业里，‌‌“努力‌‌”是一个无法清晰定义的概念。群众演员们就像丛林中的食草动物，勤快而不挑剔地吃草，就饿不死，但这算不算努力呢？想要往食物链的更高处攀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抓手‌‌”。

群演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群体—武行，他们多是习武出身，武艺算是一种替代性不那么强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努力相对具象。在爆炸中飞出，从高处摔落，在战斗场面中展现身手，或者与‌‌“角色‌‌”对打，都需要不断磨练技巧，能够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进步。

武行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但也必须冒更大的风险。

9月11日晚上见到了高郑帮，他是横店群演中的资深武行，也是一群武行的首领。‌‌“资深‌‌”的代价是翻开衣衫，满身伤痕。‌‌“我亲眼看着一位兄弟拍高处摔落的戏，威亚长了10公分，头撞在地上，当时就不省人事，以后也再没见过他。‌‌”

9月13日，再见高郑帮，他说有一位兄弟刚刚在片场脚趾骨折被送进了医院。

再见，是因为听说记者想要了解横店武行的生存现状，他特意带着王海鹏、丁和勇、刘海亮、谢兴波等4位武行兄弟，取消一天的工作，过来做演示。王海鹏出身少林，丁和勇是武当门下，刘海亮曾是散打选手，谢兴波做过武术教官。

只是演示，但他们如拍戏一般认真、专注。

等级与尊严

沈凯出演过《我是路人甲》后，在横店已成偶像。走在群众演员扎堆的雅堂广场，打招呼的人会称呼他‌‌“沈老师‌‌”，但语气中透着犹豫与生涩。

沈凯上前两步，佯作挥拳状：‌‌“再这么叫小心我揍你！‌‌”

‌‌“老师‌‌”是对演员的尊称，沈凯还没有适应。无论如何，他的‌‌“佯怒‌‌”，说明某种代表尊严的东西正在周围成型，尽管他依旧与人合租在一间狭小的房间，为了节约，两个男人只有一张床。

这一行里，社会角色的先赋性十分明显，混得好不好主要取决于父母给的基因。

‌‌“王佩一般都能跑群特，我呢，没得选。‌‌”张冬梅拿起桌子上王佩的照片，有点落寞。

群众在片场扮演最底层百姓，而群特则一般是中上阶层，两者的差别不仅仅在报酬上。群众穿的都是又破又脏的衣服，而群特则可以穿得更干净、更漂亮。群演的服装，都是反复使用，一次次被汗水湿透，但基本不会清洗。

张冬梅最常演的是‌‌“难民‌‌”，除了穿上臭烘烘的脏衣服、臭鞋子，还要往脸上抹泥土。‌‌“那个鬼样子，自己都不想看。‌‌”她停在《诛仙》的招聘信息前发呆，‌‌“好想去，那里的衣服都很新，很漂亮。‌‌”

小江不拍戏的时候，也穿着一双戏中人的黑色布鞋。‌‌“剧组那些鞋，都是又脏又臭，非常恶心，很多人染上脚气。一开始我是自带方便套，后来干脆买了一双布鞋。‌‌”

到了饭点，排队领盒饭，特约、群特、群众依次排队，群众排在最后。‌‌“角色‌‌”们有桌椅，而群众演员只能蹲着吃，饭、菜、汤都放在地上。

陈民说，冬天演夏天的戏，穿着很薄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一拍就是一整天，女孩子穿裙子，冻得腿都挪不动了。‌‌“休息的时候，角色们都有房间、车子可以躲进去，还有取暖设备，我们连个挡风的地方都不给。‌‌”

‌‌“剧组里几乎不把群演当人看。‌‌”陈民说，有时拍战争戏，下大雨，上百人在山上淋着雨站队，站了十几次还没拍成。

‌‌“有一次我们蹲在地上吃盒饭，剧组的车明明可以从旁边过去，却一直冲着我们按喇叭，还下来个人说，再不走开就轧死你们。没办法，几十个人，有汤有饭有菜的，乱哄哄挪到旁边去。‌‌”张冬梅说，挨骂也是常事，骂技一次次突破着修辞的极限。

戏里设定的阶层鸿沟，被真实地搬到了现实之中，甚至等级更为森严。一个剧组就是一个小社会，是现实大社会的缩略图。现实社会至少还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很难仅凭外表精准判别对方身份，彼此的关系还能蒙上一层客套的面纱，而在剧组里，一切都直接、简单、粗暴，数倍放大着现实的势利。

因为等级森严，剧组上层的每一丝负面情绪，都会以‌‌“踢猫效应‌‌”一级级往下传递，击鼓传花，最终停在群演身上。无‌‌“猫‌‌”可踢，他们成为怨气的‌‌“接盘侠‌‌”。

相比经济窘迫，尊严被极端贬低才是许多群演坚持不下去的真正原因。

‌‌“别拍，我可不是群众演员，不要侮辱我！‌‌”9月13日上午，在‌‌“小勇气照相馆‌‌”，一名中年女子指着摄影师呵斥道。

我是谁

做群演时间长了，如果不能正确地自我疏解，支撑正常人格的心理资源就会逐渐衰竭。

9月12日那个漆黑的凌晨，陈民一直跟着《南风窗》记者，最后他嗫嚅着说出了动机：‌‌“记者，你给我做个专访呗，其实群众演员都大同小异。‌‌”

言下之意是，此行只需要采访他一个人就够了。

显然，他以为自己逮到的是一名娱乐记者，而他也自认深谙娱乐圈提升名气的一般逻辑。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娱乐圈‌‌”里混，他眼里的‌‌“娱乐圈‌‌”也是一个名利场，但他在心理上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生活的窘迫，对家人的隐瞒，还有那间甚至不敢带人参观的出租屋，与一般意义上那个光鲜的、纸醉金迷的娱乐圈该如何对应起来？

‌‌“好吧，你参加过什么戏的拍摄？‌‌”

‌‌“很多很多，数不过来了。‌‌”

‌‌“说一两个戏名吧。‌‌”

‌‌“嗯……这个，想不起来了。‌‌”

‌‌“有没有演过露脸的戏？群特或者特约。‌‌”

‌‌“我在上海、北京都做过特约，不过镜头全都被剪掉了。‌‌”

‌‌“你为什么一直戴着口罩？‌‌”

‌‌“我留着很漂亮的胡子，你看，我这种胡子在全国的群众演员中找不到第二个。这个胡子适合演黑社会大哥，还有很好的喜剧效果，我觉得自己有很强的喜剧天赋。‌‌”

‌‌“化妆的时候贴个假的不是很容易吗？‌‌”

‌‌“看上去太假呀，效果没法跟我这真胡子比。做演员，就要尽量专业，敬业嘛。‌‌”

‌‌“你这个胡子虽然好，但这么多年也没在电视电影上露过相啊。‌‌”

‌‌“我跟人一起投资过一部情景喜剧，在里面我是主角，网上可以看到。‌‌”

‌‌“你投资了多少钱？‌‌”

‌‌“2000块。‌‌”

‌‌“导演是谁？‌‌”

‌‌“一个婚庆公司的摄像。‌‌”

在这场记者无奈敷衍而他全心期待的‌‌“个人专访‌‌”中，他日常的焦虑与惶惑展露无遗。言语神情中也可见，他用以构建生存自信的心理资源，已损耗到了接近枯竭的程度。像陈民一样参加过很多戏却几乎记不起来的人，在群体之中并不少见。陈民只想演戏，‌‌“让自己在戏剧表演上提升一个层次‌‌”，其韧性值得尊重，但还能继续坚持多久不可预期。

一些人因为太想演戏，被骗钱、骗色，甚至自己送上门去，进了传销窝。

在群众演员中浸淫日久，不但心理上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个人生活也渐渐脱离常轨。在横店得到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做群众演员都找不到对象，不能组建家庭。除了沈凯，文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单身，而沈凯是在成家之后才进入群演行列。

行业外的人无法接受他们的工作，行业内的异性他们自身也无法接受。‌‌“知道这行苦，不想找一个同样那么苦的。‌‌”

也正因如此，他们的选择大多都会受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其中有许多人，父母并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李连莲来到横店，父母就不知情。

‌‌“他们有父母的，父母大部分不同意。‌‌”小江说起来面无表情，他是个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