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香港索偿协会登记的家庭共持有5.4亿日元军票。（BBC中文网图片）
1941年12月25日，英属香港守军无力抵抗进侵日军，总督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到尖沙咀半岛酒店签署投降书，香港从此沦陷。那时候林彦斌14岁。
2015年8月，日军已经撤走了70年，香港主权已移交中国18年，林彦斌也已经88岁，住在九龙的一个公共屋邨里，也就是中国大陆所称的廉租房小区。
他收藏着一大叠钞票，但得物无所用——那是总面值约10万元的日本军票。
日军占领香港后，很快就宣布发行军票，并强迫香港市民兑换。林彦斌还记得，当时住在九龙的他随着父母到半岛酒店后方的中间道，与许多九龙市民静静地等着交出手上的港元，换成日本军票。
之所以在半岛酒店后方，是因为那里有一家“香港银行”——老一辈的香港人都习惯这样称呼汇丰银行（HSBC）。
半岛酒店周边的楼房不少在战后都改建了，但中间道上的这家汇丰银行仍在，只是搬进去一个购物商场内。
至于林彦斌的父母，他们在占领后眼见生意萧条，把家里经营的杂货店卖掉。两老总算熬过了战争，但直到他们离世的一刻，也没能看见积蓄换回港元——这就是林彦斌手上的10万日元军票。
这些手持军票的香港民众在1968年成立了香港索偿协会，一直持续要求日本兑换军票。索偿协会现任主席刘文对BBC中文网说，该会在册登记会员共涉及3500个家庭，所持军票总额达5.4亿日元。
虚构的军票
二战期间，日军在多个占领地发行军票，取代当地原有货币。
军票与一般货币有何分别？日本早稻田大学退休历史暨经济学家小林英夫教授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称“军用手票”的军票“是随着军队作战的展开，为了方便调配物资或管理占领地市场而暂时使用的通货”。
林彦斌记得，当时日军以军票收兑了港元，便拿到澳门去购买军火等物资。当时澳门因葡萄牙与日本之间的协议而未被占领。
林彦斌向BBC中文网记者忆述了日军对于兑换军票的态度：“要是你不去兑换，给日军查到你身上有港元，或者是在你家中搜到了，马上杀头，没有说情的余地。”
据文献记载，这实际发生在占领后期——1943年6月1日，日占香港总督部正式禁止使用港元，违者以军法论处。在此之前，港币实际上与日本军票并行。
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时期出现在“八年抗战”的中后期，也就是日军战况日趋不利之际。禁止使用港元虽说发生在占领后期，但实际上与香港沦陷相隔并非很远。
急剧的通胀
战时港元依然在华南备受认可，甚至被日军以军票收购以采办物资。战时汇丰银行高级职员莫理逊（J. A. D. Morrison）在1944年撰写的一份报告说明了缘由。
莫理逊于1942年10月逃出日治香港。他写道，当时香港货币已经发行了超过半个世纪，且成为了“比邻的广东省唯一公认可靠”的货币，“其名声没有本地货币能及”。
莫里逊的这份报告其后被汇丰银行主席摩士爵士（Sir Arthur Morse）抄送英国殖民地部（今外交及联邦事务部），香港重光（光复）后随着殖民地部香港计划小组的档案送回香港，目前已经解密，在香港历史档案馆供大众调阅。
据小林英夫教授收录在1993年《香港军票与战后补偿》一书中的文章所说，在中国战区发行的各种“支那事变军票”为了要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对抗，采取了一系列币值稳定措施。
在香港发行的军票被历史文献归类为“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军票”的一种，其处境与中国军票有明显分别。小林教授指出，由于“英美势力一开始就被赶出这个地区”，币值稳定措施“完全没有”。
1945年6月19日，伦敦英国殖民地部专门开会讨论香港货币问题。会议记录指出，日本军票“并无透过‘无息负债证明书’的形式来作保证”。
就在日军侵华前不久，港英政府在1935年改革货币制度，放弃银圆，改发港元。汇丰等发钞银行要向外汇基金提交一定数量英镑，换取“无息负债证明书”，方可发行港元钞票。这个安排在战后得到延续至今，只是支撑港元的货币在1983年换成了美元。
同年8月9日——美军向长崎投掷原子弹当天——汇丰银行在另一份抄送殖民地部的备忘录中说：“使用具备虚构价值的占领地货币（军票），使日本人得以获取合法香港货币（港元）与货物，而自己却不费分文。”
然而，自从太平洋战争开打，日本自身物资短缺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更波及到各占领地。日本当局继而急速加印军票。由此，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以倍数递增。
林彦斌说自己比较幸运，日本占领香港后虽然失学，但得到一位富有同学的父亲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并因此得以到对方一家开设的杂货店打工。
他说：“大米要300日元一斤……那些优质的就300元，米碎、米碌要280元、270元。”
“食油300元一斤。那大概是和平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事。那时候物价到了最高峰。”
这里尚且没有把军票与港元之间的汇率考虑进去：据汇丰银行提交英国殖民地部的文件，军票发行初期与港元等值，其后汇率定为2港元兑1元军票，最后更调高至4港元兑1元军票。
林彦斌说，杂货店老板以大米和生油代替钞票支薪，他在那段日子也不多会带钱上街。一来他不会买东西，二来当时黑帮分子“胜利友”横行，协助日军之余还四处抢劫途人。
索赔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抗日战争结束；8月30日，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夏悫率队重返香港；9月16日，夏悫少将代表中国战区及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中国代表潘华国少将等见证。
林彦斌向BBC中文网记者忆述：“一听到广播说香港和平重光，那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大家喊着说：糟糕了，那些军票怎样换回港元来呢？”
“没有人知道怎办。日本人拍拍屁股就走了，英国人也不管。”
就在1945年6月19日的那次殖民地部会议上，与会官员认同一旦英方决定不兑换军票会让香港民众承受“一些艰苦与困难”，但同时认为要补偿这些人的苦难而又不去理会他们有否持有军票“并无务实的折衷办法”。
再者，会议认为，英方承认香港军票“几乎肯定”会变相让那些配合日军的人得益。
日本大藏省（今财务省）于当年9月16日宣布所有军票作废，夏悫少将组成的香港军政府其后宣布禁止军票流通，恢复港元的法定地位。像林彦斌一家这样的香港人顿时现金财产尽失。
《香港军票与战后补偿》一书中引述日本银行（央行）调查局1974年出版的统计资料指出，香港军票总发行量达19亿元，其中7亿元战后先后被日军和英方收回销毁。
换句话说，战后流落民间的日本军票共达12亿。按照日本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最后兑换率，共值48亿港元。
1951年，包括英国、美国等同盟国在内的48个国家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中国则没有参与。这份条约其后被东京引用为同盟国放弃对日本索赔的证据。
1993年，日后出任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土井多贺子协助香港索偿协会，于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东京地院最终在1998年裁定协会败诉，其后的上诉也维持原判。法院提出的理由除了日本尚未订立赔偿法外，还有日本政府引用《旧金山和约》所作的辩护。
索偿并未因此停止。林彦斌向BBC中文网记者展示他手上的军票时不忘指出，票上印着“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的字样。
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刘文对BBC中文网说，香港政权移交后，他们透过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北京政府请求协助索赔，其后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就此与日本交涉，但是至今毫无结果。
协会一直会在中国抗日战争重要战役的纪念日或圣诞节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抗议，另一个抗议地点是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的香港分行。
刘文解释说，这是因为当年香港的军票是由横滨正金银行发行。这家银行后来经过盟军命令解散与资产并购，成为今天三菱东京银行的一部分。
三菱财阀本身也在战后被瓦解，各三菱企业如今只以邦联式结盟共享商标与“三菱”商号。尽管如此，一些曾经在二战期间使用中国、朝鲜半岛奴工与盟军战俘的三菱企业产业最近成功申领联合国世界遗产地位，以及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先后与美国战俘和部分中国奴工达成道歉、和解协议，也引起了香港军票索偿社群的关注。
刘文说：“三菱公司已经向中国奴工道歉赔偿，所以三菱也应该向香港市民赔偿和道歉。”
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决定根据通胀等因素，向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籍日本兵赔偿拖欠军饷、军邮存款等“确定债务”，赔偿比率定于原面额的120倍。
香港索偿协会认同可以此案例作为对香港军票的赔偿基础。由此计算，协会代表家庭所持有的5.4亿日元军票将值65亿现代日元，也就是4.05亿港元（5.2亿美元；3.34亿元人民币）。
要是按此索赔成功，林彦斌手上的军票就能换得74.7万现代港元。只是老伯觉得，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很固执”，这让军票索赔者感到茫然，赔偿军票损失“未有了期”。
“最好是在我有生之年能兑换回来，我会非常非常开心。我也许会去日本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