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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背后:袁伟静的陈光诚故事

2015年9月初,陈光诚来巴黎参加其自传《赤脚律师》法文版出版宣传活动,袁伟静伴随其左右,悉心引导着他的行动,不停为他描述眼前所见。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陈光诚的一举一动,但言谈话语间你不难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坚毅,那些不曾张扬于世界的小故事更让听者意识到,陈光诚多年的抗争也从妻子的坚毅中汲取了力量。陈光诚做客法广讲述他的维权努力的时候,我们请袁伟静女士讲述了她的陈光诚故事。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故事可以说已经世人皆知,因为他常年坚持不懈的维权活动,因为当局对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迫害与打压,也因为他奇迹般独自逃离东师古村草木皆兵式的严密看守、进入美国驻京大使馆的经历。但人们对陈光诚身后的妻子袁伟静的故事所知不多。陈光诚遭遇迫害的时候,她曾想尽一切办法为丈夫呼吁;陈光诚成为媒体竞相聚焦的名人的时候,她低调地伴随其左右。袁伟静也许有与许多维权活动人士的妻子相似的经历,诸如在丈夫被关押或被软禁期间,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也要承受各种形式的压力甚至暴力,但袁伟静更是陈光诚的眼睛,是陈光诚抗争努力的坚强后盾。

2006年,陈光诚被临沂沂南县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他在东师古村的家就变成了被层层把守的家庭牢房,手机、电视都被搜走,他被切断了一切与外界联系的手段,而前往东师古村探访的各路人士被拦截、殴打的事件数不胜数。他的住宅不仅有人24小时轮班看守,而且这种草木皆兵式的看守后来竟升级到按照摄像头和探照灯,他的住宅外围黑夜竟也如同白昼。但2012年4月下旬的一天,双目失明的陈光诚竟然只身一人逃出了这个家庭牢房,并在友人的帮助下抵达北京,又在一番犹如好莱坞大片一般的北京街头追车离奇经历之后,进入了美国驻京大使馆。世人惊讶于陈光诚奇迹般逃跑经历的时候,妻子袁伟静还远在临沂东师古村的家庭牢房。

法广:袁伟静女士,您好。首先,我很想知道,在陈光诚成功逃出家庭牢房、离开您的视线之后、在得知他安全抵达之前的这段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您当时的感觉、心情是怎样的?

袁伟静:实际上他(陈光诚)翻第二道墙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不到他了。那时候,每一个时刻,我都特别、特别的紧张。当我听到狗叫的声音的时候,我真是特别紧张,因为周围都是看守。我就想:怎么样可以让这些看守不要注意到他。我就赶紧做一些事情,甚至走到看守面前,假装和他们说话,说一些无聊的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更好,我只是很着急,很担心,又害怕。所以,我一边跟他们说话,一边注视他们的脸,看他们有什么变化、是否发现了他(逃走)。

法广:你们在决定让陈光诚单独逃走的时候,在设计逃跑方案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其中的困难?因为他毕竟是要走出被层层把守的东师古村,而他眼睛看不见。当时你们认为这个计划成功的几率是多少呢?

袁伟静:实际上,说老实话,我当时觉得成功率小得可怜。外界所了解的只是这次成功了的计划,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计划了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不睡觉,细细观察每一个看守组,观察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而且,我们也已经试着逃走了很多次,只是那些次我们没有成功,也没有被他们发现,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寻找机会,每时每刻都做好准备,只要有机会就走,并不是说计划好了哪一天或是哪个时刻走。我们曾经有过很多计划。我们曾经想两人一起逃走,后来又想:不行,有孩子,有老人,这样不可以;我们也想过我先逃走,因为他不方便,但后来光诚也认为不可以,因为我每天都在院子里做事情,稍有几分钟他们看不到我,(就会发现)……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他一个人逃走,主要也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开始他有逃走的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不支持,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危险有多大,他一旦被抓住,那就是死路一条,这点已经很明白。但是,他的身体后来越来越差,我们想,如果继续这样,可能也就是我们死在家里,所以,他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出去就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被抓住,也就是同样的结果,就是死,但如果抓不到,那就有可能活下来,他就会想办法,回来救我们全家……最后这一次(成功了),大家也就记住了这一次。

法广:你们约好在陈光诚安全抵达之后,他捎6个苹果回来,或者是6个其它的东西,最后实际上是6包方便面……

袁伟静:是6包面条。

法广:在您收到那6包面条的时候,您当时是怎样的感觉?

袁伟静: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在我们那里,苹果有预示平安的意思,6则是顺利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只要能出去(逃出东师古村),能够安全,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捎6个苹果给你,如果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找到6个苹果,我就会有6个东西给你。

当我拿到那6包面条的时候,发现有4包是一样的,有两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心里立即……当然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成功了,因为这不是6个苹果,但我心里已经有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我就赶紧去小声地告诉光诚的妈妈,我说:妈妈,妈妈,你放心吧—因为光诚刚刚逃走的时候,妈妈知道以后非常不高兴,埋怨我……所以,我就告诉她:妈妈,真的,光诚已经走了!妈妈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她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约定。我说:我真的知道,你看这6包面条,4个一样,另外两个不一样,不管是谁捎这6包面条过来,肯定或者是他家里有四包面条,不够,又去买了两包,或者是他本来有两包,又去买了四包,总之是为了给我这个‌‌“六‌‌”,我就知道他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已经出去了。

法广:但那个时候,看守们还没有发现陈光诚已经不在家里了……

袁伟静:还没有。当然,他走了以后,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对我来说都是太长的时间,太长的等待。

法广:看了你们的这些故事,我感觉:陈光诚把维护公民权利、反对社会不公当成了他的事业,您把陈光诚当成了您的事业,是这样么?

袁伟静:怎么说呢……他有他的理想,有他想做的事情,我可能是……其实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对社会的这种责任感,我不管是作为妻子的责任,还是其他也罢,我就觉得他做的事情很有价值,所以,我能做什么,我就会去帮他做一点。

法广:您提到你们最初的相识。我们就回头来看看您和陈光诚这段爱情故事。你们的相识当时十分偶然,但您的家庭非常反对你们结合,当时您也知道陈光诚眼睛看不见,您后来还为陈光诚辞去了工作……陈光诚身上哪些东西让您如此坚定的要和他军婚呢?而且您和陈光诚结婚几乎可以说是逃婚……

袁伟静:不是‌‌“几乎是‌‌”,就是逃婚!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应该能完全理解,特别是在农村,对残疾人的歧视相当严重。我当然非常理解我的家人不愿意我嫁给陈光诚的理由,特别是这种(对残疾人的歧视)观念长期以来已经灌输到心理,每个父母都会希望自己和孩子生活得更好。不管他们是因为面子,还是因为担心我今后的生活,我都很理解他们。

当然,实际上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也是我在和他的交流过程中,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顿时让我觉得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学,好像什么也没有学到,好像就只是背课文,从来没有说利用学习到的东西,去分析社会问题的存在,思考怎么去解决,我丝毫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交流几次之后,他讲到他的生活的困难……其实我一进他家,我就已经感到很奇怪:他家里房子那么破旧,那么老,况且,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就像我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家一样。虽然我的家庭也不富裕,但比起他家来还是好得多。这让我觉得他在那样一种条件下,有那么多的不方便,他还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况且还在想用他所学的东西来解决一些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关心别人的问题。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感觉非常惭愧:他那么贫穷,但学习了那么多东西,我爸爸妈妈给了我那么多钱,让我上学,但我把时间都浪费了……不是说我去享受了,而是说,我用了那么多时间,并没有学习到东西。这是我愿意和他交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法广:和陈光诚一起生活的这些年,陈光诚因为维权、反对暴力、反对社会不公,而遭受了很多迫害:威胁、恐吓、更严重的时候还有暴力,不只是他被关押,即使是他不被关押的时候,也同样遭受暴力,这些您都经受过,压力非常大。那您有没有某个时候会想:这个爱情的代价太大了?因为在这期间,您不光要面对陈光诚要面对的压力,而且,上有老,下有小,您要照顾这一家人的生活。

袁伟静:我当然想到了这种生活的艰难……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有,而是现在很多的维权人士或者维权律师的妻子或家人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不认为是爱情的代价太大,因为这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俩有不同意见让我遭受这么多痛苦,而是别人给他的痛苦,让我们的家庭痛苦,所以,我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国内的那些(维权人士)妻子们或家人。举一个例子,光诚被抓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现在那些维权人士还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被抓走,(当局)都不会告诉家人。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家人通常不会往好处想,而是在想:他现在是不是在被打?他现在是不是在……实际上我们的脑子里都是这样的想法……

法广:就是一种焦虑,担心亲人的安危……

袁伟静:对,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有,我知道有很多被迫害的维权人士的家人,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当局会给他们一种认识:如果你们接受采访,如果接受哪些人帮忙,你的丈夫或亲人可能会更危险……这让家人无法确定应该怎样,我对这一点非常理解。

当然,我在那个时候,只要是光诚出了任何问题,我都会尽力得告诉外界:发生了什么、我担心什么、我希望什么……我觉得这样更好,最起码,作为家人,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外界,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我当然知道这一切真的很不容易……

法广:很难说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袁伟静:我还是觉得正面的东西更多些。我们就是把事实告诉外界,这也是正中共比较担心的问题。

法广:在陈光诚从事维权活动的这些年,您好像也不光是他的眼睛,有时候您也参加他的维权走访工作,比如临沂计生暴力调查。可否介绍一下您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袁伟静:其实,不管是暴力计生问题,还是他之前所关心的残疾人权益问题,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和他在一起,他做事情可能更方便,所以我就和他一起来做,特别是在调查计划生育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无奈,而且,那时候我也怀孕好几个月了,是我的第二个孩子,看到我们那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去抓他们的时候,你可以听到砸门的声音,孩子哭的声音,大人害怕时发出的惨叫声……等等,那个时候,我就忘了我自己也怀着身孕。有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些事情,他们就会收敛一些,所以我们就尽量地出现在现场。我举个例子:我的邻居被抓的时候,我们俩在我们家的墙脚,可以录到音,他们的人可以看到我们,那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所收敛。所以,我觉得我带他一起去,效率会更高一些,同时,我也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没有别的理由,我可能就是比较善良,我不能够看到别人受这样的待遇……

法广:也是一种感同身受……

袁伟静:对对,我就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

法广:现在你们在美国生活已经三年多的时间,生活变得比较平静。会不会还想起这三年前的经历?

袁伟静:当然是经常回想,特别是光诚在写他的回忆录,他要记录下以前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这就必须去回忆。

法广: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艰难,在您的记忆中,最难的时候是什么呢?

袁伟静:最难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光诚从监狱回到家以后,又被困起来的那个阶段。因为本来呢,我善良地认为,不管他是否被冤判,四年多的刑期坐完了,回到家就不应该再有什么问题,一切都结束了。但是,首先,根本就没有让我去接他,当然,实际上整个四年多(他在监狱的时候),按照规定,每个月我都应该可以去看他,但我没能这样,这期间,我至多看过他四次还是五次,我记不清了,反正特别少,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都是被困在家里的,他们都看着我,我也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就是说,即使是他没在家的那些年,这些看守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控制。

他一进家以后,我们就被看起来了,而且越来越严。所以,光诚总是告诉我:你每一次对他们的善良的希望,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我总是善良的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法广:现在你们在美国,生活已经很平静了,在这种平静中,您怎么设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角色呢?

袁伟静:现在的生活当然非常好,最起码我们一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因为以前我们的儿子不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女儿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即使是后来在很多网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的帮助下,她终于可以去上学了,但每天,说实话,就像犯人一样,被押着去,押着回。实际上这一点当时对我的压力挺大的,因为小小的孩子要受到这样的待遇,况且她也不能出去和别的孩子玩儿。现在这样很好,可以全家在一起,自由地生活。

但是,虽然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了,可是一点都没有感到压力放松,因为总是听到国内的好朋友—有以前我们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朋友—不断地被抓走,我们还是感到压力非常大,就好像我们还是生活在那种……那种压力下。有很多人被抓,比如郭玉闪,还有一些律师朋友,还有很多支持我们的网友—有些人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不管是谁被抓,光诚就非常的生气,我也是一样,我就立即会想到他们的家人,想他们现在处于怎样一种情况……我就会重新想起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事情,我就会在心里想:他们现在需要什么?他们现在想做什么……我就立即回到了我们那时候经历的过程中。

法广:现在你们远离中国,只能关注着这样的事件,却不能做什么……

袁伟静: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可能我们不能再像在国内那样做什么,比如某人被抓,我们直接到现场去声援,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尽管不是第一时间冲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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