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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尽在掩盖中

想起了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告御状诉苦的信。

曾经饱受苦难的知识青年,至今有很多人在感谢李庆霖。

因为李庆霖当年曾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为知青叫苦。引起毛泽东关注,后来有些地方知青的境遇得以改善。

设想一下,假如这封信未能入京,落入地方党棍之手,必然会给李庆霖按上一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李庆霖不死也要脱层皮。

李庆霖冒死写信,是破釜沉舟,是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在那种生不如死的年代,宁死也要出口气,可以理解。

其实,没有他李庆霖,照样有赵庆霖、钱庆霖,孙庆霖,其他的某庆霖出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是个必然要出现的人物。

偌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世道不公,冒死告御状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是在层层把关,处处设卡,下情无法上递,毛泽东能看见他李庆霖写给他的信,这才是新鲜事。

我保守估计,当年每年给中央主要领导写信告状的事情,至少有一万件以上。

这些信件,从地方到中央被层层扣押,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没有特殊原因,李庆霖的信,毛泽东绝对看不见。

后来有报道说,“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这显然是在美化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知道广大农村已经有很多人饿死,他回到韶山老家,在目睹了故乡农村的穷困下,居然还能写出“喜看稻菽千重浪”的诗句,还能有这样的欣喜之情。所以,我是绝不相信李庆霖的信,能让正兴致勃勃游泳的他老人家,在看后“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的。

李庆霖的信,是一九七二年写的。

我感兴趣的是,李庆霖的信,怎么会到王海容手里?

如事涉外交,信到王海容手里尚可理解,反映知青苦难的信件,与王海容分管的工作无关。其中蹊跷,我们无法知晓。

毛泽东当时的确悲哀,他悲哀的不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苦难,他悲哀的是他自己。

可以这样说,当时毛泽东是内忧外困,对自己的前途,一筹莫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时隔仅仅两年,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就明确指责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是当代暴君,把毛泽东将知青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说成是“变相劳改”。

以林彪的身份地位,这是何等胆识?这种洞悉,至今都使那些鼓吹知青下放是青春无悔的毛左们自相形秽。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机毁人亡。

林彪死了,死的同时,他敲碎神坛,撕去了毛泽东神圣的外衣。

毛泽东从此一蹶不振。

“九一三”事件向世界揭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统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一夜之间成为仓皇出逃的叛国、叛党、叛军的敌人。

面对天下,这玩笑开得有点玄乎。

这件事情怎么向老百姓解释?怎么向全社会交代?

毛泽东傻眼了。

林彪是他亲自培养的接班人,也是神圣的党章规定的。如今,他一下子就成为了敌人。这变化,除了白痴和天才,谁能接受?

说实话,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提携和吹捧,是他要利用林彪稳住军队。只有这样,毛泽东才能放心大胆搞垮、搞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他也是人,需要林彪保驾。他也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被别人一口吞了。

什么“亲自培养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之类的话,对林彪,是示好,对天下,是撒谎。

只是这个谎撒的太大,林彪又不领他的情,结果自然就不会怎么美妙。

如今,要圆这个谎,就很难了。毕竟,群众在觉悟、觉醒,而洗脑比洗碗要复杂、困难的多。

没有比城墙还要厚的脸皮,谁都不敢去圆这个谎。

最后,上面含含糊糊以“林彪反革命集团”搞政变,要谋害毛主席来忽悠我们老百姓。

老百姓好忽悠,也不好忽悠。即使是毛左,他为了自身利益,可以跟着大毛左在一起忽悠别人,但他自己也不相信。

这叫:神仙欺信众,香客骗庙堂。领导压基层,百姓糊中央。

林彪到底怎么反革命了?怎么搞政变了?四十多年多去,这么大的事情,至今始终说不清楚。

是说不清楚吗?

是不敢说清楚而已。

记得当时给林彪定的罪状中,有一项大罪,是他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我就纳闷了,我们后来不是设国家主席了吗?那林彪这个罪名就应该先推翻啊?怎么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犯法了,后来设置国家主席的人不犯法呢?

可见,消灭政敌,你说对了都能成为消灭除灭你的借口。

你能想象出来吗,在毛泽东时代,决策国家大政、处置高层领导,竟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样地随意。

可林彪说知青下放是“变相劳改”已经深入人心,起码深入到知青的心里去了。因为林彪说了真话,所以引起他们共鸣。尤其是深受其害的下放知青,想让他们真正从心眼里痛恨林彪,万难。

多年后,邓小平评价知青下放,说是“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邓公此论,比林彪含蓄、平和,实质一样。

林彪是锋芒外露,说的明白。邓公是将针尖裹上了棉花,戳死你你都不知道针在哪。

“九一三”丑闻已经败露,毛泽东无力回天。他只能眼皮一耷拉,说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

死人好处理,按个反革命集团的帽子,高压之下,大多人宁为瓦全,不为玉碎,都认了。但活人不好办,大量在农村、边疆的知青,怎么安抚?可恶的林彪,已经戳破窗户纸,激起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与愤怒。

毛泽东没招。

李庆霖写给毛泽东告御状的信,使毛泽东眼睛一亮。他立即找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意识到此信来得正好,来得真好。

李庆霖写信告御状,未必是政治投机。

但政治是投机的,政治投机找上了李庆霖。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会上,周总理当众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当时,周恩来充满忠心和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毛泽东给李庆霖充满感情色彩的回信,作为党内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传达全国。毛泽东深情关怀知青的菩萨心肠,让许多人感动的热泪盈眶。可林彪居然将伟大领袖号召知青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的豪情壮举,说成是对他们“变相劳改”!

孰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林彪的阴谋被粉碎,毛泽东伟人的情怀被理解,老百姓应该对伟大领袖感恩戴德。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周恩来用实际行动,挽回了毛泽东迫害、劳改知青的形象。

但周恩来给林彪定罪,抛出林彪的《“571工程”纪要》的同时,也顺便弹去了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环。

这是步险棋。

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一点觉察。

继刘少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人已经玩不转了。

他离不开周恩来,也恨周恩来。

对此,毛泽东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可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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