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毛泽东与李四光握手。
无意间读到一册旧书，名为《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二位作者分别是李的妻女。其妻文章曰“回忆仲揆”，其女则曰“力量的源泉——回忆我的父亲李四光”。夫妻视角和女儿视角互为补充，在读者面前树立了一尊名人造像。
该书出版于1978年4月。两篇文章，前者完稿于1973年3月，后者未标明，但从结尾出现的“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字样，可以推断写于1976年至1978年间。整本书仍可视为文革时代的出版物。
这不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一生，而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地质学家的一生，一个中共同路人和毛泽东的好学生的一生。作者想要传达的是，一个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只有选择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新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立志报国的科学家也才有用武之地。李四光正是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典型。在新中国语境下，红即听党的话，最好成为其麾下一员，或者是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亦可；专即有专长，能为其所用。二者皆备于一身，此人则贵且富矣。抛开科研成就不论，此书塑造的“李四光”可谓是极权政治孕育的典型极权人格：党、国家、领袖就是他的上帝，——在中国，人们很难弄明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三个词表示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谁主宰你，你就视其为至高无上的神明。他听命于他们，并以被接纳为荣。在科研上，李四光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勇于思考，敢于怀疑，坚持己见；置身于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他却只剩下了迷信。他迎合潮流，自觉用所谓“毛泽东思想”主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其成绩也被视为毛思想结出的硕果。
作者的文字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她们自觉地把亲人当作一个政治符号来叙述，一个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颂圣是其主调。被主题规定了的文字，简陋、直接，感情浓烈。这几乎就是一分政治鉴定书，他们从心里认可亲人“政治正确”，且以之为荣。自不待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空洞的政治人格表象。人的尊严与幸福是没有的，在妻子笔下，李四光至死还在惦记“党交给我的工作”，这是一个驯服工具的形象，一个被抽干了生命和血液的工具，既没有真实的人的生活，也没有真实的人的情感。
就文本而言，这本书呈现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逻辑。
根红苗正，传主的出身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按照这个要求，作者将“贫穷”赋予主人公，自祖父到父亲再到李四光这一段，被描述成一个下层人的境况：祖辈一代家境贫寒，父亲靠打柴度日，晚上自学“考中秀才”，秀才照例属于被蔑视的阶级，但因出身清寒，就算不上统治阶级的人。作者接下来介绍秀才的职业：“找了一个大一点的破庙，招了十几个学生教书。”换言之，也就是设立私塾，为统治阶级培养知书达理的臣民。通过使用“大一点”“破庙”“教书”等词，彻底回避了设立“私塾”这个实质问题。“破庙”有多重含义：极写经济窘迫之语也，意思不外乎主人没有剥削行为；以此表明主人与政府无甚瓜葛，大约属于民间办学，也算好人做好事吧；或许还有风雨飘摇，随时散伙的意思。
李四光似乎到处能遇到不平。先是投考武昌高等小学，尽管得了第一名，但因为是一个穷孩子，主考先生见其“没有靠山，就不大愿意录取他”。作者议论道：“旧社会就是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权利读书的”。等他留学日本，也被人欺负——“日本的学校当局歧视中国学生，尽管仲揆考试经常名列前茅，可是从未得到过奖学金的优待。”这两件事实情如何，恐怕已无从稽考，如此一来，一个可怜见儿的受压迫者形象就完成了。
让人倍感滑稽的是，跻身官场当实业司长的李四光，打算去英国留学，理由竟然是“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各方面都很不彻底。……这一切使仲揆深为不满，他再也不愿同那些官老爷们应酬往来了。”将个人的选择与毛泽东后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论断一一对应，令人有削足适履之感。当得到批准并领到官费后，李四光竟以阴谋论揣测政府：“黎元洪对付我们不是用杀头的办法，而是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像送瘟神那样送出去留学。”不领情的革命者，在领到做路费和学费的金条后，立即兑换且先给自己家里寄了一部分。
生活于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主人公萌发的自然只有仇恨。而且这种仇恨几乎是全方位的，从对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我们先后经历过满清的光绪、宣统和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反动政府的统治。这些反动统治者没有一个是管老百姓死活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争权夺利，压迫和剥削人民。”“仲揆到了南京，亲自看到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更加反动与残暴而已，因此对蒋介石国民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科学事业根本没有兴趣，不但在物质上不予支持，还要给研究工作设置种种障碍。……他到英国讲学去了。”
我想，任何稍有理智和良知的人，都会看出叙述者的偏执和诬陷。
作者着力塑造的传主，具有“意志强人”的品格，以及敢于斗争的性格。
他生来似乎就是挑战既有礼俗和规矩的。
他不修边幅，有“破裤子先生”的绰号。
在北平教书期间，很多教授都坐包车，他不坐包车，因为“让别人拉着走是极不合理的”。
他坚持用中文讲课，他不准学生叫自己Mr.李，“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者阿狗、阿猫，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接待英国学者，他故意用中文讲解，引发对方不满，他竟然是一副胜利者的架势。……作者将其归之于在国外留学“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不过是为仇外思想的包上一层正义之皮罢了。
为了塑造李四光反抗霸权的形象，作者还叙述了一个“打抱不平”的故事。据称，李在宜昌街头看见悲惨的一幕，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不给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他气愤地上前主持公道：制止打人，一定要老美付车钱。对方不理，李四光“和七八个学生就拿起做地质工作的锤子把他拦住了”，在武力面前，对方“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最后一句才是点睛之笔，似乎李四光为中国人争了光。此事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作者选择此事的目的极其明显：为的是激起人们对美国人的仇恨和轻蔑。
对李四光作为一个反抗者的塑造，几乎是全方位的。
先是美国学者的轻视，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一次论文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提出“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的理论，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不以为意，“态度十分傲慢，对中国人研究地质理论问题，摆出一副极其轻视和鄙薄的样子。”这激怒了李四光，“这实际上不单纯是学术问题的争论，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科学工作者的鄙视。”他“决心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作者褒奖自己的丈夫“一开始地壳运动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就不愿意在观点和方法上跟着外国人走”。一副反潮流的大无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后是瑞典学者的轻慢。第四纪中国有无冰川？外国学者倾向于否定，但李四光认为有。瑞典人“安迪生看了仲揆的标本以后，只是很轻蔑地笑了一下，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作者断定“自那时起，绕着安迪生周围形成了一个故意不理会中国第四纪冰川现象的圈子”，并推断“在这个圈子的把持下，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作者又勾勒了一幅国际科学家的群丑图：李四光撰文介绍自己在庐山发现冰川遗迹的情况，遭到国内外权威的围攻。1936年，李四光在黄山“又发现了无法否认的冰川遗迹”，国际权威不置可否倒也罢了，安迪生和另一名学者费斯孟后来却发表文章，“吹嘘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冰川现象。那个安迪生的文章里，竟一字不提中国人所做的工作”。这岂不是在暗示外国学者剽窃自己夫君成果么？更可怕的是，作者称李四光曾激动地说过，“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的某些争论，说不上是由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所引起的争论，而是由于外来的文化侵略势力和本国的买办思想结合起来所形成的局面，它阻碍了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
作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李四光“的确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充分表现出了在科学问题上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作者毫不掩饰地说，李四光“主要的对立面就是那些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人”。在新中国语境下，“活动”一词绝对带有不正当的暗示，类似于勾当，再加上“外国人”，散发出一股敌视的味道。“对立面”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是处于被斗争和消灭的对象，也就是“敌人”的代称。这是唯我独尊、不许他人非议的狭隘心态。
“轻视”“鄙薄”“轻蔑”三个词将作者自我设定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泄露无遗。一个极度渴望被人承认和尊重，却又刻意作出一副反抗者的姿态，以对他人的恶意揣测和腹诽来补偿失意的心态。不平等关系首先是自造的，甘于或善于自造囚牢，逼迫他人做出超预期的反应，若得不到所要求的，便产生某种“弱者”的仇恨。
李四光的反抗甚至带有极端的特征。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里，他拒不介绍外国人对中国地质的研究成果，引用中外学者一起研究的学术成果时，故意把中国人放在前面。在引起国际学术界批评后，作者将其视为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势力的斗争，因为“某些外国人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在中国活动”。毫无疑问，这是新中国的性格，也是毛泽东及其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性格。
学术之争极其正常，若以民族主义情绪视之，则无异于设立了“对立面”，将他人置于压迫方，凸显自己的无奈，其抗争也就有了合法性。共处一个矛盾体，总是从对立走向斗争，最终解决了问题，获得了胜利。这是对毛泽东《矛盾论》刻舟求剑式的注解。李四光身处于一个处处压制自己发明的环境，而且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侵略”“买办”这些词无不表明作者的阶级斗争眼光。这种叙述策略无非是将李四光编织进“殖民/反抗”的话语体系中，以此凸显革命的必要。反抗者眼中的世界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扭曲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自我哀怜的被侮辱被欺负的第三世界形象，极易激起无知大众的愤怒与共鸣。
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对压制李四光的这几个国际权威有正面评论，认为这些由地质所等政府部门聘请的顾问及来自他国的学者，在帮助和训练中国科学家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事实上，李四光关于中国东部第四纪冰期的学说，合作和支持者中既有李捷等一批中国地质学家，也有外国的地质同行，如奥地利的费斯孟、苏联的纳里夫金以及美国的米勒等。
“百度百科”在表述李四光的贡献时，指他“提出了华东第四纪冰川存在的理论”。中国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宣称李四光打破了两个“洋神话”，其一即是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由“华东”而“中国”，外延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事实上将论题变成了伪命题，因为广袤的中国不可能没有一丝第四纪冰川的痕迹。
更为夸张的是，教科书关于李四光学术贡献的标准答案竟为：他推翻了外国人作出的“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确定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要学习他勇于挑战权威，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严谨治学的精神。
中国华东地区有无第四纪冰川，本是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现在看来，国际专家的结论似乎更符合实际。中国现代冰川研究的开拓者施雅风等人在1980年代初也对李四光的论点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庐山地区所谓的“冰斗”，不具备冰槛和冰斗底盘地形，是山坡块体运动和流水侵蚀共同作用的结果；“U形谷”则是流水作用于向斜谷或由软弱地层控制而形成的宽谷；“泥砾”等乃是重力堆积、融冰泥流和古泥石流的堆积……他们进而得出结论，中国东部中低山区（海拔低于3000米）第四纪时气温、雪线及冰川积累区面积比率（AAR）等指标都不具备发育冰川的条件。
《石迹耿千秋》一书的作者在表述李四光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时，用的是“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采集到冰川擦痕的漂砾”“又在庐山发现了大批冰川流行的痕迹”“在安徽黄山又发现了无法否认的冰川遗迹”……遗憾的是，李氏的“发现”，已经被证明是很难成立的——“我们对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达到以下的基本认识：首先，庐山及中国东部海拔2000m以下的山地在第四纪期间从来没有冰川发生过。某些疑似的古冰川地形完全可以用其它非冰川成因予以解释．所谓的冰川沉积多数情况下是季风气候条件下的古泥石流堆积，现代泥石流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见施雅风主编的《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一书）。请记住，中国国家测绘局公布的庐山和黄山海拔高度分别为1473.4米和1864.8米。这就是说，支撑李四光冰川理论的基石陷落了。该书还饶有深意地指出，“所有的研究和分析必须本着‘实事求是’即客观和现实主义的原则，既然古冰川遗迹是古冰川活动的产物，不研究现代冰川的物理性质、运动规律及其蚀积效应，单凭空想臆断必然会导致指鹿为马的闹剧。”
李四光在科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恰如其分地介绍其发现足矣。对已被否定的某些发现，就不应该一直如此褒奖下去，让学生把谬误当作真知储存在脑海里，贻害终生。若真心尊重李四光先生，请从剔除课本中的溢美之词始。孩子们不会喜欢一个涂满爱国主义金粉的李四光，他们仅仅需要认识一个真实的科学家。
作者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自己政治觉悟的机会，对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元首肆意诬陷。
关于抗日战争，作者如此议论：
“蒋介石根本不是真心抗日，不到半年南京就失陷了。”
“蒋介石要在庐山召见各大学教授，名义上是请他们讨论如何抗日救国的事，实际是要拉拢他们助他卖国。”
“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华北、华东各省大城市相继失陷。”
“因为蒋介石已逃到重庆，要将重庆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央所在地和他们的安乐窝。”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真是写也写不完。”
……
这种文字所表述的粗鄙的见识不值一驳，但作者的态度令人齿冷。在整个民族承受巨大苦难的岁月，他们站在高处冷嘲热讽、极尽诬陷之能事，无耻抹黑投身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一党之私利竟至于如此，足可见出其人性之卑劣。
在1930年到1932年期间，李四光曾担任过中央大学代校长。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为民国第一学府，具有亚洲第一的良好声誉。在这本书里，此段经历被改写为李四光拒绝合作，称“反动政府的教育部长”希望李去担任校长，“他没有同意”。中央大学竟被诬为“伪中央大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中央研究院，李四光执牛耳于地质研究所，在拥有决策权的优越环境下从事教学研究，且成果累累。作者称：“就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他们对地质力学以构造体系这个概念为核心，进行了比较有系统的区域构造现象的观察，……对于中国的主要构造体系类型的研究逐渐深入了。”这正好验证了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南京政府从1927年到日本全面侵华并攻占南京的1937年，在很多方面是建设性的十年。”（见《亚洲史》）
1948年，李四光作为中国地质学会代表，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地质学会会议。以中华民国学者身份出席，却被中共许诺的一顶“政协委员”的帽子诱惑，彻底背叛中华民国政府，后遵照周恩来的指令潜回大陆。除此之外，他还截留设备和人员，以之作为献给新政权的投名状——“早在1949年初，仲揆曾打了一个长达一百多字的电报给南京地质研究所，要研究所千万不要搬到台湾去，书籍和仪器应尽快装箱，藏在最安全的地方。”
李四光政治选择上的爱憎，体现在对蒋介石“拉拢”的厌恶与拒绝，以及对被毛泽东“恩宠”的感激与效忠。作者浓墨重彩书写，对比之强烈，不免令人眩晕。
“虽然仲揆当时人在庐山，却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召见。”
“仲揆的座位常排在蒋介石一排的右位，但每次他都借口有病，或说已经走了，有时真的连夜离开，以拒绝参加宴会。”
“蒋介石提出要见仲揆，……仲揆说不见，请王推说李某要见走了。”
“蒋介石鉴于仲揆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总想拉拢仲揆为他做事，多次表示要仲揆出任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都被仲揆拒绝了。”
“拒绝”“断然拒绝”“不见”……李四光对蒋介石何以有如此深的仇恨？因为中华民国领袖“卖国”又“反动”。李四光完全以中共的政治标签作为自己的爱憎标准，这些被作者赞美的行为，以常理度之，只能说是乖戾。可笑的是，这些出自李四光之口的“事实”被报告文学作家徐迟采用了，他在《地质之光》一文里总结道：“蒋贼几次想拉拢他，他一回也没有给予理睬，避之若蛇蝎。”
李四光或许没有去想，自己这份桀骜不驯的权利从何而来？
对毛泽东，他则完全是另一副姿态。
李四光之女叙述了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1952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我父亲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李四光之妻特意记述了丈夫与毛泽东的四次见面，这一节名为“最大的幸福”。
1964年2月6日，有人把李四光领到毛泽东卧室，在场的还有竺可桢和钱学森。“仲揆回来告诉我说，主席卧室内摆满了各种书籍。他激动地对我说，主席那样忙，还要阅读自儿科学书籍，主席真是学识渊博！中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袖，全世界革命人民有这样伟大的导师，真是幸福啊！”
1964年元旦，毛泽东请李四光去怀仁堂看戏，回家后，他照旧激动：“我今天很高兴，也很兴奋。我们的伟大领袖和我谈了很多话。……激动的心情，使他躺在床上也很难入睡，就好像获得了新的、无限的生命里，变得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很久不能平静下来。”
第三次，毛泽东在大会堂特意召见李四光，回家后“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第四次，“毛主席拉着仲揆的手走到后面的一个休息室里，坐在一起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仲揆开始有些拘束，他想自己怎么好意思和伟大领袖并肩坐在一起？但因为主席对他非常的亲切，不一会儿，仲揆就不拘束了。”
激动，幸福，崇拜，李四光疑似丧失了理智。
一个是无理由反抗，一个是无条件膜拜。
一个毒药，一个蜜糖。
蒋介石为魔鬼，避之唯恐不及；毛泽东为圣主，亲之感恩涕零。这是官方刻意培养的一种情感，也是那些投奔新政权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上帝和那条天路，自此步入康庄大道。他们决绝地唾弃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欢呼着钻进毛泽东的“民主”怀抱。
李四光在新中国的襁褓里蹒跚学步。《人民日报》约他写文章，他深感吃力，“因为解放后的语言与解放前大不相同”，他“发奋学习，学毛主席的著作以及报纸上的文章。慢慢地他从思想上和文笔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以及以后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仲揆都积极地参加了。……他认真地清理和检查了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更明确地认识到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逐步建立无产阶级思想才能跟上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
作者特意写了李四光读毛泽东著作的情形：他要求学了要会用；他经常反复阅读毛的一些重要著作，“有一本《实践论》单行本，由于他不断反复阅读，几乎把这本书给揉破了”；他经常把《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放在身边；“他已经逐渐能够自觉地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了”，他死前前一年给《红旗》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发展科学技术》的文章，提出“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进一步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努力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分析和解决各个学科中出现的新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书中的李四光是一个非常敏捷的识时务者，步步紧跟，一步不错。最终成为毛泽东红色战车上的马前卒。他是革命专政下的成功者，具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示范价值。
一个原本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就这样自觉钻进二十世纪最可怕的思想囚笼，并以此为荣。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奴性成为第二天性的事实。在毛泽东极端思想禁锢之下，岂能有什么真正的科学发现？无非是徒惹天下人耻笑的社会主义魔术：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亩产十万斤之类。在李四光是“地震可以预报”的神话。临终前，他还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
说起来有点滑稽，李四光做的最成功的预报是，没让毛泽东出来在外面过夜。1967年初春，有人预报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毛泽东也搬到帐篷里住。周恩来向李四光问计，得到的答案是：北京不像有大地震马上要发生的样子，李四光建议最好不发警报。其女写道：“特别对于毛主席，实在不忍心他老人家在这样冷的天气住到室外去。”李四光“一夜没有睡，直等到第二天早晨过七点后，才放下心来”。
这册薄薄的传记，将李四光个人经历置身于毛泽东所断定的中国近现代革命阶段分期的框架之中，活生生的个体生命不过是用来验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作者为了凸显李四光思想的转变，极写其在“旧社会”的苦闷与无奈、抗争与逃避，对旧社会，他只有仇恨和诅咒，恨不能顷刻间令其分崩离析。经过一系列铺垫，李四光在重庆与周恩来见面，终于找到了出路，并发出了“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的呼声。
李四光对“新中国”只有服从，只会赞美。
李林特意写了乃父在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的表现，李四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指出党不仅完全可以领导科学工作，并且科学工作一定要有党的领导。”这不是逻辑结果，而是极端的忠心表白，似乎是用“党万能”驳斥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不由得令人发笑。李四光完全站在毛泽东一方，甘愿充当围剿知识分子的打手。
紧接着，周恩来拉病中的李四光入党：“父亲激动地对总理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加入中共。“一连几天父亲都处于极其激动的状态。他说入党是他生命的新起点。”李四光还写了题为《我经历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心情：“我活了七十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随后周恩来将其纳入中共九大代表，封其为“中央委员”。在文革狂热的高潮中，李四光于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光荣进入170人的中央委员行列，成为科学界的政治新贵。
在文革中，风烛残年的李四光，“扶病多次登上天安门，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仔细”看大字报、抄写大字报里的“重要内容”，“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认真学习，十分重视的。”作者写道，毛泽东“要斗私、批修”指示发表后，李四光对家里人夸赞“非常及时”，“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时”，李四光在黑板上写了“斗私批修”四个大字，对家人说：“‘私’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一个人必须斗私才能批修。”
李四光把一切献给党，党则给了他超出其要求的一切好处。其妻在文章里说，1961年，国务院在北京西郊法华寺给李家修建了新房，李四光“很不高兴”，因为比他们在“象鼻子沟住的房子大得多”。作者企图借此表现李四光的高风亮节，“他不愿意搬进去”“经组织上再三劝说后，他才勉强地住下来”。没有具体数字，无从知道这栋别墅到底有多大。但可以揣测的是，已经大大超出了李四光的想象。在此基础上，我们似乎才能理解这段话：“党和国家对仲揆的工作、生活、疾病，都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党、毛泽东这些词汇在李四光的心里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上帝。
“在结束本文时，我要再一次地向亲爱的党、伟大领袖毛泽东、敬爱的周总理和各位有关领导同志，表示我衷心的最诚挚的感谢。”“亲爱的党”，此为以亲昵表达奴性的党国人格特征，视党为雌性，便具有了母性，党奴们就可以趁机撒娇，以血缘相连的方式求其庇护。他们所谓的党，本是生杀予夺的主宰，又借助这种亲缘关系，摇身一变为集上帝与母亲于一体的人格化偶像，令党员爱敬交加。
这本书正是那个极权时代的写照。高度政治化，类似于一份向党组织的汇报书。紧跟，革命，献身，感恩……文辞粗鄙，缺少应有的逻辑，感情极端而粗糙，充斥着廉价的仇恨和赞美，读之令人不适。本是为感动读者而写，应该也达到了目的，现在看来，却几乎成了人性异化的自供状。渴望了解那个年代的人，不妨读一读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