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每年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
占中期间，王然走得很前。她十分同情学生，七十天多都在占领区内留守，帮助及支持学生们。她的心里火热，然而一回到家，火苗却不断被反对佔中的姐姐大拨冷水。
她在香港出生，可未吃过苦呢
她在香港出生，父母及姐姐王乐在七十年代申请来港定居。王乐来港时已十多岁，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反而广东话却总有一点点不纯正“口音”；王然笑言自己的普通话是典型香港式的“普通话”，即是水平有限。她们的父母都是印尼华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排华，于是全家回到中国内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他们一家申请来香港定居。“初来香港时，我们租住一间只有七平方的板间房，家徒四壁。本来是知识份子的父母，来了香港学历不被承认，唯有去工厂打工；爸爸白天制衣厂上班，晚上还兼职校对工作；大家拼手抵足的，储了点钱便买下第一套房子；生活逐渐改善，跟着王然出生，她可说是没怎样吃过苦呢！”姐姐王乐说。
王乐后来上了一间左派的爱国学校就读中学；中学毕业了就被学校介绍去一间中资背景的公司当秘书；妹妹王然中学时被派到一间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她十分喜欢听英文歌，英文也比中文好；“有一回她跟我说中文学深奥难懂，而中国历史科也闷透！我心里想真是岂有此理！中文有那那难吗？”姐姐投诉说。“六四那一个夏天，王然刚上高中，天天跟同学们去游行，又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差点把父母吓个半死。他们说共产党会秋后算帐，要我去把她拉回家。”
一“英”一“中”
王然后来进入香港大学，全家都以她为傲。“爸妈说，终于有一个大学生了。”王乐说，妹妹上了大学却没认真读书，跑去搞学生运动，整天去示威什么的。大学毕业后，她就进入一家英资大集团，高薪厚职。姐姐则乐于在中资机构裡工作。两姐妹虽然一“英”一“中”，但感情还是要好。每次选举，姐姐及父母必定选建制派议员，“我在中资机构工作，虽然没有人强迫，但总有人会善意的提示你去投建制派的候选人，慢慢我也识趣地不用提。”王乐笑说。王然呢，当然是投泛民议员。每年“六‧四”妹妹一定参加纪念活动；姐姐却对这个日子早已淡然。然而，这因无损大家感情。
九七回归后，王然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尤其梁振英上任后，更是满腔怒火。“吃饭时她总是批评政府无能，只是一味媚共、官商钩结…我的想法是，政府的确有很多不足，但作为平民百姓，生活安定就是了，我也没太多理想….但王然总是说我们要走出来去争取，我们开始出现意见分岐。”
不希望，也很怕再要经历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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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占中营地开始被清场
直至2013年，中学生反国民教育拂拂扬扬，妹妹高调参与。“这完全是中共的洗脑教育，我感到一股说不出的忿怒，为了下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妹妹王然说。反国教运动后，就是一连串的反政府运动，包高铁、东北发展规划…然后是争取民主普选。“我们的政府这麽糟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特首，所以一定要争取普选…”王然坚定的说。其后，雨伞运动爆发，她向公司拿了假期，天天跑到佔领区去支持学生。“我们全家被她气死，我跟她说，这么做有用吗，别傻了吧，你怎样对抗共产党！发催泪弹那一刻，父母又吓个半死，又要我去拉她回来，但今天她己四十多岁，不是'六‧四'时的小孩，我怎样劝她呢！”王乐说时眼有泪花，“没办法劝她，我写了一封信给她，跟她说，我们父母由经历许多动荡，由排华、反右、文革…来了香港，好不容易捱到现在，总可算有一个安乐的生活！我们不希望，也很怕再要经历政治运动！”
一枝针埋在各自心里，隐隐作痛
王然在佔领区收到姐姐的电邮，当场泪洒现场。“其实有很多人像我，也同样收到父母及家人这样的信或劝告…然而，我知道运动不一定成功，但是越不争取，将来的香港将会更不堪…. 我太爱香港了。”王然说。“我也爱香港呀，但一定要用这种激进的方法吗？”王乐质问。接着，她俩足足冷战了三个多月。直到妈妈入医院，两姐妹才开始再说话。
雨伞一周年前夕，也是中秋节这天，王然与《德国之声》记者重回金钟佔领区，看着去年她扎睡营的地，她心情仍然很触动。“无论怎样艰辛，我们仍要努力守卫香港。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更爱香港。跟姐姐的分岐，像一枝针埋在各自心裡，隐隐作痛！”
王乐(化名，姐姐，50+)王然(化名，妹妹，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