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扉客在人大新闻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一点点涟漪。这位湖南出来的调查记者，对学院派讲了一番很不好听的话，就像皇帝新装里那个小孩，说大多数新闻教授们像个鸵鸟一样狗苟蝇营，对业界缺乏共识，对蒙难的记者少有支援，袖手旁观。
很难想象石扉客在京城的讲坛上，讲这些违和的话需要多少决心。以他的脾气，大概讲还是要讲的，但一定也鼓了一点勇气吧。他讲的这番话，很能体现一个在南方浸染的传媒人客居京城时的体现，四周都是权威，你却怀揣着注定没有答案的问题四处打听。
接下来的反应是可以料想的。学院中能够在公共发言上有些底气的，就出来中和这番批评，比如教评论的马少华老师，客客气气，在学界与业界当中左右为难，评也不是，议也不是。更多的学院中人，只怕是不屑的心态更重：反驳石扉客不是给他长脸吗？
而所谓的业界人士，也是差不多的表情，大多数是早已习惯了，甚至莫名惊诧：还有新闻学界？还有迫害记者这回事？另有一些不忿的同业，也都认为石扉客所论不合时宜，图森破。还有号召业界自强的，以为造成压迫的不是外人，而是内人云云。
说到底，石扉客那番不算石破惊天的批评，无非是点到了两个阵营的虚弱与傲慢上。其实，它们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无非就是勇敢的犬儒主义。很多人都在道德上批判犬儒，但很少给它以“同情”：在这么个时代阶段，维持犬儒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
我不赞同很多人讲的，学院与传媒就该泾渭分明。两个本该是上下游的领域，现在成了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很不正常的，而且特别没有是非感。即使传媒再不看，学院再怎么向意识形态的奴隶靠拢，这都不该是它们应该有的关系。不屑、讥讽与是非还是不一样。
如果跳开大陆的这个看似纠缠不清的关系，去看看台湾或香港的媒体，以及它们一直在做的媒体改革运动，就大概知道这边缺了什么。单单以不正常的现实，去衡量一个同样不正常的现象，最后大家都会失去平衡，不说万劫不复，起码连石扉客都驳不倒。
一个总体印象是，台湾、香港与大陆最近数年的媒体变局中，港台新媒体机构的产生，往往对应于精确的问题意识，而且在传媒旧格局之外创造新局面，并且多是由传媒人自发推动。大陆这边，传媒类型的进化几乎停止，从价值观上来说，是终结了的。
在港台新创传媒中，新闻学院与传媒人士的结合相当自然，非常融洽。他们感到有社会问题需要传媒势力，就合作创造，学院的提供自己的知识，业界的以自己的优势参与。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能站到一起面对。没有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它那么自然而然。
大陆的传媒进化，始于市场化媒体，也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倒掉而倒掉。现今的大陆传媒，但凡新创的，大多数是大的技术公司在推动，而且多数是平台性质的——这样导致传媒价值观很容易被消解——大陆的媒体改造，层面越来越低，即使这样也逐渐停顿。
一个逐渐停滞的传媒生命体，对新闻学院的需求是很低的，也会加重新闻学院的内部殖民化，比如更多地向意识形态归顺，更深地进入学术的建制化，开创出一个无需对业界负责的学院生态。而停顿的媒体改造，在一个低水准上进行微量重复建设，也形成了闭环。
曾经在一个包括记者与学院高阶管理者的群里，目睹过这种长期因为低需求而造成的冲突。对于记者个人的苦难，有学院官僚一方面表示同情之理解，一方面暗示记者在这种苦难笼罩下形成了病态人格，需要治疗。石扉客讲出那番话，少不得也会被诊断为“得治”。
弱者寻求意义。唯有深刻认知了现状、并且深刻地丧失了能力的犬儒性格才能应付下来，才能过好这一生。石扉客两岸三地见得多了，少不得艳羡港台的共同体媒改运动，而对身处其间的断裂表达担忧与激愤。意义仅在于，他扔了块小石头下去，证明死水也有微澜。
2015/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