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论反右派与反右倾

如果说整个大跃进,是毛泽东在浸透着百万右派血泪的中华大地上,用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的赤血白骨,堆起来的一座标志着个人野心的“丰碑”。反右倾则是毛泽东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在庐山举起屠刀,从彭、黄、张、周开刀,杀向那些要说穿“皇帝新衣”的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杀威棒”。然后自欺欺人地宣称大跃进取得了举世罕见的“伟大成绩”;接着又是一意孤行,“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使中国人民承受累累的恶果。当时留下的民谣有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总路线成了肿路线,全民皆浮肿,“连红太阳都浮肿了”……“打肿脸,充胖子”,便成了大跃进惟妙惟肖的象征。

李锐的书《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对庐山这场腥风血雨的见证,就是对这段历史的“实录”(后面,我将以《实录》简称此书,并对该书的引述也只标明页数)。

该《实录》中,对反右倾与反右派相提并论的地方,达三、四十处之多。如在该书的第2页上就指出:“他(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使右派钻了空子”。而毛在庐山的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挂上一笔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作为陪绑,一则用以说明过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则是用过去杀死的右派之“鸡”,儆今日仍存活的右倾之“猴”。我们从中就可以察觉到两个运动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论述,将以《实录》作为论纲,侧重于谈反右倾,并在此基础上与反右派做比较,以期呈现其相关性与相似性,进而洞察历史事件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

一、两个运动起因的同质性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443)

“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套在反右倾运动上就是:

第一条,大跃进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等说的“有失有得,得不偿失”,还是毛泽东说的“得多于失,失少得大”(页216)?

毛泽东对《李云仲的意见书》批示说: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页63)

林彪批彭德怀说:他还说“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说的其实主要是失。我们说主要是得,部分损失。所以他这样倒过来说,是有文章的。(页279)

毛泽东说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的批语说:“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页27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说:“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错误缺点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页353)

不少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23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质供应紧张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或冷或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页59-60)

广州军区据42军政治部报告,“少数团营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问题,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是颂扬“反右派”的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称。汇报材料中说,这些人“政治上一贯落后”,“有一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重点批判对象”(页57-58)

长沙一个郊区公社的调查报告说:“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说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农,对“拉平”意见多,要算账;没钱用,嫌工资少;怀疑大跃进成绩,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毛8月6日的批语说:“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页269)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7·23”和“7·26”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页165)

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早晨,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张闻天还是冒险犯难,完全支持已遭非难的《议定记录》稿和彭德怀的信,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一般只刊要点。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让秘书作了统计:全文8千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页157)《发言》指出: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浮夸风和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将计就计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如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太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两千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质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质储备减少,财政节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去年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页158)“主席常说,要敢于提意见,要舍得一身刮,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页162)

问题在于,这些话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真知灼见?和57年的右派言论一样,这些59年的右倾言论,也都是济世良言。可惜他们都遭受了灭顶之灾!你可以不怕杀头,或怕杀头而缄口不言——这就是毛泽东给你的自由。但你可不能妨碍他“杀头”的自由。从个性上说,他是铁石心肠,嗜杀有癖;从政治上说,“肉体消灭”是他对待异己,对待异议的得力手段。这就是他总是亲自下达杀人批量,杀人数字,杀人指标的根由。古今中外,杀人之多,无如毛泽东者。周恩来了解这一点非常透彻,他深知毛是个食肉动物,所以他在毛面前就像是老鼠见了猫,总是颤抖着忍忍忍:对,也忍;错,也忍;忍至“忍无可忍”时,平平气重新再忍。即便是这样,他也仍未能逃脱毛利用癌细胞置他于死地的最终命运。(参看《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不仅大会批、小会斗了张闻天,还给他写了一封尖刻嘲讽、耍尽无赖的信;之所以称他“无赖”,兹举一例以明之:他不用他“倡导”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指明人家哪里说得对,哪里说得错,而是胡搅蛮缠什么:“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页267)说这样下三烂都羞于启齿的话,一般人都会感到有失身份,更何况是领袖对自己的高级干部呢?

毛泽东对大会还说了如下的话:他们还不是右派……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页171-172)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页173)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页197)

我划右派后,下放农村(包括在农场劳动教养)20多年,似乎是证实了一句谚语:“要知朝纲事,乡下问农民”。农民把毛“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用来戏说毛本人:“毛主席的十个心眼九个好,只有盖在上面的一个心眼孬,所以,每逢一遇事,上前总是用上面的那一个,盖在下面的九个总也用不到。”至于对毛说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农民的戏谑,简直是“谑而虐”,庸俗之至了:“成绩是鸡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点,是屄染(必然)的。”

第二条,“走哪个方向?”右派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右倾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说:“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页357)

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页196)

林彪说:“无论从他(彭德怀)的思想意识上,思想方法上,还是政治纲领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这一套是隐藏着的,没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观就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世界观,狭隘的经验论的世界观。经验主义表现的另外的一种形态,就是实用主义。少奇也讲他有另一套纲领,另一套作法。社会主义他是干的,革命也是干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产党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家长式的党。他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他自己的面貌是资产阶级体系的反映,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改造我们的党,改造党的路线,改造党的作风。”(页281-282)

第三条,“谁人来领导?”在8月16日通过全会公报和两个决议的会上,毛作了长篇讲话,其中说道:“在王明毛泽东之间,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页350)

《决议》指出:“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虽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页358)

毛泽东指斥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页236)“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页237)“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页240)“而且(说我)‘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页272)

康生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换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或改换主席之意呢?令人怀疑。”(页295)

以上三条是按着毛泽东反右派的思路,分析综合出来的与反右倾在起因上具有同质性的几个焦点。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表现在反对个人崇拜上。这一点和反右派所涉及的国际背景是相同的。主要是苏共20大所带来的政治风潮:

“周小舟和我(作者李锐)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主席的这篇(7·23)讲话,是否经过常委会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当面称赞主席超过马恩列斯,而主席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主席骄傲起来了。我认为主席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页178)

彭德怀说:“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说:“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页203)

彭德怀在一次中央常委会和赴庐山的火车上,都谈过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车上他还随意跟人讲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页126)

彭真批评他“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马上插话说:“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能同匈牙利比?”(页253)周恩来等也这样说过。但是,“在主席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页204)既然不能同匈牙利比,那么,说“彭德怀就是纳吉”,这又是同哪个国家相比?这又说明,是谁的“思想之混乱可观”?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彭:“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林彪说:“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页252)

刘少奇接着说:“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对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真说:“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毛泽东的路线已经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真一唱一和:“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页253)

毛泽东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裁’,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页272)

在全会闭幕的第二天,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

刘说:在苏共20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20大以后,他就一贯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刘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论权威》的文章,恩格斯说了“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刘少奇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20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页359-360)

刘少奇顺从毛泽东的意图,极力颂扬个人崇拜,使毛反右倾的阴谋得逞,这就铸成了一个自掘坟墓的历史上的大错。使得个人崇拜,从延安整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达到登峰造极。而这个“自掘”和“他掘”的坟墓,埋葬了从国家主席到平头百姓们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生命财产,和惨不忍睹的良知废墟。

二、两个运动过程和手法的相似性

过程与手法是什么关系呢?前者就是后者的展开式。反右派所施的阴谋诡计,毛泽东的流氓语言叫做“阳谋”,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反右倾竟然与之相似到惊人的程度:神仙会相当于大鸣大放;彭德怀的信作为运动的“引信”,相当于那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对于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与章罗联盟右派集团的划定与栽赃,也是如出一辙,都是千古奇冤,都是绝对的凭空捏造。那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郭罗基也说:“想来罗隆基也找不到箭了,只好以手杖作代用品;折杖为誓,决不同章伯钧联盟。硬是拉郎配,把这两个冤家结成‘同盟’,完全是毛泽东一手操办的。这是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在政治上的运用,他总是将他所要反对的政敌赶到一起,‘聚而歼之’。在党内亦然。1959年整‘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6年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都是这种策略的运用。”(《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同时,他不仅都要强迫人家认“罪”,而且要承认四个“有”:“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而后来的历史又都被确凿无疑地证实那所谓的“罪”和四个“有”,乃是毛泽东违背了自己亲口吐出的“实事求是”和“不许放屁!”的准则,而作出的血口喷人。至于会上会下呈现的“一犬吠声,十犬吠影”,“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政治景观,那是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中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无论在反右派还是在反右倾中,往前推,肃反,反胡风……次次皆然。在庐山会议上毛的故伎重演,使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雁归来”!著名报人右派分子徐铸成在《“阳谋”亲历记》中说:“斗争的方法,也非常讲究‘技巧’。当集中斗争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予他们以‘立功赎罪’。这种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后来就成为‘文革’时‘揪出、火烧、油煎’直到‘彻底打倒’的蓝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忆文革的遭遇时,在好友叶以群被迫害致死后,他也不得不随众举手,高喊‘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的叶以群。’到后来,他自己也被揪出来了。这个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尝够并深有体会的,经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说出‘供词’,以便他们扩大斗争面。”

我在国内,几乎听到的是众口一词:“庐山会议,毛主席本意是要反左的,可彭老总的一封信……”这和整风转向反右,人们的归因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首先我要据理力争,我把神仙会比作大鸣大放,绝非牵强附会,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做和这样说的:“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页165-166)

这里再明白不过地把“江西党校的反应”,“广东军区的材料”和罗隆基,陈铭枢的言论,统统一锅煮,曰:“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下面,还有几个悬念:为什么还想“把他们都请来”?来干什么?我想除了是大鸣大放,不会是别的。再则,为什么“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趁你(毛)的心?难道要是不一蹋糊涂,你还会大失所望吗?在反右之前,你在党的会议上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55)“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同上,页425)“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同上,页427)“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事情就更好办了”(同上,页4860)“1957年,毛泽东谈大鸣大放,说鸣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刘少奇后来发挥说,大家都闻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说,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阴谋是阳谋,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翘起尾巴了。刘加以发挥说:‘贱嘛!’刘少奇并说,他本来是反对大鸣大放的,认为鸣放的后果不可收拾。后来也觉得放屁放得好。”(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557。)“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上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的不对的加以批评。”这时候毛泽东说的“加以批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篇在上海干部会上讲话的题目:“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换成在庐山的语境,就是:“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现在再来看看,毛要他的狂热派们“硬着头皮顶住”,即:“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录》在“神仙会”一节中写道:“研究党史的人,一般以7月23日毛主席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8月1日前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彭、黄、张、周,最后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全会决议。为反右倾主义而奋斗。”(页19)这里最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作者所说的“真正的神仙会”,是否“真正的神仙会”?

且听毛泽东说:“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页172)读者:你现在可以从梦中猛醒了吧!毛泽东“硬着头皮顶了”几天?——“顶了20天”。那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顶”的。并不像许多人(包括李锐)讲的那样,7月16日彭德怀的一封信,使毛泽东由反左转变为反右。如果不看假像看实质,那么,在庐山,一天也没有过过那个欺世盗名的“真正的神仙会”的生活,有的只是你美丽的梦幻和毛泽东心里的“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神仙会只是、也正是相当于反右前的大鸣大放。至于随后的发展,详见拙文《毛泽东“引蛇出洞”考》。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三、两个运动恶果的递增性

所谓“恶果的递增性”,是指社会政治经济,世道人心,每况愈下,一步比一步坏,坏坏相因,愈演愈烈。其表现,除了发表在上期的前文《反右派与大跃进》中已表述过的“经济上大跃退,赤地千里,饿莩遍野”外,还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

1、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

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都表明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态度,甚至毛泽东也还假惺惺地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见《赫鲁晓夫谈毛泽东》)

右派在鸣放中,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一部分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并且矛头直指中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种种恶果;另一部分则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尚不严重。但是,只要你反对个人崇拜,就触动了毛泽东担心秘密报告会在中国重现这根神经,最轻微的条件反射也是,认为你是在指桑骂槐,是同着和尚骂秃驴。所以,凡是有反对个人崇拜言论的,不划右派就很难了。反右派之后,毛就正面地提出,肯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不过这时候对个人崇拜的最高发展,也只是要维护:从名义上讲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提倡的个人崇拜,表面上还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前面有个限定词:“正确的”。至于“三忠于,四无限”,那是反右倾之后,60年代才行时的口号。

在庐山会议开始时,大家都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公正态度,但求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总结经验教训,不是跟谁过不去。但毛出于要打击和打倒“人”的目的,就提出了“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页196)

“党内右派在猖狂进攻。”毛主席一声令下,“要划清界限!”于是不管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页202)所有这些“开火”,40多年后的现在,都已经大白于天下:对事的,全是是非颠倒;对人的,全是人妖颠倒。

——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问题。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是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适合,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战书。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有的人还质问周惠:你是拥护总路线,毛主席,还是拥护周小舟?因为这时人们对周小舟的检讨很不满意。周惠还为之说了公道话。

——“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什么经回来?”这一类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也开始有人提了出来。

最为严重的是小组会外的种种议论和传言,“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说法传开了。总之,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人都在磨拳擦掌,投入战斗。(页202-204)

所谓的两个“颠倒”,一个是“是非颠倒”:明明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从内容到上书党主席的方式,全然是正确的;大跃进是错误的,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是一场大灾难。但结果呢,不但没能纠正错误,反而是“错误的打击正确的”。让巨大的错误,酿成全民的灾难。

“错误的打击正确的”(页346),这句话乃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如果他是在说他自己,那就不存在“是非颠倒”了。问题在于,他反而说彭德怀是“错误的打击正确的”。以此一斑,便可窥见“是非颠倒”之全豹。如果仅仅说庐山会议“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那还不行,必须再补充一句话:“把错误的反而被说是成正确的”。这样才能表明其“颠倒”得非常彻底;同样的两句话应该这样说:“把被打击的说成了是打击者,打击者反被说成是被打击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庐山会议“是非颠倒”的性质说明白讲透彻。

另一个“颠倒”,是“人妖颠倒”。林彪,康生,柯庆施,彭真,甚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妖魔化彭德怀,向他身上泼脏水,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投机分子等等。闲话少说,让林彪一类哈巴狗靠边站,由其主子毛泽东亲自出马,来与彭德怀作一比较。试请读者诸君来做一道选择题:彭德怀和毛泽东,谁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投机分子?

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都没有指出他说的哪句话与事实相违,哪句话与道理相背,大致都是像彭真这类意见:“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部分,目标是主席。”(页253)林彪说:“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就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页279)影射毛主席怎么啦?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说的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不管影射不影射谁,都不对;如果说的对,影射谁也就无所谓了;别说是“影射”,就是“明说”又有何妨?毛不是说:“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页196)吗?可见,事态又有了新的更加恶劣的发展,只要把问题归结到“目标是主席。”往下就万事大吉了,再也不用分青红皂白了;事态的恶劣在于,对个人崇拜的发展已到“对人,不对事”的高度。只要对毛的个人崇拜有丝毫不利,你的意见即便是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共产党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也是错误的,甚或是罪恶的;更有甚者定你为“十恶不赦”。这不是抽象的思辩,而是发表了正确意见的彭德怀的具体遭遇。至此,“对人不对事”就在全国蔚然成风;风吹树,风满楼,风起云涌;直至举国上下蛮不讲理,只认定:“谁反对某个人,就砸烂他的狗头!”

2、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

中国经过镇反,土改对国民党留下的党政军警人员的血腥镇压和对地主富农的图财害命;经过三反五反,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巧取豪夺,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丧失了经济手段和独立人格,只有服服贴贴,别无出路。再加上接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教训,党的八大决议宣布: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页341)就是说,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对此耿耿,颇为不满。“八大”刚散会两三天,“国庆日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甚至直到五一节前夕,在天安门城楼邀集党外人士座谈,邀请他们帮助整风。他还执意骗人地宣称:过去做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花了几十年的精力……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36年,精力都轧在这上面。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对主要矛盾认识发生逆向转变的重要关节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7月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2-425。)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2-425)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

在1958年3 月成都会议上,毛说:“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裕中农。”这种说法,即便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胡说八道。就以我这个教书匠来说吧,难道我的剥削行为就是在课堂教学时吞吸了国家的粉笔灰吗?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受到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几十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页368)。

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黄、张、周等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的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页366)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自1957年之后,把对敌的斗争,用于“朋友”,用于人民内部,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庐山会议以后,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指向“战友”。“四清运动”中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而且踢开党委搞扎根串联;“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便马头接着马尾,脱缰狂奔而来。

3、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

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累累重重,比比皆是。就以他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来说,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强调“言者无罪”,经过千呼万唤,“党外朋友”才出来的。可他一翻脸,上百万人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他却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说:“资产阶级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8)先不说他说的“行者”,也只是男盗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说词;权且“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读:“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同上)我要责问后来发表过名诗句“不许放屁”的毛大诗人:怎么“无行动”,不是“行者”,“言者无罪”按说该对他们完全适用,他们也成“另有一种右派”了呢?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同时也证实,我刚刚说的你“厚颜无耻地强词夺理”,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在反右倾中,这种厚颜无耻,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跟随刘少奇参加过庐山会议的王光美回忆说:“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援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的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事实情况是,许多发言并不是讨论他们发表的意见,而是算起历史旧账来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可见,以“修养”而闻名于世的“少奇”,也是个没有正义感的伪君子。但主要地讲,从这里你就看出了毛泽东是在搞什么卑鄙龌龊的鬼名堂!他就是如此地对人对事施展诡计,坑蒙拐骗,阴狠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他根本不把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码的道德准则放在眼里!。“林彪,陈伯达,柯庆施,康生这类‘风马牛’(看‘风’驶舵,拍‘马’屁,吹‘牛’皮)干部”(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037)小人得势,飞扬跋扈,覆盖全党,使毛泽东思想无往不胜。

他们把反右派的手法,变本加厉地用在反右倾上,是非颠倒,人妖颠倒,凭空捏造,落井下石,这便是对会议的写照。这不禁使参加会议的《实录》的作者,喟然浩叹:“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页319)

我对这一句话作如下解读:

“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不出来讲半句公道话,是由于不敢。为什么不“敢”?是由于上层领导不讲公道话,也不让下面讲。为什么“我们党最高领导层”也不敢?这就要归咎于“我们党最高领导层”之上的那个最最高领导了。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大家都昧着良心,不讲公道话的严重的后果,就造成全国在反右派后出现的道德沉沦,世风日下,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的党风,民风,雪上加霜,每况愈下。可是,会场上的实况,并非都如林彪,康生等的血口喷人,张牙舞爪地落井下石,而是还有另一种,是出于“关心”的落井下石:

为了促动彭作检讨,主席让聂荣臻、叶剑英去进行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和他自己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为什么对不合事实的批评不能进行反批评,而使它首先起码要合乎事实呢?——紫丹注,下同),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为什么不合事实就会对党和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呢?如果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歪曲事实,或让彭元帅把不是事实的东西硬要承认是事实,那么,这个党和人民又是什么玩艺儿呢?),就不要管那些细节(恐怕这要算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宜粗不宜细’的先声!真是居心叵测。)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是我的罪恶。”

8月3日在小组会上,聂荣臻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况:“我们都提到他的桀傲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页205—206)说时,叶元帅“掉泪了”,自然这不会是“恶鬼的眼泪”;但不知,在文革中当“毛泽东同志健在时”,把彭元帅迫害得悲惨致死时,叶元帅是否也“掉泪了”?

可别大意了这位元帅,仅仅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就不止一次表扬他:“那时靠剑英,不要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页256)

关于“剑英大功劳”,司马璐是这样写的:“9月9日,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说是截获一则电报是张国焘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电文中说:‘望劝毛、周……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刻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决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我当面问过张国焘,他说绝无其事,徐向前晚年答复廖盖隆也说,他绝未见过这份电报。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进击松潘以北,打开了北进的通路。毛派认为这是一个摆脱张派控制的最好机会,决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个借口,否则毛派要承担分裂红军的责任,因此叶剑英编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泽东故意去看了陈昌浩,说了些张国焘的好话,叶剑英也对陈昌浩说:‘我们同意南下,但在开拔前部队需要收割粮食。’以此为借口,使张派放松警惕。

“9月10日黎明3时,毛派以收割粮食为名逃跑了……。后来张国焘说:毛泽东玩的是‘金蝉脱壳’之计……

“毛派逃跑时,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曾有诗赞彭:‘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中共历史的见证》页509-510)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玩阴谋诡计是一贯的,那么,时隔24年,这位一贯昧心以邀功的元帅,在这次掉眼泪中,“剑英大功劳”立得又是何其屙脓尿血啊!

你既然当了共产党人,又想向上爬,干这类屙脓尿血的勾当以立功,就成为中共党员党性的体现和晋升的必由之路了。

再看陶铸是怎样劝黄克诚去揭发彭德怀的。

陶铸8月5日写给黄克诚的信,劝说他站出来揭发批斗彭德怀。信中写道:“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接着,《实录》作者李锐先生评说道:“这种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为保卫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什么事不能做呢?”(页300)可惜这位“旧社会”的“女人”,“‘贞节’之妇”——陶铸小姐(当然非一人也,乃比比皆是也),“嫁了”一位“移情别恋”的负心汉,毛郎君。她虽然“讲求操守”,可她的命运仍“是很可悲的”。在文革中,作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的陶铸,和作为被“落井下石”的“错误已明若观火”的“德怀同志”,却是殊途同归于被残酷迫害而死。我劝读者:暂且别说“活该”。因为说“活该”只是谴责了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的一面,说他罪有应得,就放跑了罪魁祸首的罪大恶极。罪魁祸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是别人“罪有应得”嘛,关我屁事!

陶铸(实际是党文化)把“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的包办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一套封建伦理也拿来了。足见他们欺世盗名,喊破天的“共产主义道德”:毛泽东在会上说什么“社会主义同志式友爱”(页331);叶剑英的挤眼泪;统统是什么货色,什么鬼名堂了,也无怪乎文革后出现信仰危机,现在无论共产党内外,还是上下,都干脆把它弃之如敝屣了。还有谁会信这套鬼话连篇?

刘宾雁把共产党总的特点归结为虚伪,残酷,无耻三点。从道德层面,我把它归结为伪善和真恶两点。伪善集中表现为谎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共产主义精神;真恶集中表现为实际行动是“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页235)。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即道德的两面。因为道德就是要解决利己与利人的关系的。我还记得幼年上私塾时老先生的教导:“我不知:孰为君子?但见与人相处肯于吃亏者便是;我不知:孰为小人?但见与人相处总要沾光者便是。”

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信条时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同蒋介石抗日联合,是暂时的,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孙中山)是暂时的,互相利用,暂时同盟。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页235)这里我要提醒泛蓝诸君:“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孙中山)”,就打着“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的主意;现在你们热衷于搞所谓的“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否要帮着共产党消灭你们“国民党反动残余”呢?或者是,你们得到了说话算话的保证:“保证你们偏安台湾,永远‘残余’下去”呢?这对本题是题外话,但对“泛蓝”却不是多余的话。

言归正传。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基本道德观,我们分作两方面来说。他的道德主张的头一方面是:“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而其道德主张的另一方面是:“对立集团不适用”,“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首先我要说明,这个“头一方面”和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样,是一贯骗人的假话,可划入“伪善”的范围。彭德怀直到受到处分后,仍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他的家庭出身又是贫农(就不提你毛泽东是富农了),与他这个“同一阶级朋友之间”,应该是适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了吧!我们来试加论证。

要想公道,打个颠倒:假如你毛泽东是彭德怀,他是你毛主席。你向他提出合乎实际,并且是很中肯的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如果他不但不承认你是正确的(当然,他后来出于布置陷阱的祸心,才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反而席卷喽罗,对你大兴问罪之师。这是你之所欲吗?当然不是。但你现在做的,正是“适用”于对付敌人的原则:你所不欲,要施于他。大会对他的批判也都是昧良心之言,大的原则性的诬蔑,已如前述。现举一细微末节,如指责他:“你看风使舵”(页249)。我不知道,在指责他的中央大员中能否找到一个比他更不“看风使舵”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自己一身白毛尾(读音:YI),反说别人是妖精。即小见大:你们对朋友也来“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这一套,实属伪善其外,真恶其内,丧尽天良,不识人伦的猪狗之所为。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敌人就可以来这一套。这就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了。

这里有一个正义标准,游戏规则,公德和公法不容抹杀的问题。例如在抗美援朝(实际是援朝侵韩)的战争中,你不愿敌人对你搞细菌战,那么,你之不欲,是否就应该“要施于人”呢?这是其一。其二,前苏联的档案解密,已证明诬蔑美国搞细菌战是彻头彻尾的无耻造谣。不仅此例,所有作为共产党毛泽东起家,发家法宝的造谣,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具体实践。对内骗内,对外骗外,多少人受骗和继续受骗啊!就算反右派与反右倾,如从道德层面说,还不都是一场骗局?

如果,按毛泽东的论证:“对立集团不适用。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互相消灭,军阀混战一场,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资本集团与那一资本集团之间,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这一公司与那一公司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不如此。”那么,这一原则将再也无任何存在的空间了。所谓“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也成一句骗人的空话。而“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将要独霸一切空间。例如,两位两队赛球,甚至两男争爱一女也是这样:你想赢不想输,必然要对方不要赢要输。问题是还有没有游戏规则?甚至在“兵不厌诈”的战场,你也不能搞细菌战,或施放毒气弹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吧!本来用毛如上举例来论证孔子这个命题,已属荒谬可笑,但对毛来说,事实早已如此,早已司空见惯;这里只是再指出他荒谬的逻辑和他荒谬绝伦的行为的一致性而已。

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电影故事是:某员外小姐,失足跌进后花园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气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布告,谁能搭救,就将小姐许配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征,商量好合作,一个下井,另一个在上面接应;救上来后,由小姐选择一个结婚。下井的青年把气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内,井上的青年拉绳,把小姐救上来了。井上的青年当即用一块大石头将井口盖上,抱着小姐去见员外,声称小姐是自己一个人救上来,于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谁知小姐上来时把一只绣鞋落在井里了,一日做梦,梦见天上落下她那只失落的绣鞋。以后果然是井下的那位青年死里逃生,以拾到的绣鞋作为搭救小姐的证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个邪恶的青年则被赶走。陪毛主席看这部电影的有张玉凤,孟锦云,李师玲。毛看后问他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几个女青年异口同声地说,那个陷害别人,欺骗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坏了。然而毛泽东的看法确是惊世骇俗的,他觉得井上那个青年更好些。“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蠢了,还是井上的青年更聪明噢。”张玉凤反对说,他太狡猾了,不老实。毛争辩说:“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小孟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呀!”毛坚持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这是我从王若水书里读到的,这位哲学家曾与毛直接接触过,并受到过毛的表扬和批评。他就此评论道:“那些虔诚学过《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的人读到这里,一定会感到震惊:毛泽东曾谆谆教导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老实人;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原来是这样!”(《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卷,页25-27)

对于毛泽东来说,“权”就是这位“小姐”,彭德怀就是那位“井下青年”,只是“井上青年”毛泽东太“勿毒不丈夫”了,他不是把石头盖在井口,而是“落井下石”!所以彭德怀再也没有机会“死里逃生”,以绣鞋为证了。当然刘少奇,林彪,陶铸,贺龙……田家英,无一不是如此。如此之多的沉重的事实,确证了我的两点论:毛泽东在道德上的“伪善”与“真恶”,两点并存。

上面王若水提到《老三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语,出自《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是为了纪念“死重于泰山”的张思德。可是,史料证明张思德是死于炼鸦片烟中。抗日期间,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搞抗日战争,却对国民党、实际是对中华民族进行亡国灭种的鸦片战争。他们必将以“民族的败类,社会的蟊贼”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非但此也,且在庐山会上对彭的抗日义举,累次大加挞伐。毛泽东竟如此振振有词,寡廉鲜耻地用卖国主义统一全党思想:“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页223)这可是毛泽东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让俄国多占地才爱国”,一家伙把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给了俄国。当然这丝毫也无妨他们厚着脸皮大喊大叫“爱国主义”以行骗于国内外华人世界。卖国贼喊爱国,喊得自己血脉喷胀,这和贪污犯讲廉政,讲得听众掌声雷鸣一样,都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景观。

若就事论事,也就是就毛在婚姻爱情问题上贯彻落实“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原则,那么,杨开慧这位“员外小姐”,就必须沦为恰似彭德怀式的“井下青年”的命运,而死于1930年;1928年的贺子珍小姐,1938年又沦为“井下青年”,虽得以“死里逃生”,却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于江青,虽然她曾狐假虎威,权噪一时,但在夫妻关系上过的却是“共产共夫”的生活。说到这里,还得提起彭德怀对毛荒淫无度的反对。黄克诚这个旧社会嫁给毛泽东的“弃妇”,揭发彭德怀“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页342)这就说明,根据党性原则,为了捍卫“毛泽东同志”“选妃子”的战略需要,就必须对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

具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学者李慎之先生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

“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会下‘罪己诏’。

“慎之兄问我:你听说过毛主席下过‘罪己诏’么?我冥想了好一会,只得摇摇头。

“‘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慎之兄说。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戴煌:《以李慎之为榜样,无鞭奋蹄至瞑赴!》)实在地说,党性本来就是兽性,其所以说它“恶性发作”,是因为发展至今已经兽性“化”了。毛泽东给出定义:“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总之:一个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一个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一个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只要具备了这三条,别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也会在全党、全军裹挟下,全国人民闻风而动,高呼:万岁,万万岁!高唱:“世界革命就是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呼号着“为了世界领袖毛主席,冲啊!”前仆后继,勇当炮灰;争先恐后,去“重于泰山”!

中共官方修史,谓“反右派”与“反右倾”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有少数右派分子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所以“反击右派进攻”是有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后者,是彭德怀等同志指出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反右倾是错误的。此中荒谬不经之处,不值一驳。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是以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一党专政(共产极权主义);后者是以极权民主主义反对一人专权。“极权民主主义”是个什么概念呢?表面价值是,领袖集体领导,实行党内分赃。实质是:在中共的词典上叫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犹如法西斯指导下的民主,说白了就是:水指导下的火。它的运行机制如下:“意见完全相同的时候,我完全服从你;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你完全服从我,并且接受我的兴师伐异”。我们见到的,自杀或被杀者,临死前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和苏共布哈林死前喊:“斯大林万岁!”这就是极权民主主义者的典型示范。因为。“极权民主主义”导致“一人专权”是必然的逻辑。你承认“一”,就要接受“二”。这对目前的改良主义者有示警的意义。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还存在一个共识,这就是,反右派和反右倾之后,党内党外都不敢讲话了。这个话对是对,但不够彻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现存的逻辑:不说话就是消极抵抗。说明你并没有不讲话的自由。所以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更特别是干部,更更特别的是左派干部,都得变成毛泽东肚里的蛔虫,摸清他想说什么,就更加“甚焉”地投其所好!文革的思想,戴帽子的逻辑,批判的话语,斗人的手法,再加上上述的“三条”;文革不来才怪哩!

毛泽东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1375。)反右前,为本文的“文前时期”,我不去说它。从反右开始到大跃进,毛泽东经历了“捣乱,失败”的过程;从大跃进到反右倾,毛泽东又经历了“再捣乱,再失败”的过程;……直至文革,人民在“四五”运动中喊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身败名裂,人虽死,却死不瞑目……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选自《从反右到文革》)

《黄花岗》2007 年第3 期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