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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历史掩盖了什么

正在训练中的北洋新军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革命党和袁世凯议和,革命党宣称:只要袁世凯劝服清廷退位,革命党愿意公推袁世凯为“大总统”,可是事成之后,袁世凯却只捞到了个“临时大总统”,不但多了“临时”二字,而且还是一个被架空的虚位,实权掌握在国会和内阁总理的手中,而袁世凯所捞到的这个“临时大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

胡汉民在《自传》里写得很明白: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党不能转型当参政党,而需要继续革命。

这里有一起十分显眼的事例:连“直隶总督”这个掌控京津的重要职位,国民党都要安插“自己人”王芝祥,内阁总理唐绍仪因此和袁世凯闹翻。

从极权体制出来的、从小受“治国平天下”教育出身的袁世凯,显然不甘心当一个“橡皮图章”。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于是,他不服气,决定将自己“应得”的,连本带利给“讨回来”。此后袁世凯干涉国会制宪、解散国民党、炮制“袁记约法”等一系列违宪专制行为,都是这个逻辑发展的结果。

这并非蓄意为袁世凯伸冤。袁世凯显然是个旧时代的人,也显然具有重大缺陷。但是,革命党与北洋军阀的交恶,显然并非是毫无原因的。这一段复杂的历史,有着它自我发展的清晰逻辑。

不少人将革命党人奉为“民主先锋”,但是实际上,第一个破坏民主法治精神的,就是革命党人:临时参议院尚在南京的时候,投票通过定都北京的议案,孙中山、黄兴一派,竟然威胁参议院:“必须在一天之内改选,否则我带兵来,将同盟会议员绑起来”。

历史的真相是:革命党人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中国历史爱好者迷信革命党人为真正的“民主派”,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会。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未等司法判决,孙、黄一派即决定“向枪杆子里求宪政”。革命党这样做,对不对?也许有争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此开始,中国人所谓的“当家作主”事业,变成了“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的恶性循环。国民党武力推翻了北洋政府。短短二十年之后,共产党又武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这是不是佛家所说的“现世报”?

袁世凯称帝,深受历史爱好者的诟病。袁世凯称帝固然有待商榷,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袁世凯要称的“帝”,和当年满清皇帝所称的“帝”,其实并不是一回事:袁世凯所要称的“帝”,是一种“君主立宪”体制内的皇帝。而“君主立宪”,实际上仍然是民主体制的一种。

换言之:袁世凯帝制,不好,但是,不一定是最坏。

民国初立,袁世凯便紧密计划编练八十个新军师,国防计划雄心勃勃。很可惜,此后中国精英的才华和精力,大多耗尽在无休止的内争当中去了。

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如果走袁世凯“先军政治”的道路,未必不正确。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倘若依照北洋军阀的设想,将当时的中国,建成一个所谓的“军国主义”国家,百年之后回头一看,这在当时也许未必是最坏的选择。

《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施令,需要国务员附署。也就是说:大总统颁布一个命令,只要内阁的国务员不给你附署,那么你任何命令都不能生效。问题来了:总统和国务员,是谁说了算呢?

坦白讲,这个制度设计,很难认为它是科学的。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否则,两个脑袋只能互相掐架。

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交恶,正是因为这一条。

“二次革命”的发动以及它的失败,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此后的孙中山,似乎变得更加迷信枪杆子、更加推崇极权。“和解”,似乎不再是他所考虑的选项。和苏联结盟之后,国民党染上了红色,至此,国民党不但和北洋军阀再无和解余地,而且和英、日帝国主义,关系也迅速恶化。

为了在舆论上“搞臭”北洋政府,国民党打出了声讨北洋“卖国贼”、并“打倒帝国主义”的“民心口号”,并最终得以上台。可是问题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激进口号,煽动起来容易,要扑灭那就难了。于是,在和帝国主义的对抗之中,国民党反过来被强大的民意所绑架,骑虎难下,结果,走上了一条对内对外,同时交困的死路。

当然,这些都不是定论,笔者也不急于作出一个定论,而仅仅是在抛砖引玉。打开话匣子,自然有人说话,让人说话了,才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互相碰撞,相对靠谱的事实,才能浮出水面。

中国历史,向来“只准原告发言,不许被告说话”。只听一边,当然难免失真。笔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尝试以中立的笔法,写一写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的历史,正反两方的话,都听一听。不偏不倚,也许,我们离一部公允的历史,会更近一些。

(冯学荣著《从共和到内战:见证北洋十七年》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3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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