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要登记家庭成分，让我们全班同学自报，他站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登记。“贫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班上同学一个一个挨着报告。我报了自家，看到隔着一个座位那个女生趴在桌子上，捂着脸不肯抬起头来，一边肩膀哆嗦着，嘤嘤地哭。
旁边有同学替她报了：她家是地主。
我就这样认识了南火闪。
运城那一带给孩子取名，经常有看出生那天的天气的。“吼雷火闪，猛雨大点”，是老家形容雷暴雨的说法，火闪应该出生在这样一个天气，父亲就给她随便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足见他的父亲也没有什么文化，一个乡村的土财主罢了。
等到我上初中，一天在学校黑板报看到一篇范文，那是学校推荐给全校学生的，这个高中大同学署名叫“南嶽”，那时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嶽”字，不知道这就是“南岳”的异体字。只觉得这个老大哥挺神秘。能取这样的名字，作文肯定错不了。
回村里一说“南嶽”，村里知道他的就笑了，“你说的就是随锁么。”
随锁是村里叫的小名，他是火闪的哥哥。
他们的父亲，我从小看到他，就是低眉顺眼，不敢正眼看人。1960年代开始以后，经常看到上大会批判斗争。下了会，担茅粪，扫大巷，到水利工地出公差。苦活脏活都是他的，还经常白干，叫做义务工。
这个地主，村里都叫他己卯。己卯是个干支年号，农村取名字经常这样，比方戊寅、乙未、甲辰等等。从名字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一个祖辈务庄稼的农民而已。
几十年以后我接触村里档案，才知道己卯这个地主，土改前家里有70亩地，22间房屋。可见撑死了他也就是个小地主。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乡事。在阎锡山时代，他当过闾长，村副，不过管理几十户人家。他进过当时的“防共自卫团”，但历史记录也没有什么恶行。
我不知道老家土改怎样划定成分的，看土地证房窑证，我家22亩地，24间房子，房子间数和己卯差不多，我家是中农。可见土地多少很重要。我的邻居提起划成分，每每捶胸顿足，“我家80亩地，划了富农。我爸和我大爹（伯父）就不分家，要是分了，一人40亩，哪里够得上地主富农？遭这些年的大罪！”划成分如果这样随便，轻而易举就毁了一个家，那也太儿戏了。
自从土改以后，农村的地主富农这一个人群就成为政治贱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是阶级路线，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农村的打击目标越来越明确，一有风吹草动，村民都知道拿地主富农开刀。1960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天地，批判斗争地主富农更加成为家常便饭。己卯在村里，拉上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会。乡村的斗争，村民不讲政策，经常使用一些残忍的折磨手段。打骂是免不了的，我村里常常看到一种自创的刑罚，就是一条凳子顶上再架起一条凳子，让被斗人站上去，大家发言，呼口号，趁着桌子上的“坏人”不防备，主持人一脚蹬倒凳子，高高在上的那个倒霉鬼便连人带凳子摔倒在地，经常跌得鼻青眼肿。这样的会，己卯参加过多次，以后再开会，大家高呼“上凳子”，己卯就吓得尿到裤裆里。
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残酷斗争，当然株连到他们的子女。除了连带批判，政治上的侮辱歧视也是压得你抬不起头。入党提干招工这些好事和他们无缘，稍微不注意，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帽子就扣上了。平时，他们也是铁定的落后分子，批评敲打那是客气的。
己卯知道在乡下当农民，就把孩子捂死了。他千方百计努断筋骨要供儿子上学。随锁的学习成绩也还遂人意。1950年代，农家孩子上学的还很少，己卯决意供随锁在本村读了小学，又到东三里村读了完小。完小毕业，随锁考到舜帝庙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随锁考进远近闻名的运城康杰中学。在我们那里康杰中学鼎鼎大名，考进康中，几乎就叫做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但是随锁康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1964年上半年，他在临猗县中学补习复读，这就是我和这位大校友，那一段短暂交集。复读大半年，随锁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这就只有死了心回家当农民。
几十年以后我看到随锁的档案，才知道他没有考上大学，也曾经悲观失望，认为这都是家庭成分不好，影响了自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随锁的怀疑不无道理。到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再绷紧，突出政治突出再突出，农村的地富子女是很难被大学录取的。我上高中时，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每当填表，好多都小心翼翼填上“地改”“富改”，那是摘了帽子的地主富农的意思。像己卯这样还戴着地主分子帽子，他的儿子要想进大学，那是难于上青天。
随锁一回村，立刻尝到了地主子女的滋味。
那时村里的高中毕业生很少，像随锁这样的名牌中学毕业的更少。而队长都是些一字不识的粗人笨人，有时难免起点争辩。于是随锁的档案里就记载了这样的评价：“高傲自满，目中无人，看不起贫下中农，不服从队干的领导。”
和队长有争吵，就是“辱骂污蔑革命干部”。
社员也不放过他，有人私下揭发，随锁给大队菜地浇园时，偷吃菜地的洋柿子（西红柿）黄瓜。
随锁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大闺女都不愿意嫁给成分不好的。经人介绍，随锁只好找了一个二婚。
队里盖马房，媳妇要回娘家，随锁给队长请假一晌。下午没回来，队长立刻让随锁去叫，天黑了也要叫回来。
最危险的是，凡地富子女出点事情，一概以思想反动来推论。大事小事或者本来不是什么事情，都上纲到十分可怕的程度。
生产队开会，随锁随意在一张纸上乱写人名，写的是一批近代历史名人，可巧，里头有蒋介石，这还了得，有人看到了，随锁吓得立刻找到工作队坦白。
那时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干完活全队讨论谁该得多少工分。有一个贫农社员上工没有带毛选，队干主张评得低一些。随锁随口说：北大有一个美国教授，思想反动，国家还给他高薪呢。这也遭到大队小队驳斥，最后的结论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反动教授和贫下中农类比，影响极坏。
随锁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地主老子。1964年他提出和己卯分家另过，己卯早年就死了老婆，全指望和儿女在一起，这会儿最小的儿子闹分家，己卯气得吐了血。但是有什么办法，为了孩子的前途，己卯答应了。从此这个家就是己卯一人住一人起火做饭。随锁和火闪兄妹相依为命。一个完整浑全的家，分成两个小家。村人无不叹息。
随锁为了表示自己彻底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向大队表决心：
“他气得吐血，我也不给他看病。”
“我结婚，所有东西都是我个人置办，不要他管。借债也不要他还。”
“我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我给他说，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父亲。他也说，我不靠你，你不靠我，生不养，死不葬。”
随锁的决绝，现在看来太没人情人性。换到那一个阶级成分决定人生前途的岁月，我们应当能够理解这个地主儿子的残忍和无奈。他要过正常生活，他不要歧视侮辱，他就必须舍弃亲情，残酷地和生身父母一刀两断。他要表现，给社会看，给领导看。这个表现也许有点过分，在全国一片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在那个沾上地富成分就终生不得翻身的岁月，他下手有些狠，我们还是要原谅他的幼稚莽撞才是。而己卯，他自己再受苦，只要孩子从此和自己这个地主脱了粘连，他还计较什么呢。
随锁这些义举有用吗？虽然那时也喊“重在表现”，地富子女的表现却是没有什么分量。除了树立几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装装门面，绝大部分地富子女依然生活在祖辈的巨大阴影之下。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摘帽地富仍然是地富分子。划清了界限又怎样？他还不是你的老子？生在地主富农家里，这是你的原罪。大队专政指挥部让随锁填表，“家庭成分”这一栏，随锁还不是只能填上“地主”。无论怎样卖力洗雪，无论怎样出格表现，甚至亲手把老子推上祭坛，做出一些当政者鼓励的禽兽之举，换来的仍然是怀疑和敌视。1960年代一直到文革，多少地富分子的家庭，都演出过这样的绝情悲剧，都曾经被阶级斗争这只巨大的手撕得粉碎。革命的大熔炉，正在加温燃烧。为了救赎自己，地富子女不惜向亲人施暴，以换取进入革命队伍的准入证。如此这般，能够脱胎换骨吗？斗争毁灭了亲情，在祖国的巨大版图上，高头村这一角，不过随风起舞，人狂我狂。
大队将随锁内定为专政对象，指定随锁做出检查交代。随锁交代了自己不服从领导，不安心农业生产，想当小教，说反动话，偷吃队里黄瓜西红柿等等罪行。最后向全村保证：
以上都是自己对党、对人民、对贫下中农极大的犯罪，对不起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自己的精心培养，辜负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期望。我还很年轻，毛主席、党和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放到社会主义大门外的。我也绝不会执迷不悟。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广大的贫下中农保证：
一：坚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二：坚决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听贫下中农的话，听革命干部的话，服从领导，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三：在劳动中绝不挑肥拣瘦避重就轻，一定服从分配，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四：遵守法纪，绝不容许偷盗和违犯党的一切利益的事情发生。
五：以上由广大贫下中农监督，争取重新做人。
随锁这样检查，看得出，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村里，他的日子已经十分难过。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乡村早婚，火闪也到了嫁人的年龄。不敢挑拣，在邻村申村找了个对象，小伙子叫刘丰年，也是成分高。人家不挑剔她就谢天谢地，她就这样匆匆嫁了人。
兄妹两没有想到，1968年，才是他们的噩运。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到这年5月，全国掀起了“群众专政”高潮。“群众专政”是1968年的热词，指的是把专政对象交给人民群众。过去，对地富反坏的专政，都是通过专政机关进行。逮捕判刑关押戴帽子，要通过公检法审查，刑拘也只有公检法有权行使。“群众专政”了，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专政权，在村里，也就是由贫下中农和全村社员行使专政。这实际上是公开号召在底层滥施刑罚。在乡村，一场大规模的非法拘禁，私刑，拷打甚至残杀由此掀起狂潮。对付农村四类分子的惨无人道的肉刑多发生在这一时段，肉体消灭也是常见的事情。湖南、广西等地农村肆意残害四类分子，造成和平年代的大批无辜杀戮，几十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让人们领略了那个那个年代的恐怖和血腥。高头村，也在狂风中颤栗发抖。
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小队社员揭发，说己卯家里藏着枪支手榴弹。
带帽地主，家里私藏武器，当然十分危险。公社大队非常警惕，几次找己卯谈话，己卯不承认有枪。一群人到己卯家里搜查，就那么几间房子翻了个遍，搜不出来。大队又找随锁，动员随锁配合。全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告敌情。随锁在大会上保证，三天交出枪来。回到家里，随锁白天黑夜动员说服，讲明只有交枪才是唯一出路，无奈己卯一直说没有藏什么枪。随锁给大队治保再做汇报，说己卯“狡猾抵赖，死不承认”，要求把他“交给大队处理”。
大队把有嫌疑的四类分子集合到关帝庙，集中拷问己卯的藏枪。审问在关帝庙大殿进行。大殿的大梁上，一根粗绳子穿过，一头五花大绑捆了己卯。“说，枪藏在哪里？”不说？那头绳子一拉，呼啦啦己卯就吊上了屋梁。吊起，放下，再问，还是没有。呼啦啦再吊起。关帝庙的大殿，呵斥和惨叫声响成一片。
悬空吊起时间长了，己卯的两条胳膊疼痛难忍，实在支撑不住了。他乞求，能不能落落地，让我的胳膊歇缓一下？
大队干部拿过一杆红缨枪，咔嚓朝地上一插，矛头的木杆正好栽在己卯的肛门附近，他说：坐上，歇歇吧！
己卯就这样，肛门顶着木杆，胳膊总算能吊得轻些。
那人狞笑着问：怎么样？这会儿觉得合适了吧？
己卯认真想了一下，回答说：嗯，好像比将将捏个强一些些。
这是当地的一句方言，好像比刚才稍微强一些些的意思。
在一根尖细的木头橛子顶一顶，已经是享受，是恩惠。人要痛苦到什么程度，才能对换一种刑罚感恩不尽？
己卯的这一句名言，从此传遍全村。
这是高头村的一个著名典故。每当人们需要用一种残酷的手段缓解痛苦的时候，人们会学着己卯的声调，说：嗯，好像比将将捏个强一些些。
己卯受不了刑罚，隔天放出，在村南一口井跳井自杀。
那是他的地，土改前就是他的地，土改后再分，还是他的地。井也是他家的老井。他被自家的财产要了命，是在1968年6月4日。
村人把己卯打捞上来，连忙给火闪报丧，火闪赶来，跪在尸体前大哭。大队干部在一边训斥：
己卯与人民为敌，死了活该。你还哭？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
火闪止不住哭，一边抽泣一边诉说：我造了啥孽，怎么托生到这样一个家啊！我是哭我哩，我哪是哭他哩啊！
火闪是哭她爸？还是哭自己？这父女二人的命运，哪一个，不值得善良的人们痛哭一场！
村人招呼随锁兄弟把老人埋葬了。随锁害怕大队，推脱说自己已经“划清界限”，不能埋葬这个地主分子。架不过村里人劝说，还是出面把父亲埋葬了。
己卯死了，批判己卯的声浪却是没有止息。大队做了个纸扎人，一张纸条子写上“地主分子南己卯”，贴在纸人身上，继续声讨批判。同时，不断给随锁施压，要他交代那些私藏的武器。随锁无奈，几次找到大队为自己辩屈，又一次义正词严给大队写了保证：
我向广大的革命干部，向广大的贫下中农保证，我绝没有也绝不敢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自从革命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出南光荣隐藏枪支弹药后，我问了他好几次他都不承认，我也知道党的政策的宽大，交出来无罪，我也下决心把它搞出来，只要有就非搞出来不可。所以在红卫兵大会上我向大家保证三天交出枪支，当天晚上回来就没有睡觉给他讲政策说服，只有交出来才是唯一出路。不交出来死路一条。他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那天早起，我就对大队干部说了，大队说你回去再好好动员。我回来接着给他讲道理，讲政策，他一直顽抗，死不承认。第三天我找到大队，请交给大队处理，大队答应了。这次他畏罪自杀，是带着花岗岩脑袋进坟墓，是应得的后果。请广大的革命干部贫下中农相信我，我没有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党培养了我十几年，我也知道党的政策的宽大，我是绝不敢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的。请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监督我吧，我绝没有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
随锁一口一个南光荣，南光荣是谁？不知道己卯的大名，谁能看出他是在指说自己的生身父亲？文革时期逼迫地富子女和家庭“划清界限”，这中间一个个不认亲戚朋友，不认生身父母的悲惨故事，把一个民族的人伦关系毁灭到极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千千万万个家庭，正是那个时代的彰明昭著的恶行。
几十年以后回忆，高头人说，己卯哪里有什么枪支弹药？那些都是谣传。如果有，己卯怎么会跳井自杀也交不出来，大队反复搜查也搜不出来。己卯拼着一死，只能说明他没有什么枪，也没有什么弹药。几十年来，己卯的老院基几经迁建，挖地丈深，谁曾见过枪支弹药？凭借一句谣传，严刑拷打逼人致死，这是文革年代最为惨无人道的革命壮举。像己卯这样的地主，即使在民国时代有过剥削，土改已经斗争，至文革20多年的屈服改造也算还了孽债。然而在出身论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农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地富分子，也只能又一次拉来祭旗再做牺牲。五月专政的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多少无辜的底层贱民惨遭打杀，天地永远记着这个畸形岁月发生的悲惨的故事。
1968年5月，高头村还有一个四类分子跳井自杀。在村里，他小名叫染儿。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乘着全国的大势东风，随锁兄妹找到公社县里，要求落实政策，给父亲的死有一个交代。几番奔跑，1978年，临猗县革命委员会以临落复字第221号文件形式，给己卯的案子作了答复：
关于南光荣死亡问题的结论
南光荣，男，死年58岁，地主出身，带帽地主分子。本县李汉公社高头大队人。解放前曾充任伪闾长、村副、自卫队长并参加过阎匪暗杀团等。文化革命中，在审查其历史问题期间，于1968年6月4日投井自杀。
这个落实政策的结论好没道理。谁个不知道南光荣是投井自尽？问题是他为什么投井？好端端的他会投井？他担任过闾长村副等，按政策够不上历史反革命。所谓防共自卫队，也没见有什么行为。他这样的人，死得活该吗？
曾经和好多历史学者探讨过文革平反问题，大家都说，最冤枉的要数农村的所谓四类分子。走资派错整了，右派错划了，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农村的地富反坏，却是整了就整了，没见谁给你平反，没见谁领过补助。国家赔偿远远没有覆盖这个人群。农民，说到底，还在下等公民之列。平时受尽侮辱，死了命也不值钱。
随锁兄妹的出头之日，是在隔年的1979年。这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文件，给农村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地富子女呼吁公正待遇。那个文件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文件认为，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改造，绝大多数地富分子都改造好，应该统统摘掉帽子。至于地富子女，以后不再和地富家庭出身挂钩，他们的身份一律认定为“人民公社社员”，“在入学、招工、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表现，不得歧视”。与这个文件配套，公安部也同时发文，要求迅速贯彻中央决定，“要把群众评议，报县革委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得很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办好。”可以看出，最高领导急于处理好这一个群体的国民待遇问题。从顶层到全体国民，我们意识到对于这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欠了账。从上到下急吼吼地落实政策，解放这些几十年屈身为奴隶的人们，你能感到国家的某种歉意，能感到对于30年政策偏颇的深层思考。
掀开千斤巨石，洗去政治烙印，屈辱和猥琐一扫而光，随锁和火闪兄妹，迅速投身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大潮之中。土地承包了自家种自家收，不用再看队长的脸色了。农民也能做生意了，长途贩运不叫投机倒把了，雇工也不叫剥削了。随锁、火闪刘丰年两口，立即动手，操持办厂。火闪丰年在村里办了个手套厂，制作皮手套，给外贸加工出口。厂子很是红火，雇了20来个人，车间几十台工业缝纫机嚓嚓嚓响着，加工厂的工人统一作息吃饭，一时蛮像样子。两口子不甘心小打小闹，接着又搞药用南瓜粉加工，包地收南瓜，加工成一种治糖尿病的原料，一时也很畅销。火闪夫妻和村民签合同收南瓜，大队几十亩地连片，南瓜产地有些规模。夫妻两在村子里，也是踩得山摇地动。
商品经营当然有风险。随锁在东北发木料，尝尽艰难困苦。隔年又和儿子承包汽车跑运输，终于因为不熟悉车况，赔了本。车子拍卖，还账了事。
随锁跑车，村里用老戏台子抵押贷的款。这个时候，乡信用社追着还款，不还款就拆房子。随锁远在东北，千山万水之外写来了求告信：“我今年苦干加巧干，一定还账。至于房子，就别拆了。拆了也卖不了几个钱。盖，可是要脱几层皮的。”当年的创业艰难和起步风险，随锁和火闪兄妹都是写照。
1980年代初期，改革呼唤出头鸟。像随锁火闪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他们有能耐，也有气魄。一旦摆脱了政治重负，他们的能量立刻像火山爆发喷涌出来。他们大功不成，村里有人笑话他们，更多的人们投去的却是敬佩的目光。八十年代，改天换地的八十年代，新时期号召放开手脚，大部分农民却还是不敢动弹。那时乡里村里上门动员办厂办企业，只要你答应，立刻提供贷款。可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谁敢要这笔钱？公社干部和村干部常常因为放不出贷款犯愁。随锁火闪丰年他们，就是那一批敢于出头的人。在乡下，他们是第一个动手吃螃蟹的敢于冒险的闯将。这需要见识，也需要魄力。也是长期被压在底层，让他们有改变地位的强烈愿望，有豁出去拼一把的勇气。这时，长期遭受压迫一转成了地富子女的优势。这一个人群八十年代初期的大胆出动，至今依然是历史上空的一抹亮色。
火闪丰年的南瓜粉厂，也遇到难关，南瓜烂在地里没人收，厂子破产，丰年躲债不见了踪影。
厂子履行破产手续后，火闪和丰年离了婚，嫁到了运城。这个男人有工作，她从此住到了城里。
火闪不藏不掖，高调走完了自己的离婚结婚程序。依照乡俗，她在娘家高头村请了十几桌亲戚朋友，宣布人生第二春开始。
火闪离婚再嫁，村里多说火闪的不是。依我说，这是火闪的自主选择。这也是面对人生重大问题，地主女儿南火闪的第一次自主抉择。在那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一个地主女儿，怎样生活，怎样言行，由得了她吗？稍微越雷池一步，各方面的打击干涉就纷至沓来。你只能在社会的监视下低眉顺眼循规蹈矩。这一次，火闪终于放开手脚给自己做了一回主。既然每个人的人生选择都未必尽善尽美，我们为什么要求火闪举手投足闪闪发光？她不过为自己打算，碍着谁了？她乐意尽可随她。
火闪丰年和随锁这两家的最后一次合作，是给小学生印刷作业本贩卖。丰年不懂经营业务，只是憨胆大，放任在外营销的业务员吃回扣。这一回，厂子可是赔塌了，彻底拔锅倒灶。随锁也在外推销，丰年指责随锁收账不交钱，由此闹了意见，断了亲戚，一家人反目成仇。
这一年高头村正月二十五古庙会，刘丰年也来了。他不为赶会为闹事。在高头村村委会门口，他张贴了一张大字报：
众位乡亲听我言，我是申村刘丰年。
随锁和我是亲戚，互不说话好几年。
劝我办厂他牵头，一心给我跑外头。
他今富得流了油，我的光景到了头。
生意赔了算我背，不该收账不还钱。
随锁是个什么人，大家替我多宣传。
从这个大字报看，他们已经闹得很僵。至于其中的衷曲，谁又能说得清。村里人说，这就是把两家的丑事摊给大家看，把随锁损了一顿。两家从此交恶，随锁兄妹也从此断了来往。
丰年死在九十年代，随锁死在前几年。他们死后，他们的儿子颇得先祖家风，生意做得风风火火。随锁的儿子在晋北开熟食店，在太原买了房子，已经定居省城。火闪的儿子在运城开着一个灯具店，做霓虹灯灯箱，在运城置办了两栋小楼，一栋住家，一栋办厂。他们都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城市移民。两代人的接力，终于填平了上一辈的政治陷坑，现在，后人骄傲地面对新生活，从他们眼里看出的，是平等和自信。
关于地主南光荣，他们都知道得很少。毕竟他们是孙子一辈了。
在运城找到火闪，她住在城中一栋小楼里。一层摆满了长长短短的铝合金条子，有机玻璃构件，那都是制作霓虹灯的加工原料。她也68岁了，和孩子住一起。
刚开春的时候，她回过一次村里，娘家给大嫂过周年，随锁的儿子也回去了。
他们见了面，没说话。
随锁儿子说，我姑就不理我。
火闪说，我是他姑哩，他不叫我，我能叫他？
看来这两家的恩怨，还延续到了下一代。
从饱受欺凌到扬眉吐气，从相依为命到形同陌路，50多年来，这一家地主兄妹，走过了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品味一下，让人五味杂陈，感叹不止。从凄风苦雨的艰难时世扶携着走出来，又在发家致富的大潮里结了怨。此时暮云四合，星垂平野，看得出，火闪，心有千千结。
曾经的岁月有温暖，却是血泪相合流。今日，他们早已不再困在一洼涸辙，他们的天地无比广阔。展望辽阔的海域鸢飞鱼跃，那又何必俯首低回，怀念苦难。兄妹动如参商不相见，令人惋惜。想到他们毕竟是在各自的水域尽情地遨游，还是值得庆幸。理解他们吧，今天终于有能力相忘于江湖。
（作者说明：文内引用文字均来源于高头村档案）
《随笔》2015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