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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的另一面

邓力群这个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确是被很多人视为“左”营的标杆人物。

对此,他自己也知道。在他写的《十二个春秋》一书中,他就坦然的承认:“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不过,除了政治那张皮以外,作为人来说,无疑,也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的。

近期出版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的文章,其作者是陈伯达原来当政时的二位王秘书。那文章说,1981年时,二位王秘书奉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联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医治病的陈伯达,一方面对陈的生活进行适当照顾,一方面请陈就文史哲及一些经济政策,作些研究,写出些意见,交邓力群转报中央。

看望陈伯达的这件事,是胡耀邦指示的。当时,考虑到陈伯达虽然在文革中罪行严重,但毕竟与江青等还有些区别,加之以前,陈对革命事业也还是有些贡献,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这件照顾性质的事情。

当时,邓力群与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几年后胡的下台,也与邓力群的动作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在处理陈伯达的这件事上,他却是忠实的执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因而。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时间内,邓力群一直是在具体指示二位王秘书与陈伯达保持沟通,让陈伯达得以不再回监狱,并能以保外就医之身从事读书、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陈伯达的请求,将陈的儿子调来照顾其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适当照顾。从而使陈伯达的晚年,总算还能获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陈伯达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邓力群也无特别情谊,相反,在文革中他还将邓力群划为“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杂志社的”人,是“到红旗杂志社来夺权”的,而曾置邓于险境。并且,常常责骂邓是“不学无术”。

既如此,当时邓力群对已滚落井中的陈伯达,为何却能与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执行呢?

也许,在对待落难之人的问题上,邓力群象胡耀邦一样,也具有过测隐之心。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一文中,说了一些事,的确反映出邓力群人格的这一面。

例一,邓力群告知二位王秘书:陈伯达骂我“不学无术”,对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终对陈不能忘记。

什么事呢?

当邓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时,陈伯达对干校军宣队指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要给他们读书时间,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显然,这一来,邓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终获得某种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无天日了。

对此,邓力群对二位王秘书说:当时是很为感谢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现在还能以感恩之情讲给他人听,可见,此事,确深深存留于邓的心底。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例二,陈伯达在对王秘书们看望他时,说了二件他对不起毛泽东的事:“一是不该推荐田家英到主席那儿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还在台湾。”

对此,邓力群则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陈伯达的地方。

邓的这个评说,应该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评说的受益者是陈伯达,邓力群在这里,是替弱者说了话。

例三,1983年9月,应陈伯达的儿子要求,邓力群批示同意从陈伯达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陈尚在服刑期),以能为陈购置些衣物。同时,另外给了80元稿费——是陈伯达写的文章被杂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邓力群嘱咐不要让陈伯达知道此钱的来源。因为,陈尚在服刑期,让陈写文章、并予以发表,是特别政策,担心陈伯达一高兴,宣扬出去,造成以后此类事会泡汤。

可见,邓力群对陈伯达一事的安排,的确尽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邓力群也曾有过一次浓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当时,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小平)”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颤颤竞竞了,但是,邓力群敢于出面承揽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危难关头,出了事,上不推给邓小平,下不推给同僚部属,显出了邓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担当气概。

所以,后来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

甚至,一个与邓力群政见有分岐的部属,也撰文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知道邓力群肩膀硬,是条汉子,在那样严重的高压下毫不推诿,承担责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乔木,却在1976年“批邓”时,没能挺住,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自然很沮丧。但此时,作为胡的同事,邓力群却没有兴灾乐祸,而是同于光远一起,到邓小平处,代表胡向邓小平道歉,并向邓小平进行解释,为胡讲好话。

邓小平终于没有怪罪于胡乔木,当然,是邓自有他的考虑。然而,邓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而这件事,应看到的亮点,是过程比结果,更本质的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

对于邓力群以往的许多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笔者并不认可,有些还很反感。

但是,对于上面所述几件事中的他,笔者却很愿点上几个大大的“赞”!

中国历来有将政治人物脸谱化的传统,将凡与自己政见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将自己阵营的人,都视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两回事!一个凶残无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队伍中你的同志,而敌方营垒中的某个人,却也许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产生这样的认识,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革命岁月之后,才获得了的。现在,越来越多历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这一观念。

201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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