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左）、蒋梦麟
谈北京大学，当然不能不谈蔡元培；谈蔡元培，也不能不谈北京大学。蔡元培长校的北大，是北大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骄傲。关于蔡元培，美国的大教育家杜威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这里评价的虽然是蔡元培，但同时也间接地评价了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所以，杜威的话也不妨这样说：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领导的北大外，恐怕找不出第二所。蔡元培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在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开始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学生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便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后来，民国诞生，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到蔡元培长校之前，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虽然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等等。期间，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遹时、胡仁源。但5位校长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自己日后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所以，在蔡元培长校之前，北大虽有大学之名，却无大学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大，还谈不上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且腐败之名，远播于外，人所共知。这样的局面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但这种局面随着一个人的到来，立即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从1916年底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践踏人权愤而辞职，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他的北大校长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但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很快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动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领袖，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从而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期间，蔡元培都做了些什么呢？。
对此，蔡元培1919年有过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后来，他在1938年12月所写的《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又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从蔡元培上述谈话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北大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看似平淡的后面，却是他根据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对北大实施的根本性的改造。
什么是现代大学之精神？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氏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便开宗明义：“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特别强调，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强调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和服务功能；但服务社会是“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
什么是“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
一是“教育独立”。对此，蔡元培的解读是：“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二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就此做过十分通俗的阐释：“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这一主张后来简称之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不但成了北京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标志，而且也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永远批不倒的教育真言和最为激动人心、彰显人气的口号。
上述的几点，都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常规、常识，并不是蔡元培的创见。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他的举措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其很多具体做法在时下大学的精英们眼里，甚至会被视为荒唐。例如，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后，为了聘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在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文件中，称陈独秀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公函发出第三天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又隔了一天，北京大学正式公告聘任陈独秀。其实，陈独秀的学历和任职都是蔡元培伪造的。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思想和魄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陈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三顾茅庐”。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于是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办，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而陈独秀虽然为北大文科学长，但却没有在北大讲过一节课。再如胡适。蔡元培大胡适23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人。蔡长校北大后，当时还留学美国的胡适，引起了他的注意。蔡元培看了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加上此前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所造诣，决定聘请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正式聘任胡为北大哲学系教授，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自称的这位胡博士，当时却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初入北大，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月薪始为260银元，第二个月便增至280元，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胡适在到校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先后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蔡元培的关照。胡适一直很感激蔡元培的提携，他曾多次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更为典型的是聘任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是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当时学风也极为开放，学校规定，学生如果觉得教师授课未达理想，学生可以建议学校解聘。27岁的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国学大师陈汉章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就找到当时的北大意见领袖傅斯年，请他出面摸摸胡适的根底，掂掂他的斤两，到底够不够格做北大教授。于是傅先去听胡适讲课。有文字记载：傅斯年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胡适毕竟古文底子深厚，问到最后，傅斯年并未占到便宜。听到最后，傅斯年反而感到很有新意，很佩服胡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傅和他的同学经常到胡适的家里去。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谈话与争论，对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使他从可能成为章（太炎）派国学的继承与传道者，而转变为支持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员大将。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何种程度？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连这事都可“则姑听之”，难怪辜鸿铭称蔡先生“好人”。当然，也有人批评北大“自由散漫，而蔡元培应当对此负责。”
此类事情如果不是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这些大人物联系在一起，在世人眼里，恐怕都会被看做儿戏。但这些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而不是加工出来的、原生态的教育故事，却成了永恒的教育经典，其中的内涵已非世人所能理解。
二、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对于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中国教育第一次在这里赢得了“独立”地位，不再是权力的奴婢，荟萃于此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来，成为时代的发言人和历史潮流的领航者。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光照下，北大迅速地把中国的各路文化学术精英吸纳到了红楼。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可谓大师云集。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各种文化社团也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教授之间思想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民主自由的风气，也蔚然生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的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评议会是北京大学的最高立法机构，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通过，藉以“容纳众人意见”。同时，评议会又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凡关于各学科的设立与停废，各门课程的增损与改革，以及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付诸实施。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都是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的机构，在贯彻落实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推进北京大学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将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那些真正的内行来管理学校，加强了各门学科专家、教员的责任心，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即使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所以能够闯过各种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与评议会和教授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北大的红楼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和象征。
讲到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营造了丰厚的思想文化氛围，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鹏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决定5月4日举行游行。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但群情激愤之下，学生们没有答应。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在蔡元培的斡旋和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
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蔡元培的辞职，固然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有关，也和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成见”有关。其时，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蒋梦麟对于当时蔡元培的心情很是了解。他说，蔡元培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自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后来，在社会各界的一再劝说之下，他虽然收回了辞呈，但他对学运的成见，却始终不改初衷。
今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以及此后近百年的历史时，联系蔡元培先生的“成见”，其中的是非，恐怕永远不可能定论。蔡先生自有其深刻处，学潮当然也有其合理性，两者不是非黑即白。这是一个悖论——历史，不就是一个悖论吗？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对于历史的贡献当然以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标志，但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其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中国教育第一次在这里赢得了“独立”地位，不再是权力的奴婢，荟萃于此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来，成为时代的发言人和历史潮流的领航者。
其实，“教育独立”也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罢，其根本指向是人的觉醒和独立——首先是集中于大学的知识人的觉醒和独立，进而带动国民的觉醒和独立。诚如学者李劼所言：“学校经由蔡元培的改造和组建，成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头脑意味，这种头脑意味不仅意味着为社会培育出大量的文化精英，而且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时代中心，既不在于中央政府，也不在于地方军阀，而就见诸北大和《新青年》。”对此，北大教授钱理群也有精到的评论：“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这是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根本上走出了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同时也避免落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而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与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状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我们所说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精神规范。”
在这一方面，从校长蔡元培到教授到学生，整个北大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使命感，“北大人”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的智识阶级”（鲁迅语）的范本。其中标志性的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当然，更重要的人物则是“折中新旧，调和中西”的蔡元培。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并使其扎根于几代中国人心中，成为现代中国的新“道统”，不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汇集于北大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这些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与封建等级制、专制独裁、臣民奴才思想、三纲五常完全对立；科学决非仅指工艺技术，它是一种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更是一种求真、求实、求变的现代理念，是一种与封建的愚民政策、迷信愚昧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价值观。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口号是“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封建集体主义，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个人自由之权利，对个人而言，为人权；对国家而言，为民权。所谓“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就是要把“摧残人的天性”、“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束缚下的“臣民”、“奴才”、“小人”、“草民”解放转变为具有独立、自由的个人意志的人，让“沙聚之邦转为人国”（鲁迅）。因为只有每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展，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一如胡适所大声疾呼的那样：“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高调胜出相比，蔡元培在这一方面则十分低调。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似乎仅仅是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组织者和缔造者，而不是北大所标新立异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而且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当陈独秀们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蔡元培所致力的却是发起组织一个进德会那样的道德协会。这个道德协会意在继承中国土大夫修身养性的优良传统。相对于陈独秀的偏激，蔡元培则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文化领袖。他既支持《新青年》诸同仁的开拓性事业，也容纳辜鸿铭、刘师培等传统士大夫型的学者教授；既立足于极富开创性的历史高度，又倡导传统文化的人格构建和道德修养。蔡元培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立场和“折中新旧，调和中西”的文化人格为现代中国在文化上树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文化上，蔡先生更能代表北大，蔡先生才是正确的方向，
胡适（左）、傅斯年
三、谈北大，当然首先要谈蔡元培，但也不能不谈蒋梦麟、傅斯年、胡适这几位蔡氏薪火的忠实传人。没有蒋、傅、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不完整，就会逊色不少，也就形不成北大传统。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中国教育第一次在北大赢得了“独立”地位，荟萃于此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来，成为时代的发言人和历史潮流的领航者，并居于时代中心地位，固然是在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机遇，但蔡元培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事实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自始至终都承受着中央政府，以至军阀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校园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但蔡元培以一己的影响和力量，硬是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开辟出了一方实践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的圣地，并薪火相传，为其后的蒋梦麟、傅斯年、胡适等三位校长所坚守。所以，谈北大，当然首先要谈蔡元培，但也不能不谈蒋梦麟、傅斯年、胡适这几位蔡氏薪火的传人。没有蒋、傅、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不完整，就会逊色不少，也就形不成北大传统。
如前所述，蔡元培长校北大，时间并不长，“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先生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蒋梦麟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京大学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912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爆发后，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长。同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
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但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仍在教育，尤其是北大教育。
蒋梦麟从1923年开始以代理校长身份主持北大校务，到1930年正式接任校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去职，实际主持北大校务长达二十余年。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他把营造学术中心，作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标，长期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维护北大的基本传统，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铸就了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几度辉煌，并在国内外发生重大影响。
蒋梦麟长校期间，坚守并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他吸取美国一些大学的管理经验，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方针。原属各学院的教务和事务等工作，改由学校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各种事务的现象，使教授得以专心治学与教学。同时，他严格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和积蓄学问。此外，北大于1920年由他首倡并具体实施了评议会（司立法）和行政会议（司行政）制度，让众多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大政方针上有了发表意见的渠道，从而使教授治校的原则落到了实处。
蒋梦麟在主持校务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但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最终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得以在困境中继续前进。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不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痛斥这一卑劣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宣言义正词严，赢得国人的广泛支持，蒋梦麟因此被誉为“北平正气的代表者”，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此行的凶险可想而知。他后来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回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之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睛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第二天，宋哲元将军出于好意，特地派一少将到北大敦促他尽快离开北平，以免遭日本人的黑手。蒋梦麟表达谢意后，坚决表示，这回，自己铁定留在北平，负起自己的责任，哪儿都不去。其时，黑云压城，风雨飘摇，北大于危城中弦歌不断，巍然不动，对于局势和人心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而在国难当头之际，蒋梦麟作为北大校长的表现，不但成为北大人的骄傲和典范，更被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在教育实践中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对于蒋梦麟，以下评价是公允的：
“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此前蒋梦麟因受命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照有关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只好去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傅斯年获悉此讯，坚辞，并力荐胡适接任。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傅斯年（1896一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在北京大学读书六年（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在校期间，就是北大的风云人物。
1917年，蔡元培先生主长北大，延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来北大任教，“文学革命”的风暴开始震撼着昔日寂静的校园。翌年夏天，傅斯年约集毛子水、罗家伦、顾颇刚、康白情、俞平伯等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给予了热情赞助，他们从北大每年四万元的经费中提出两千元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的宗旨为“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人格”。并宣称：“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政治的中心。
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新文化运动“因得孟真而大张”。1919年，五四学运爆发，傅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从此他蜚声校内外，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人物。
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在英、德学习七年，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文学院、柏林大学文学院。回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蒋梦麟主掌北大，聘请傅任北大兼职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名誉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鼓吹建立满洲国。傅斯年闻讯，于百忙之中，组织方壮酞、徐中舒、萧一山、蒋廷献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驳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此书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国脉，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随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傅斯年继胡适去国后，接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一职。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仅仅一年，就完成了北大从边城昆明迁回北平的复校工作，使北大各方面迅速走上了正规。其间，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伪北大遗留问题的处理。傅是一个极讲民族气节的人，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坚决主张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失，故不拟继续录用。他还主张严惩文化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却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1947年7月胡适回国，随之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席间胡适先生对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谓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复校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增加数倍之校舍，至足感谢。先生则谦称：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
傅斯年还有一个故事，足以彰显其作为“北大人”的个性及魅力。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傅在台湾大学任校长。1950年7月31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已对国民党冷淡了一段时间的美国政府又派军方统帅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司令以及社会名流们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也被邀到场。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接待时的照片。在贵宾室里，坐着的仅有3个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坐在沙发上的傅斯年叼着烟斗，跷起右腿，泰然自若。其他政要和名流们都垂手恭候，肃然站立。报纸的新闻特写说：“在机场的贵宾室里，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与蒋梦麟和傅斯年比较，一如上述，胡适与北大有着更为深厚的渊源。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问题。在当年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以其一贯的低调向全校学生表明自己的教育主张：“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他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以期与大家一起反省，共勉。
美国在日本引爆的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并非自然科学家的胡适立即敏感地认识到了它的重大意义，随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北大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并写信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我要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胡适甚至已经满怀热忱联系了钱三强、吴健雄、吴大猷等人，他们“皆已允来北大”。可是鉴于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当时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此，所以胡适要求的50万美元研究经费也就没有了着落。不死心，胡适又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争得10万美元的“复兴”经费，并把这笔钱全给了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但很快，形势异变，这一计划最后付诸流水。
1948年11月，北平已经成为解放军包围中的孤城，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经过激烈的辩论，胡适做出了他在北大校长任上的最后一个重大决定：不搬迁。理由很简单：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
是年12月13号，冰冷的北平城外炮声隆隆，伴随着四起的硝烟，北京大学也即将迎来它的50岁生日。城里的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中共的播音员在喇叭中反复地劝说胡适留在北平，北平的命运，北大的命运，胡适的命运，裹挟在硝烟当中，到了最后抉择的时刻。当时，国共两党都在争取胡适。共产党派人找到胡适，希望胡适留在北平。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当解放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会信任我吗？
第二天下午，胡适乘飞机离开了北平。从此，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落下了帷幕。离开北平前，他匆匆留下了一张便条，给北大的同事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上写道：今早及今午，接连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1949年4月，胡适自上海坐轮船赴美，从此再未回到大陆。但胡适虽身在海外，仍心系北大。每逢“五四”或北大校庆日，他都要与北大校友聚会，发表谈话，以示纪念。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根据遗嘱，他留在内地的102箱书籍和文件赠给北京大学。
他走的平静而安详，遗体上覆盖的是一面北大校旗。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都与北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他们，就没有北大的历史地位。关于这几位师友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话虽为戏说，但也应当算是对四位校长的形象定位。
四、北大没有校训，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人大惑不解，这就是：北大一直没有校训。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似乎就没有校训。但那时人们一提起北大，立即就会想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似乎非北大莫属。这八个字虽然并没有被正式确立为北大校训，但不管是北大校内，还是社会各界，都从心里认定这八个字最能代表北大，应当是北大不是校训的校训。有了这种普遍认同，是否在形式上扶正，似乎并不重要。
1949年，政权更迭，“彻底砸烂旧世界”成为新政权的既定路线，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自然也在“旧世界”之列，特别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不为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所容忍；到了文化大革命，声称自己年轻时在北大“没有人拿我当人看”的“绝对权威”终于一吐为快，直接从北大点火，并亲笔为北大题写了新校名：“新北大”，表示了改天换地的决心和自信。但是，极为讽刺的是，这一切很快成为历史的笑柄。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一度觉醒，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锋，但很快又归于沉闷。有的人总是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眼中钉“，必欲打倒而后快，但公开否定总是理不直气不壮，似乎也很少有人为了投机而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落骂名，于是就有了为北大确立新校训之举——出现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一类难登大雅之堂，不伦不类的所谓校训。这样的校训自然得不到北大师生乃至社会的认可，即使校方，似乎也怯于公开宣示，所以北大终于没有校训。
但北大确实有一个不是校训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校训是谁也打不倒的。谁想把它打倒，只能说明他自不量力，不是无知、愚蠢，就是走火入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