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写字
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度过一次次严重危机，反而权位更重更高。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尽废新法、重新临朝，但她与支持她的“顽固派”明白，光绪的存在是巨大威胁和隐患。光绪毕竟比慈禧年轻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绪重掌大权，一切都将翻过来。因此，慈禧首先就想去掉这心头之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风，露出谋害光绪之意。但没想到列强对此反应强烈，严谴任何加害光绪的举措。而且，全国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华侨纷纷发电报，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
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于是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这“废立”之事也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同时，慈禧极为宠信的荣禄也认为兹事体大，还应先征求疆臣意见。慈禧认为此话有理，于是密电各省督抚，征求意见。当荣禄秘密征求失势已久的李鸿章的意见时，李鸿章大惊失色，说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李接着向荣“委曲秘陈”了此事的成败利钝，希望荣禄能尽量促成慈禧、光绪念及“母子天伦”而重新和好。荣禄“闻之悚然若失”，后将李鸿章的话密报慈禧。而各地督抚接电，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这时，只有洋务派重要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挺身而出，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先约张之洞联衔上奏表示反对，张之洞开始表示赞同，但稍后即后悔，并中途追回已发出的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即张之洞）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独自复电荣禄：“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重臣刘坤一的公开反对，也是慈禧未能废黜光绪的因素之一。
由于各方反对，未能达到立即废黜光绪的目的，慈禧于是听从荣禄的主意，不顾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训”，在1900年元月初提出以光绪皇帝无子嗣为由，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鯭为“大阿哥”，但却宣布是为光绪皇帝的堂兄、同治皇帝的立嗣，溥鯭作为同治皇帝的继嗣。谁都明白，慈禧的真实目的仍是为废黜光绪做准备。出乎慈禧预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她曾命李鸿章运动外国驻华使节，希望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以示认可。
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告诉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von Ketteler），称光绪帝精神和身体都已经不行了，朝廷已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1月24日立储上谕颁布后，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如果皇帝被废，将在国际造成不良影响，警告说不会有好结果。西方国家公使不仅拒绝入宫对新立的大阿哥表示庆贺，还要求清廷公布光绪帝的病情，而且要允许外国医生为光绪帝诊断。虽然慈禧太后对列强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于列强威势，不得不允准其请。最后，由一位法国医生入宫诊断光绪皇帝的病情。结果这位医生宣布光绪无病。国内舆论更是一片反对之声，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在1月26日发动各界人士起联名通电，反对立储，几天之内，签名者超过千人。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省共同抗争，若得不到朝廷允诺便以罢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下命立刻抓捕经元善，经元善及时逃到澳门，才幸免于难。康、梁在海外发动10万华侨，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对于立储，张之洞的态度耐人寻味。在1月初“立储”的风声刚刚传出时，上海由张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中外日报》即登出有关消息，但报道并不十分准确，将立大阿哥与废黜光绪混为一谈，虽然立阿大哥的实质是为了废光绪，但毕竟此时形式上还是“立”而不是“废”；而且，还说张之洞赞同此事。张之洞见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汪康年说：“我历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谬之言，诬我害我，并煽乱大局耶？”他同时致电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说明“立嗣”是有根据的，含有“立嗣”并非废黜光绪之意。
显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赞同废黜君王、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毕竟有违君臣大义，所以生怕担此罪名；而“立嗣”起码在形式并上不含废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认。不过，如何公开表态赞同“立储”，他与许多地方督抚还是大费一番踌躇。朝廷宣布“立储”，疆臣理应上贺折表示祝贺，尤其在慈禧实际以此废黜光绪的严峻情势下，这更是一种政治表态。不表态或表态过迟，都会得罪慈禧。但积极表态又会引起国人不满和抨击，有损自己的政声，他深知“立储”遭举国痛责；再说，万一未能废黜光绪，以后光绪掌权，不能不考虑表态过于积极的后果。所以，是否就立储上贺表，因通权达变、治术过人在官场一直一帆风顺的张之洞竟也一时也举棋不定，于是致电闽浙总督许应，询问何时发送贺表，但许也与他一样，不敢过早表态，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想等到接到朝廷对各地的正式通知后再发。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张之洞又分别电询两江总督鹿传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湖南巡抚是他的下属，陕西巡抚职级比他低，如此“不耻下问”，足见他此时的谨小慎微、首鼠两端。鹿传霖持观望态度，并以自己只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之职推脱说，“鄙人”只是权兼此职，所以“不敢遽定办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则认为，“立储”已是既成事实，主张及早发送。经过与众督抚一番来往磋商后，张之洞决定不单独发贺折，而是与自己属下、湖北巡抚于荫霖一起发了一个贺折。一方面表了忠于慈禧之态，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并非“积极表态”，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专制制度下，当最高层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并且斗争激烈时，各级官员难免会对如何“表态”而煞费苦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对自己在“废立”、“立储”中的所作所为，张之洞解释说，因为“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在忠于太后与忠于皇上这种“天大之事”的“两难选择”中，向以“勇于任事”著称的张之洞的表现却是如此含糊怯懦，刘坤一笑评其“小事勇”、“大事怯”，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2010-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