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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关于二战的两个迷思

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军人观看美国驱逐舰在日本偷袭下爆炸(1941年12月7日)

二战结束70年以来,关于太平洋战争起因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些争议中有两个重要迷思应当厘清,以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思历史,把握未来,维护和平。

迷思之一是罗斯福总统在日美关系上玩弄计谋,为了参加二战,不惜牺牲数千美军官兵生命和整个太平洋舰队,诱使日本偷袭珍珠港,因而引发太平洋战争。

迷思之二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满洲里. 与美国投掷原子弹无关。这一迷思在国内反美愤青中颇有市场。

澄清第一个迷思

这个迷思的最初形成是美国两党政治争斗的结果。194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挑战希望第四次连任总统的罗斯福。一些军中人士找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举报罗斯福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知情,因为美国破译了日本密码,掌握其秘密通讯内容,然而罗斯福不采取防范措施,使美军蒙受重大损失,而让太平洋舰队司令和夏威夷基地司令做了替罪羊。杜威拟利用这一材料作为竞选议题,公开发表演说抨击罗斯福,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出面要求杜威不要披露,因为会严重影响对日战事,增加美军伤亡。杜威接受了马的意见,最后其问鼎白宫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战后,美国国会立即设立了珍珠港事件联合调查委员会,分别由6名民主党、4名共和党参、众议员担任。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偷袭珍珠港的最终责任者是日本,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并未“欺骗、挑衅、煽动、引诱或胁迫日本”偷袭珍珠港。委员会两名成员不同意大多数成员的结论,提交了自己的报告,继续质疑罗斯福总统的行为。

此后,许多阴谋论人士和历史修正主义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和考证,试图将罗斯福总统说成战争贩子,要其承担战争责任。他们提出的比较有杀伤力的证据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几天和当天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特别是第902号电报,美国战争部长日记上记载的罗斯福谈话,以及麦克科勒姆备忘录(the McCollum Memo)。下面让我们一一剖析这些证据。

不错,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就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美国称“紫色”密码),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和间谍活动,但并没有能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所以并不知道日本军事活动,特别是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美国只能从日本外交部与其世界各地使领馆的电报往来中推断日本可能的军事行动。而日本人从苏联驻美大使处知道其外交密码已被破译,但不相信这是事实。

1941年12月1日,日本电报指示伦敦、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使馆销毁“紫色”密码机,2日又指示华盛顿使馆除留一台译码机之外,销毁所有秘密文件和密码机。情报人员判断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战事在即,并通知了有关单位,包括夏威夷。美国驻东京、北平、上海和曼谷的武官处开始销毁密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日本会进攻珍珠港。

罗斯福的批评者们声称美国12月6日破译的第902号电报已经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但被他有意忽略。其实,这份电文是一项备忘录,共14部分,是针对美国的最后通谍,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递送。其基本内容是为日本东亚政策辩护,指责美国的种种不是,第13部分结尾声称日本不能接受赫尔11月26日提出的包括必须从中国撤军在内的四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据罗斯福看该电报时唯一在场的海军军官舒尔茨在国会作证的证词,罗斯福读完电文后对在旁边的霍布金斯说,“这恐怕意味着战争。”霍表示同意,然后二人讨论日军部署问题,分析日军下一步行动,他们提到东南亚,但没有提及珍珠港,未有任何暗示明天就是偷袭日,也未通知要部队警惕。霍布金斯当时说,可惜我们不能首先打击日本,防止突然袭击。罗斯福点头说,对,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而且我们有良好的记录。舒尔茨认为罗斯福的后一句话是暗示美国必须保持不先开战的记录,不首先动手攻击别国,只能等别人先来犯。

很显然,从二人的对话中,很难得出罗斯福对日本的偷袭计划知情。至于霍布金斯提到防止日军突然袭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德军就是使用闪电战侵略了欧洲好几个国家,日军又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战略战术比较相近,想到日军突袭是很自然的事。

罗斯福接下来又告诉霍布金斯,他给天皇发了一份电报,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由东条英机转,而是直接给天皇的,电报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表示关切,希望日本从东南亚撤军,罗斯福特别强调说他这样做是将天皇当国家元首来对待。舒尔茨揣摸罗的意思是,如果天皇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总统可以向国会有所交待。这份通过美国驻日大使转交的电报再次呼吁天皇履行神圣职责,恢复美日传统友好关系,防止战争造成更多的人丧生和破坏。可惜这封电报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送达。如果罗斯福知情,他这样做无疑是画蛇添足。

由于第902号电文第14部分当天未译出,7日上午10时罗斯福总统才读到了第14部分内容,该部分指责美国利用野村和赫尔的谈判阻碍日本通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来维护和平,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日美进一步谈判不会达成协议。仅此而已,电文并没有宣战,也未表示中断外交关系,只是宣布终止美日之间的外交谈判。因此,也不能由此得出罗斯福知道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结论。

2011年,研究人员又从联邦调查局罗斯福档案资料中,找到了另一份新解密的备忘录,其中海军情报部门1941年12月4日警告罗斯福日本正在动员所有情治力量在美国西海岸、巴拿马运河以及夏威夷加紧收集军事经济情报,为其海军所用。但是,这份报告同时点了三个地方的名,还是不能证明罗斯福知情。

另一项常常被引用的所谓证据是时任战争部长的史汀生11月26日的一篇日记,其中称,罗斯福对史汀生表示,“美国可能在下个星期一(12月1日)受到日本攻击,因为日本人在不事先警告就发动袭击方面是臭名昭著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如何巧妙地让他们打第一枪,而自己又不遭受重大损失。”

首先,这不是罗斯福的原话,而是史汀生的转述。我们并不知史的转述和记忆是否准确,或他的秘书在转录抄写中是否有误。其次,如果罗斯福知情,就不会将自己的战争部长蒙在鼓里,而且他们共享很多情报。第三,罗斯福所说的进攻时间也不对,显然他只是打个比方,他的后一句话证明了这一点。第四,珍珠港遭受的损失巨大,不符合罗斯福自己的讲话精神。“巧妙地”一词(maneuver)有操纵的意思,最受历史修正主义者诟病.但是,罗斯福的意思可能是我们不能打第一枪,要等日本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先动手,我们才能师出有名。

更为重要的是,在史汀生记下这些话的三个星期之前,山本五十六已于11月5日下达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命令,而日本外相也已指示野村,日本不能在谈判中取得理想的解决方案,必须在11月29日中断与美国的谈判,“此后,事情将自动发生。”至于在哪里发生,美国决策者只能猜测。

而且,罗斯福的总的战略思路是先欧后亚,所以他并不希望当时在太平洋发生战争,分散支援欧洲的资源。这一点,他反复在很多场合强调过。在日本侵占东南亚之前,一些内阁成员要求对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完全停止石油输出,罗斯福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正在东进进攻苏联远东还是南进占领南太平洋地区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禁运,日本一定南进。美国没有足够的海军,很难应对太平洋发生的事件,所以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

美国军方马歇尔和斯塔克将军也都反对与日本在太平洋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直到7月日本决定南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罗斯福才改变态度,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和冻结资产。显然,美国的措施是罗斯福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的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挑起或引诱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同理,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利用麦克科勒姆备忘录来说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麦克科勒姆是海军负责远东的一名情报少校,他于1940年10月7日为其上级纳克斯上校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采取8项行动,挑起日本公开发动战争。8项行动包括全面援助蒋介石政府,对日全面禁运,利用英国、荷兰在太平洋的基地,派遣巡洋舰等。没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看到过这份报告,麦克科勒姆自己否认接触到罗斯福,后来在讲述自己的海军生涯的访谈中也未涉及此事。备忘录虽然提到利用日本公然的战争行动使美国公众支持战争,但是其主旨是防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此外,如前所述,罗斯福反对对日全面禁运、希望维持太平洋和平。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它一步步走向侵略,而罗斯福一直是被动应对,最后不得已被卷入战争。

此外,我们知道赫尔11月26日的照会虽然坚持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并没有规定时限,为进一步谈判提供了空间。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将日本逼到了墙角,故铤而走险。

虽然罗斯福总统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没有一条情报准确地指出日本会在何时何地攻击美国目标。这种情形很像美国911事件之前,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均错过许多信号,未能及时判断出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一样。这是从上到下整体系统运转失灵的人为错误,而不是人为阴谋造成的。

美国的代号为“奇迹”的破译项目,人手严重短缺,常常不能及时翻译、分析和发送破译的电文,导致各级情报和决策部门错过了日本偷袭的信息。有些完全可以判断出日本偷袭计划的重要电文,由于翻译的延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译出。

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无疑应对误判日本负有一定责任。其最亲密的朋友、幕僚霍布金斯称,罗斯福当时的确判断日本不会攻击夏威夷和菲律宾,而会向中国纵深发展,或者占领泰国、法属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等地,时机成熟时,也会进攻苏联。这样的误判使美国损失惨重,罗斯福难辞其咎。

但无论如何,日本的侵略计划是其推行军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结盟、争夺战略资源的必然结果,1941年1月开始制订的偷袭珍珠港只是其总体侵略计划中的一部分,日本同时还进攻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他地区。即使没有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也会因日本侵占菲律宾而对日宣战。所以,罗斯福引诱日本偷袭诊珠港为其参与二战制造借口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的迷思

这个迷思最早是由战后一批左派学者和反核人士创造的,其中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加尔·阿尔佩罗维茨、马丁·舍尔温和理查德·罗兹等人。

然而,他们的影响远远没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日裔历史教授长谷川毅那么大。二战胜利60周年时,长谷川出版了一本名为《与敌人赛跑》的书,用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声称,美国的核爆对日投降几乎没有影响,而决定因素是苏联红军出兵满洲里。该书使这一迷思广为流传,到目前为止仍有众多的信徒。

长谷川毅后来又对其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基本上有如下几点:(1)日本投降最重要的因素是天皇终战的“神圣决定”;(2)长崎核爆对日本投降影响甚小;(3)比起美国的核爆,苏联出兵满洲里对日本决定投降影响更大;(4)核爆和苏联出兵均没有对日本投降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立即的影响;(5)不使用原子弹,仅依赖苏军参战,日本最终也会投降。

因为本文篇幅的关系,笔者不拟逐一反驳长谷川的观点,而将重点放在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裕仁天皇作出终战决定,是苏联出兵东北,还是美军的原子弹?

仅就日本投降本身而言,裕仁天皇的决定毫无疑问占有举重足轻的作用。天皇在德国1945年5月8日崩溃之后,即有意愿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希望通过苏联斡旋体面投降。但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下面让我们看看核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军事重镇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直到7日上午才从英美电台广播中了解到真相,随后军方收到核爆破坏的直接报告,日本当局异常震惊,因为日本对核研究并不陌生,其海军和陆军都有自己的高度机密的核研究项目,1945年初才因开支太大,成功机率太小而放弃。

当天上午,内阁开会,东乡外相报告了从外台汇集的信息,建议应当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军方人士认为核爆可能是美国瞎编出来的,因此内阁决定在进一步弄清情况之前先不作判断。

8日,在未收到调查委员会报告之前,铃木和东乡认为广岛核爆事关重大,应当马上进宫报告天皇,建议及时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下午东乡晋见天皇,告诉天皇外交部汇集的有关核爆信息:原子武器将给现代战争带来革命性变化,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美国将对更多的日本城市进行核爆。天皇虽然对苏联斡旋和平仍存一线希望,但明确表示因为这样的新武器的出现,使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继续下去,日本不应继续拖延终战决定。天皇要求东乡转告铃木首相他的旨意,尽快做出终战安排。铃木当即召集最高战时委员会会议,但因一些成员不在而未开成。

天皇侧近内大臣木户幸一中午得知核爆的消息,立即在下午告诉了天皇。木户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天皇和他的谈话,其中天皇说道:“事情现在已经陷入了如此的僵局,我们应当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对我的安全有何影响,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终止战争,以免再发生类似悲剧。”

天皇决心终战时,苏联尚未出兵满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直拒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直到8月8日晚11点才与之会面。莫洛托夫通知佐藤,苏联决定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并拟在9日对日宣战。一个小时内,苏军对日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日本政府9日4时才从塔斯社的广播中知情,直到10日11点苏联大使才正式知会东乡外相苏联对日宣战。

9日,被称为“核心内阁”的六人最高军事指导委员会开会商讨天皇终战的要求。铃木,东乡、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主张在“护持国体”的条件下马上接受《波茨坦公告》,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海军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则要求附加自主撤兵复员、处罚战犯以及保障不予占领日本本土的条件。天皇当即“圣断”在维持天皇体制下投降。

10日,日本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代表同盟国回复称,天皇体制应由人民意愿来决定。13日,天皇再次排除军方干扰,圣断接受同盟国立场。15日,天皇颂布投降昭书。诏书中特别提到核爆为终战理由,其中称: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无辜,惨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招来我民族之灭亡,延而人类文明破却。

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投降一个星期之后,天皇写了一封信给年仅11岁的皇太子。他在信中总结了日本战败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日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度轻视了美英两国实力;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军队过份强调(战斗)精神的作用,而忘却了科学;第三个原因是,他作为日本的最高统帅却未能像其祖父明治天皇手下拥有众多远见卓识的军事领导人。最后一个原因是,军人相互争斗称雄,看问题未有更广阔的视野,知进而不知退。他之所以选择投降是为了保全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八咫镜、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以及人民的生命。

很明显,裕仁谈及的“忘却科学”实际上是指核武器。日军只依仗武士道精神作战,未能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的作用,故而战败。可见核爆在天皇心目中的位置。

苏军出兵东北显然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日军方在苏联出兵前和出兵后都一直坚持或者有条件投降,或者战斗到底的立场。是天皇的圣断,迫使军方让步;而天皇的决定在苏军出兵前即已形成。

我们知道,日本和苏联1941年4月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双方保证互不侵犯,如第三方侵犯,另一方须保持中立,同时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条约为期5年(有意思的是,中共当时大力赞扬这一条约,称其对外蒙有利,对全中国解放有利)。

正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1945年5月中旬决定请苏联出面斡旋来结束战争。6月初,天皇也采纳了木户的和平方案,通过苏联斡旋日本向同盟国有条件投降事宜。6月22日,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次表示他担心由于美国空袭造成更大困难,希望不要局限在本土防御,同时应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军方在天皇面前承诺支持这一方针。

6月29日,日方向苏联提出缔结长期互助、互不侵犯条约,以此换取苏联斡旋。但苏方一直拒绝回答。

7月7日,天皇十分焦虑日苏谈判无进展,召首相进宫质询,并下令马上派出特使访苏,请求苏联斡旋。日本政府决定派近卫文麿作为特使赴苏。

7月11日,日本驻苏大使终于见到莫洛托夫,但莫声称苏需要时间仔细研究日本方案。此后,日本大使又进一步得到指示,明确告知苏联,日本天皇终战的意愿和接受近卫特使赴苏的请求。但莫洛托夫以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理由拒绝与之会面。

7月18日,苏联照会日本,由于天皇的信件中没有具体提议,所以苏联政府不能给予确切的答复。

日本政府25日回照称,日本希望苏联斡旋实现和平,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一切都可以谈,并表示可以充分考虑苏联在东亚的要求。

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认为如果苏联最终同意斡旋,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可以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读。所以决定在知道苏联态度之前不对公告表态。

30日,日本大使进一步告知苏联政府,只要日本的荣誉和生存得到保障,日本愿意接受条件投降,并要求将这一信息转告在波茨坦的苏联领导人。

然而,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其苦苦等待的苏联斡旋永远不会到来,而得到的却是8月6日美国的新式炸弹。

上述资料显示,日本对苏联斡旋终战寄于了太大的希望,尽管明知成功渺茫,但死死不愿放弃。苏联对日宣战的震撼是日本对斡旋和平期望的彻底毁灭,而不是苏联军事打击的结果。日军情报机构十分清楚苏军在远东集结,军队一直预期苏军的进攻。其时日军目标已转为本土防守,而不是保卫满洲和朝鲜了。据日本报纸报道,当时铃木首相听到苏联出兵的消息后,非常平静地说道,“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

日本历史专家Edward J. Drea分析得对,日军有足够的经验和实力应对苏军的常规战争,然而对于美国核武器却没有军事应对措施,只有选择投降。

那么,为什么长谷川毅一类的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坚持苏军参战才是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呢?笔者认为,长谷川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证明军事上完全没有必要使用核弹来进而挑战美国核爆的道德性,从而得出他在其著作最后所下的结论:“这场战争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大家都是人。”

问问成百上千万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无辜冤魂,我们就知道这个结论是多么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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