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在分析大陆的现实与未来走势时，有一种理论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学说上，诸如理想中的社会分布应当是中产阶级居中壮大的“纺锤理论”，一时成为想象大陆趋势的来源。但是在最近的种种事件及已经萌生的趋势看，中产阶级分析法已经动摇。
天津大爆炸中，核心区涉及到的中产阶级社区损失严重，他们在事件处理中就开始提出委婉的诉求。但是真正到了赔偿谈判的近期，他们才发现此前委曲求全、“信政府”的姿态并未受到重视，政府以各种办法逼迫这些人就范，在政府制定好的协议上签字。
天津大爆炸被认为是体现中产阶级软弱性的典型案件。在过去诸多环境维权事件中，农民及西部城市的中产阶级都表现出自发的组织效能，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与政府抗争。但是在天津这次混合了环境维权与维稳压力的案例中，中产阶级已经跪着“求饶”了。
在爆炸中受损又要政府补偿的人，一开始是躲着记者媒体的，甚至记恨媒体报道毁了他们与政府谈判的良好气氛。可是在最近，这些原本厌憎媒体坏了好事的中产阶级，还是寻求记者帮助。可以想象，一旦政府抛出虚假的橄榄枝，这些人又会变成孱头。
分析家足足看了天津中产阶级社区的一场跪求权利的戏码，而在另一个中产阶级聚集的新闻产业中，类似的悲剧也在发生。这些长期寄身在市场化媒体中，利用自由主义价值观建立阶层声誉的新闻从业者，开始发现自己被抛到了政治压制与惨烈裁员的漩涡中。
大陆市场化媒体正在经历十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保守派的看守之下，这种危机无法从内部解决，反而令原本存在的阶层矛盾爆发出来，加重了内讧与权斗。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二十年来媒体行业最暴烈的裁员风潮席卷了中产阶层居多的媒体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产阶层好不容易通过旧有的势力范围所营造的价值体系崩溃，也直接切断了价值层面与社区的联系。原本坐言起行的阶层纽带，经过长久折腾，已经耗尽了能量。中产阶级作为社会行动势力，被从公共领域清场，至多剩下一点小资情怀的残留物。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困顿，已经让观察者开始质疑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理论——在过去，这种理论是建立乐观情绪，是在体制寄望无法达成后、反求诸己的主要逻辑——但是只要瞅一眼现实，就知道它无法担负起这种重任，观察者陷入了懊悔之中。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在继续使用中产阶级理论阐释现实已经无力的情况下，出现了否定中产阶级作为动力机制的看法。而在更激烈的看法上，就连中产阶级的存在也要打个问号。从寄望中产到质疑中产，再到否定中产，此种巨大的立场改变也不过用了短短数年。
这些年下来，从改良主义论调被解构，再到反对话语被打入边缘，再到现如今中产理论被扫进垃圾堆里。大陆社会在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上，不断地丧失理论依靠；而在另一个方向，一直被反对话语裨益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反而趁着打击“历史虚无主义”昂起头来。
这块大陆真是诡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