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二年级学生。1967年8月，北大正式分裂成两派：支持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我原来是反聂的“红旗飘”成员，也就加入了井冈山兵团。井冈山兵团有一个广播台，设在28楼。我的同班同学吴乃龙是井冈山广播台的机务。大约在8月后不久，他拉我到广播台当机务，我搬到28楼住了。机务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机器，维修线路，保障正常播音。两派的对立体现在广播台机务之间是技术和伎俩的较量。比如，我们可以在双方同时广播的嘈杂声中清晰地录制对方的广播，使编辑得以及时撰文回击。再比如，为了增加自己播音的范围和强度，压制对方的播音，除了拉广播线、安喇叭之外，我们也常偷对方的喇叭，破坏其线路。
当时学生宿舍是按系、年级、班的格局安排。大家观点虽然分为两派，仍住在一起。1968年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突然武力攻占31楼，洗劫和驱逐住在楼里的井冈山同学。十几个住在28楼的人聚在一起，前去31楼救援，我也在其中。我手里拿一根木棍，头上顶一个饭盆。远处有嘈杂的人声，路上却空无一人，只有昏暗的路灯和摇曳的树影，显出几分阴森。还没走到31楼，就看见从大浴室旁黑暗的路上冲出一队人，我们壮着胆呐喊着向对方冲过去。到了有路灯光的地方才看清他们一律穿着黄色军棉袄，手持一色寒光闪闪的长矛。仿佛是一群乌合之众遇上一队正规军，我们都停了下来。我立刻觉得头皮发麻，听见自己的心跳。这可是真的武斗呀，我很害怕。只记得还有一个想扔石头的念头，弯腰还没摸着石头，对方已经很近，于是我们就都往回跑。在28楼门口我看到不断有受伤的同学跑回或被人架回来，地上殷殷的血迹越来越多，很多同学都哭了。北大四个月的武斗由此开始。
当天早上，井冈山的同学纷纷在校园里抗议。在南校门到大饭厅的路上，我遇到一个当时住在我们班宿舍（39楼508室）的外校学生，他是我们班宿舍何某某（另一派）的中学同学，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正升腾着愤怒的我，没有回答就当胸打了他一拳。他愣了，我走了。我一面走一面后悔：“我疯啦？此事与他何干？”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拷问着我的良心，我为自己的疯狂和施暴感到悔恨和愧疚。
北大的武斗开始了。我们被围困在六座宿舍楼里（28、30、32、35、36、37楼），人数从几千锐减到几百。为了不被彻底消灭，我们挣扎着求生存。为了对付对方的武装进攻和骚扰，井冈山在空中（28楼和30楼之间，32楼和35楼之间）架起天桥，地上用木床修起走廊，地下挖通地道，把几座楼连通起来。对方截断我们的电话和电力，我们就自己制造电话交换机，从校外接进高压线给自己供电。四个月的时间里发生过多次武斗，大规模的有三次：3.29，4.26，7.23。其实，3.29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斗，而是校文革派对毫无准备的井冈山派的武装清剿。
这四个月中我曾经冒着对方弹弓发射的砖头参加架设天桥，在挖地道时汗流浃背；也曾经在运变压器过小南门时忐忑不安，在偷架高压线的梯子时股战而栗……特别是，我目睹了接高压线的7.23武斗全过程。
7.23武斗是因为校文革断了井冈山几座楼的电，井冈山决定从学校围墙外高压电网自己接电而引起。这次武斗共打了两个晚上。井冈山接电策划了很久，主要参与人员有广播台的无线电系同学关玉霖和生物系同学胡志远。我参与了接电的部分准备工作（6月14日从校外运回变压器、铁横担、瓷瓶、电缆等；一天晚上从马路对面偷回电话局维修工人留下的靠在电线杆上、在顶端被锁住的长竹梯子），以及接高压线的全过程。
7月22日午夜12点。那个年代的午夜，马路上早已是行人稀少。井冈山悄悄地在自己楼（37楼）门口的海淀马路上用木床搭成路障。两条路障之间相距十来米，围出一块安全区。关玉霖和胡志远负责沿着梯子爬上高压电线杆安装高压横担、瓷瓶和接线。工作是先把原来架380伏低压线的横担下移，腾出空来加装一根高压横担，高压横担与原来的低压横担相互垂直。把瓷瓶安装在高压横担上，用以把高压电缆引进楼里。我坐在三楼窗口，工作是安装窗口这边的高压横担和瓷瓶，然后把和楼内变压器连接好的电缆放出楼外，交给马路边电线杆上的关玉霖他们，把它固定在刚刚装好（在高压横担上）的瓷瓶上。最后带电作业，把电缆接到电线杆顶端高压供电线路上。其实安全区根本不安全，没一会对方就发现了，并开始进攻，安全区变成了防守阵地。我在三楼窗口看到马路上井冈山的人躲在路障后面。对方用弹弓射来网球大小的砖块，打在木床上发出密集的响声。燃烧瓶打到地上和路障上燃起一团团火光。对方上百人从东西两面向我们的接线人员发起冲锋，又莫名其妙地纷纷扑倒。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和退却，人在呐喊，一方的金属长矛和另一方的竹竿长矛在相搏。我们这边也不时有人像木桩一样倒下。也有砖块打在我坐的窗子旁边的墙上，天黑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见砖头……地面上双方激战正酣，高空中接线有条不紊。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觉得害怕，只有紧张和亢奋。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多被惊醒的海淀居民爬上马路对面民房的屋顶观阵，场面很壮观。
时间过得很慢，终于就差最后一步了。不料，准备连接高压线时才发现，在窗口和电线杆两个横担之间，三根电缆中的一条绕上了电线杆上的铁横担，需要拆下重新安装。因为地面上的防守支撑时间已久，只好决定明晚再干。
7月的天亮得很早，街上有了行人，武斗的双方也早已撤回。我发现我们这边有几个人在门口附近扫夜里撒在路障外马路上的绿豆，原来是绿豆使得对方夜里冲锋时纷纷扑倒。
第二天晚上由于校文革一方已有准备，甚至调来高压水枪（不但冲走了地上的绿豆，而且可以冲倒作为掩体的木床）。高压水枪刚使用没多久，还没来得及加到最高压就因为没电而失效了。原来是井冈山广播台的机务（可能是胡志远）在远离战场的28楼楼顶北头抛下钢筋，使校内的高压线发生短路。对方集中了很多弹弓车，战斗比前一天更激烈，更艰苦。但是我们接高压电总算成功，我们终于有电了，这时的对方却是漆黑一片。
防守的人也都撤回到楼内，对方却不肯甘休，用弹弓车射砖头专门打我们新架设的高压线瓷瓶，发射燃烧瓶专门打我们挡在楼门口的木床和上面的草帘，天亮后才撤去。不过，燃烧瓶装的是酒精、丙酮、乙醚等化学药品，火势虽猛却维持时间不长，加上我们在木床和草帘上不断大量浇水，才没造成火灾。倒是有人被洒在地上未点燃的乙醚熏倒在地。校文革派的行动一直延续到白天。两天来街对面海淀镇的居民爬上房顶观看，校文革派的行动甚至失去了校外居民的人心。
7月底，形势急转直下。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武斗结束了，学生不能再疯狂了。但是又一轮疯狂开始，工宣队、军宣队在学校搞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历了这些运动，我隐约感到，我们原来只不过是伟大领袖的玩偶，于是狂热逐渐退去，理智慢慢苏醒。我写下以上的回忆，作为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