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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需要特赦的人群——地主

——评二○一五年特赦令

特赦令和“爹在娘先死”

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八月二十九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特赦下列四类人: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但犯贪污受贿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除外;

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四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但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新华网,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次特赦似乎是一个很仓促的决策,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根本没有准备,决策前没有特赦人员的名单,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在押的参加过抗日的罪犯。说特赦的目的是纪念抗战胜利,实属牵强附会。八月三十一日周强在会上强调,凡符合特赦条件的一个都不能漏,一个不能少,凡不符合特赦条件的坚决不予特赦,一个不能多。要确保每一份特赦裁定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笔者则认为特赦令是典型的“知青”的作品,大而空,大而不准确,多次重复,根本无法保证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多的要求。如对“爹在娘先死”一句进行不同的断读,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理解,产生不同的可特赦人员。如今是知青掌权,尽管都是“有术”之人,毕竟该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时“不学”,根基不扎实。这样的特赦令,不但经不起法律的检验,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一个绝佳的中文示范教材。

习近平在政治上、行政管理上均不如胡耀邦宽容大量。胡耀邦从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入手,花了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多的人心。习近平上台以来,左右开弓,动作很大,效果不好。就说这次特赦,就像扔一块巨石到水里,不见浪花起来,很可能到最后一个参加过抗战的特赦人员也没有。

中国最需要特赦的人——地主

中国有许多人急需赦放,刘晓波、高瑜等政策批评者、法轮功修炼者、越级上访者、失地失房的抗争者等等。笔者以为当前最最需要特赦的人群是地主,原因有下:第一,地主受害时间最长;第二,地主受害最重;第三,现在地主人数最多;第四,地主受害最没有道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七年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从一九二五年到二○一五年一共九○年,地主一直被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受到无情的打击。在我幼小的脑袋里,地主就是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根据辛灏年的文章,土改一年杀了两百六十万地主。一九六九年笔者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落户。村子里的一位胡姓地主在土改中被工作组和农会五马分尸。地主的土地被分了,地主的小老婆成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老婆(四清时下台)。没过几年,农民分得的土地又都交了出去。村子里地主子女的日子真不好过。下面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村子位于中苏边境地区,那时正值中苏交恶。外村的民兵半夜装扮成苏联特务,摸进地主子女的家,把人捆上,蒙上眼睛,拖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匕首架在脖子边,让他们说出书记、民兵连长住的地方。达到目的后,对地主子女一顿恶打。第二天村里开群众大会批判地主家属,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想勾结老毛子反攻倒算”,说他们是间谍汉奸,是死有余辜。

地主是剥削者,是反革命派,这个观点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建立剩余价值理论时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只好借用亚当斯密的客观价值理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物,自然不是商品,也就没有价值。地主占有土地,用没有价值的土地来占有农民劳动的成果,就是剥削。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理论基础。靠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共产党获得了众多无地农民的支持,夺取了政权。当年没有人敢想:地主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

倒台和还在台上的贪官也是地主

尽管共产党获得政权六十多年,但是中国人“有地斯有财”的观点没有被改造过来。说到底,中国人的梦就是当地主的梦。自称用马克思理论武装的共产党人对土地、对房地产的爱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划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刘志军等大大小小的已经倒台的贪官是地主,还有许许多多在台上的官员也都是地主。中国共产党推出的一项“特赦、宽免违纪、超规、非法和违法所得财产利益”的临时政策,到二○一四年十二月底,共有六千多官员和子女共“捐”出住房四万余套,其中包括温家宝等人。平均每个官员交出六套多。按毛的方法来划分,这六千多官员必定也是地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房地产十四亿余套,平均每人一套。按一个家庭三个人计算,平均每户三套。由于贫富不均,拥有三、五套以上房地产的家庭,应该以亿计算。按毛的方法来划分,这些人也是地主。所以现在地主人数最多。

有人会说,我的三、五套以上房地产都是我或者我上辈用钱购买的。如果将房地产出租,那也是合理的收入。怎么可能是地主呢?怎么可能是剥削呢?这话说得对,这问题提得好。可以把这问题再往前推一点,地主的土地不也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用钱购买的吗?地主出租不也是合理的收入吗?

沙盘推演一下,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继续深化下去,中国再出一个毛泽东,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穷人,再写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提一个“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再给地主来个五马分尸,中国社会又该怎样面对呢?

要让中国有房地产的人理直气壮地购置房地产,推动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安安稳稳地实现当地主的美梦,中国最最需要特赦的是地主,包括那些已经死的地主。

《动向》201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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