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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来自对法西斯美学的反抗

旅美作家北明介绍当代波兰作曲家亨利克‧戈雷茨基《悲歌交响曲》的长文,开篇就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们跟我们的对峙,迟早会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这种对峙,或者这种对峙总不出现,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真正被摧毁的标志”。

我们,是指普通意义上的人,是托马斯‧杰弗逊笔下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现代公民。他们,是指专制暴君,那些窃取国家政权的不民主的权势集团,还有它的打手和奴隶。

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年代里,我没有看到“他们”和“我们”的对峙在美学上的表现,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对峙表现的缺失,就像身为奴隶者没有意识到自由的缺失。华夏大地曾经是专制者肆意暴虐的地方,文革十年中,除了专制者钦定的读物,书店里没有其它书籍;除了丑恶的语录歌、样板戏和忠字舞,整个民族没有歌舞、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整整一代人在这样的法西斯美学浸淫下成长起来。我们没有看到对峙,没有看到反抗。正如北明所说,这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正在被摧毁的标志。

终于,二○一五年北京要阅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互联网上,年轻一代对这种阅兵仪式的质疑。有很多人终于发现,这种踢正步的阅兵,就像强奸犯的嘴脸,是丑陋的、是恶劣的。我们跟法西斯美学的对峙,终于出现了。

法西斯美学的核心

二○○八年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和二○○九年的北京阅兵,是法西斯美学的集中演示。

法西斯这个术语,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创造。墨索里尼以复兴古罗马强大帝国为号召,为此要求意大利人民服从领袖的意志,为消除自由散漫的作风而放弃每个人的个性,牺牲个人的自由意志。法西斯的核心是集体高于一切,为了集体应该牺牲个人,集体必须服从领袖。法西斯美学是一种集体美学。墨索里尼用他的专权和强硬,改变了意大利人浪漫自由的习惯,他“使得火车准点了”,国家强大了。意大利人为此而向墨索里尼致敬,曾经多年沉醉在回到罗马强盛时代的强国梦中,直到灾难临头才醒悟过来。

希特勒把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美学发挥到又一个极致,曾经风行德国的向前伸直右臂的纳粹式敬礼,就是模仿罗马帝国时代的动作。一九三四年希特勒上台第二年的阅兵式、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希特勒钦点的法西斯艺术家李芬斯塔尔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是法西斯美学的巅峰之作。

在李芬斯塔尔的电影里,除了神一般的领袖,个人就是蚂蚁、就是工蜂、就是渴望自我牺牲的昆虫。在那里,人是没有人性的,是抽象的集体事业中的冰冷而坚硬的原子和分子。伟大的是领袖、是集体、是集体的事业,是庞大的集体表现出法西斯美学的美。

这种美,是由无个性的个体堆垒出来的集体的力量,其特点是个体的大数量重复及整齐划一所造成的非自然效果。它传达的信息是,个体是无足轻重的,集体的胜利和领袖的胜利就是一切。所谓意志的胜利,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胜利,不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胜利,而是领袖意志的胜利。

二○○八年奥运开幕式和二○○九年北京阅兵后,我曾经在网上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争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奥运开幕式和中国的阅兵是美的极致,表现了中国人的伟大。我询问过我的美国同事的看法,没有遇见过真正喜欢北京奥运开幕式风格的人,也没有听到敬佩北京阅兵式的人。他们说得最多的是,这不就是稍微放大了的北朝鲜体育场表演吗?

谁会喜欢和羡慕北朝鲜呢?

对法西斯美学的反抗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金家的北朝鲜和我们这一代生活的中国最推崇的感情。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超大场面、北京阅兵式由士兵的整齐划一动作造成的震撼效果,使得青年观众血脉偾张而激动得不能自己。他们不再质疑集体事业提出的任何要求的正当性,他们将服从,将追随,他们不再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的人格改造。我们浸淫在大型歌舞《东方红》之中,我们能够把《长征组歌》从头唱到底,我们听的大合唱是《祖国颂》,我们熟悉的交响乐是《红旗颂》。然后,我们都投入了文革,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无一例外。等到这一代人成为下岗工人的时候,他们以广场舞大妈的面目出现,他们跟着薄熙来唱红歌,他们仍然不会思想。中国的这一代人,是法西斯美学结出的最为歪瓜劣枣的果实。

美国人是天生反感法西斯美学的,其原因是美国人重视个人的人格价值,尊重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是自由的核心,是自由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尊严有荣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好恶,自己的个性。每个个人都有平等的价值,都值得自己骄傲,值得他人尊重。当集体的成功要毁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时候,美国人认为,这样的集体成功是不可取的,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出现。在美国人的常识中,国家是自由公民自愿结合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抽象物,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着他们的自由理想。人民委托政府和官员来管理公共事务,所以政府自然是人民监督和批评的对象,如果政府妨碍了人民的自由,人民就有权解散政府,推翻政府,这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在这样的爱国主义之上,是人的自由和人道主义。

正是这样对人、对自己的人格、自由和尊严的不同认识,对国家和政府的不同要求,产生了“他们”和“我们”的对峙在美学上的表现。只有当人们自觉到身为奴隶的悲惨境地的时候,才会反抗法西斯美学。只有反抗法西斯美学的人,才可能是自由人。

只有自觉反抗法西斯美学的民族,其文明和精神才没有被摧毁,才是自由的民族。

《动向》201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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