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中国文坛最早的狂飙人物，因为在延安一时得宠于毛，封为妃，而九死一生，不顾国难浩劫，众人皆醒，唯她宣称对毛思想一往情深。这样的作家匪夷所思。
1979年秋，《人民文学》忽然大幅刊登丁玲的《杜晚香》，有意向世界宣告她被放出来了。丁玲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后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终于在毛泽东死后第三个年头复出。是因为她没被逼死的幸运呢？还是因为她的长寿？！可是一看文章，像条件反射一样，我脑海里立即闪出一个念头：丁玲完了！
据刘心武2009年一篇文章回忆，1978年他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参与创办一本准备命名为《十月》（这名字令人想起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所谓“十月革命”）的杂志。他同情曾经挨过整遭过难的文坛前辈，想找一些这样的人写稿。
听说丁玲已回北京，住在友谊宾馆，为自己政治上翻身努力活动，心武便到那里找她。丁玲给了他一篇现成的旧稿，就是后来改在《人民文学》首发的《杜晚香》。
1979年复出，发表过时小说的纠葛
为什么刘心武为《十月》征到的丁玲的稿会被《人民文学》抢去呢？这其中有一个政治操作的原因。
刘心武在文章中提到，在他之前，《人民文学》一位女编辑已找过丁玲，丁玲把《杜晚香》给了她，但她很快把稿退回，要丁玲“有了品质高的作品”再给《人民文学》，《杜晚香》才会落到刘心武手上。
刘心武也说《杜晚香》“确实属于‘文革’前看惯了的那类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写的是“一位北大荒的女劳动模范”。这大概就是《人民文学》女编辑退稿的原因。由于对丁玲的同情，《十月》决定刊登《杜晚香》，并立即编发。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作家协会突然接到共产党中央的电话，说已决定给丁玲“平反”，要立即安排丁玲复出，并在即将出版的《人民文学》新一期上刊登她的作品。刘心武写道：《十月》“出版社的诸领导”“已经知悉来龙去脉”，“没什么好说的，丁玲复出国际关注，自然轮不到《十月》首发。”这是命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政治操作”，必须无条件执行。
好玩的是，2013年09月02日（星期一）北京青年报（网络版）有一篇王扶写于美国宾州的文章，题目是《我为丁玲〈杜晚香〉的迟发背黑锅》，道出了《人民文学》对丁玲作品不发又发的秘密。王扶写道：
“1978年，我调到《人民文学》做编辑工作。记得，1979年的上半年时，主编交给编辑室主任一篇稿件。不久，主任将它交给了我。这正是丁玲的《杜晚香》。我如获至宝，经过了这么许多年，世界级的女作家丁玲终于又开始创作了！我一口气看完，十分赞赏。谁知又是世事难料，没过几天，主任对我说，因为丁玲还没有‘平反’，上面不同意发表其作品，让我编个理由去退稿。尽管我觉得很为难，也不清楚‘上面’是谁，但作为一个小编辑，我只有服从命令。
“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了丁玲的住所。可是丁玲不在家，我只好在院门的传达室外等候。这一等，就饿着肚子直等到下午，仍不见丁玲回来。因为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直出虚汗，真怕晕倒在那儿，只好简单地写了几句稿件不能采用之类的套话，退还给她，希望再能看到她的新作。我带着非常遗憾的心情，将稿件留在了传达室。
“仍然是世事难料！没过多久，丁玲‘平反’了，摘掉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这回我们的副主编亲自出马，前去拜访丁玲，准备拿回《杜晚香》发表。不料，丁玲的《杜晚香》却给了《十月》编辑部。副主编一下子就急了，立马赶到《十月》编辑部去洽谈，希望将《杜晚香》要回来。《十月》自然不肯放手。我们的副主编恳求说，这篇稿件原来是作者拿给我们那里的一个小编辑的，小编辑不识货，就给退了。回去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她……稿件终于要回来了，而且立马在七月号上发表了。我自然比谁都高兴。当然，没有人批评或教育我这个小编辑一句。直到三十几年以后，我偶然看到，当年那位《十月》负责此事的领导发表的关于《杜晚香》的文章，才知道，这‘黑锅’我已背了三十多年了！”
粤东潮人有句俗话，“下田好卸水”。即是说：位于地势高的农田，可以把水排到地势低的农田去。因为你是小编辑，必须承担上级犯下的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好笑不？！
不过，《杜晚香》的确是“过时货”。那已是什么时候了啊！1979年，“英雄”和“模范”的年代早已过去，何况以前所宣扬的一大批“英雄模范”如雷锋、王进喜、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之流早已无人相信，作家们把悲惨的农村描绘成“社会主义天堂”的滥作也已被人唾弃，而丁玲此时还交出她在北大荒“劳改”时写的“陈腔滥调”来充数，可知其品质之低！
20年代鼓吹性解放的青年女作家
丁玲姓蒋，名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地主家庭。她读中学时思想就左倾，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上海大学”1922年由国共合作创办，名义上为党立学校，实际上是由中共掌控，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目的是培养颠覆国民政府的“革命份子”。当时瞿秋白为教务长，所以说丁玲曾是瞿秋白的学生。
1928年丁玲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曾经轰动文坛，使丁玲成为知名的女作家。丁玲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女大学生莎菲，在“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下，向自我发出呼喊。她要藉由追求理想爱情去试图挣脱和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
莎菲对性爱的渴求大胆而直接，她与两位男主角的三角恋情展现出女性的情欲自主。丁玲借着莎菲的反叛精神，欲反转儒家思想对女性意识的禁锢。然而，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她数度面对新旧思想的交战，意识到自己仍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感到窒息和孤独，反映出当时知识少女处于时代夹缝中巨大的苦闷与焦躁。
莎菲事实上是丁玲自己的影子。丁玲和胡也频及第三者的三角恋，正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题。
丁玲是一个性解放者，那是“五四”时期一些左倾激进青年所崇尚追求的理想潮流——共产共妻。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主张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丁玲却认为，道德无论新旧都是束缚人性的桎梏。性解放者主张废除家庭，性交就是男女交往的最终目的。丁玲藉莎菲之口说：“爱情，爱情是什么？享受，是享受呀！”“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赤裸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有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丁玲是1924年从湖南去北京的，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她在北京结识了《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当时香港报纸报导：三个追求文学的青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同吃同住同行，而且三人同床，盖一张大被。这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趣闻，许多现代文学史专家也都表示确有此事。
1925年丁玲与胡也频正式同居，那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了爱情，只是因为有了关于他们的绯闻，叛逆的丁玲非常愤怒，赌气说：“好吧，老娘就同居给你们看！”
1928年2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往上海，丁玲又爱上了冯雪峰。冯雪峰使丁玲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她把他看成是自己第一次真正爱上的人。但是在他们三人（丁玲、胡也频、冯雪峰）也到了上海之后，冯雪峰选择退出，结束了这又一段三角恋爱。
1930年11月8日，丁玲为胡也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胡小频，后随母姓，改名蒋祖林。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到上海东方旅社参加一个地下党会议，被自己的党向国民党告密出卖，23人被国民党一网打尽，成为地下党借刀杀人的牺牲品。2月7日，胡也频、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作家在龙华被处决，这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所写的“五烈士”。
1936年到延安，为毛泽东赏识
1931年11月，丁玲与翻译家冯达同居，并被中共地下党安排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1932年，丁玲经冯雪峰介绍加入共产党。
1933年5月14日，丁玲遭冯达出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软禁在南京避暑胜地莫干山一幢度假别墅里。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中统局长徐恩曾还让冯达与丁玲住在一起。1934年9月丁玲为冯达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蒋祖慧。
1936年9月，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丁玲从莫干山逃出南京。冯雪峰派人把她送到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等的最高礼遇，专门设宴接风洗尘。她受到重用，先后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等职。
当年毛泽东对丁玲是赏识的。一是他那个时候急于招兵买马，丁玲名气大，她投奔陕北，对知识份子有极大的影响力；二是丁玲是湖南老乡，对他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毛填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后来还书之以赠，夸她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的礼遇使丁玲受宠若惊，中国文人那种附庸权势的劣根性，在丁玲身上暴露无遗。这段期间，毛丁关系密切，无拘无束。丁是毛的座上客，常与毛交谈用餐；毛把丁当成红颜知己，丁也并非对毛的宠遇不怦然心动。
丁玲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说：“有三天三晚我们都在一起。后来话说的多了，他便说起跟革命相关的事来。他拉着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来。他封贺子珍作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情，大清朝亡在她的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他的一些红军女性作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又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人算在一起，也凑不了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真不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跟革命有什么相关？
和毛一起发梦，做皇帝，整文化人
当“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时候，毛泽东就在陕北山沟里向丁玲描绘他的皇帝梦，还封她为妃子。这正是古代项籍见到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所发出的“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封建帝王思想。丁玲早就洞悉毛的帝王思想，但她一点没有批判，反而从内心最深处建立起对毛泽东的感激、信服、热爱和崇拜，自愿充当他的宣传工具，从延安批萧军、批王实味，到“反右”前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孙犁、批萧也牧等，都十分积极。那时候，春风得意的丁玲秉承圣意，六亲不认，为毛泽东扫荡中国文化人立下了汗马功劳，直至毛泽东不知哪一条神经搭错线，兔死狗烹，一巴掌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
丁与毛的亲密关系，令江青妒火中烧，这是丁后来厄运的根源。江青主动投怀送抱，强行成为毛夫人后，丁玲便成为她眼中的戚夫人，而丁还恃宠骄纵，全然没有意识到枕边风的厉害。
1942年，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令她遭受最严重的挫折。这篇《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同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又几乎同时被打成“反革命文章”。有人解读《三八节有感》中某些段落讽刺江青，有人则将之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但毛斩了王实味，却没有对丁玲下手，还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因毛的保护而毫发无伤，反成为积极给王实味落井下石的干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丑陋面目。丁玲直至晚年仍不忘表白：“毛主席的话保护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其实毛对丁玲已暗藏杀机，只是时候未到。毛说：“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受训。”
1937年9月，丁玲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宣传股长陈明。丁玲在陈明身上看到了胡也频的影子。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他们于1942年2月正式结婚，在延安蓝家坪一个窑洞里。没有婚礼，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手在延安街头散步，自得其乐。陈明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在丁玲遭难的日子，他一直陪伴着她，这应是丁玲能够熬过几十年苦难的原因。
1948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描写1946年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现在已经知道，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不但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杀了超过一百万的“地主”、“富农”、“坏份子”、“阶级异己份子”……，还彻底摧毁了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几乎使农民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导致后来直接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毛泽东的罪恶，罄竹难书；而作家们罔顾事实，把“地狱”描绘成“天堂”，同样要负起他们自己的一份历史责任。
毛御旨要在社会上搞臭丁玲
今天来看《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当然是一点价值也没有。而所谓的“斯大林文学奖”，也只是像今天香港立法局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一样，把各个“政治饼子”分给各家，每家都有一份，不论大小。
刘再复和林岗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指出了中国现代小说政治式写作的弊端，“这种政治式的写作模式在小说叙事上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叙述者自己的对故事解释的视觉几乎完全隐去，像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传声筒，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常常表现出其‘冷’的一面，即缺乏人性、人情和人道光辉”，因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的性格、矛盾的设置，都受到土改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的限制”。这类作品是“人性彻底消失的冷文学”，作者在写作时“任凭意识形态教条对故事进行垄断、肢解和控制”。
1957年，丁玲和冯雪峰都被打成“大右派”，押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当时以为丁玲和冯雪峰之成为“右派”是因为他们与周扬不和，被周扬整的。1975年周扬才说：“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原来毛泽东交给周扬一个名单，指示他把名单上的人都打成“右派”，名单上有丁玲、萧军、艾青、冯雪峰等人。毛泽东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指示：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之前他就已经过说过：“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丁玲不是一般人，圈内人士谁不知道她在延安时就和毛泽东有了不一般的“友谊”，没有毛的点头或默许，谁胆敢招惹她。
有人提出：“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彭德怀？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掉林彪？不管好歹，见仁见智，毛左毛右们也总能说得出个理由。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臭丁玲呢？这理由还真不好找。”
毛泽东是一个生性十分残忍、多疑、反复无常的人。一个连自己妻子、儿子都不爱的人，怎么能想象他当“皇帝”后会爱自己的臣民？过去说凡是知道皇帝太多隐私和秘密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怕这些人暴露他的坏事丑事，所以必须把他们杀掉，至少也要关起来，不让他们泄漏秘密。饶漱石和潘汉年便是这样遭殃的。你丁玲和毛泽东有过“猫腻”，何况又曾是江青的死对头，当然难逃“血劫”了！
1958年5月丁玲被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改”，1971年又以“反革命罪”关入“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才获释，送山西长治农村“安家落户”。她的“右派帽子”1978年7月才摘掉，一直戴了二十年。
至死还说，一生对毛一往情深
毛泽东的死，预示着中国人几十年来所受的暴力和压迫将会减轻，丁玲也历劫归来，得以重出江湖。照理她应该对独裁专制有深刻的了解，像周扬一样痛定思痛，写出一些深刻批判反省的东西来，可是她不！丁玲的晚年，痴情不改，高调左倾，继续“一往情深”地热恋她的领袖以及她曾经从事的“左”业，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列老太太”。她刻意向那些她认为能理解她的“同志”诉说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她当然还写，但那“一支破笔”（丁玲自说）已经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只能如荒冢边上站立在枯枝上的乌鸦，呱噪着哀叹落山的“红太阳”！周扬晚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迫害过的文艺界人士道歉，就是不向丁玲道歉。我想这一方面因为丁玲的“右派”是毛泽东定的，与周扬无关；另一方面会不会因为丁玲的高调左倾，令人讨厌！
不要说丁玲没有周扬的风度，她连一点反省都没有！才华横溢的萧也牧当年被丁玲打了一棍子后一蹶不振，“文革”时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1970年死在“牛棚”时才52岁，被埋在一个乱葬岗上。当人们期待复出的丁玲对萧也牧之死有所表示时，老太居然大怒，坚持认为她给萧也牧的那一棍子并非棍子，而是“正确的批评帮助”，谁让萧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呜呼！死不悔改，此之谓也！
丁玲甚至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支撑着她度过了难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你能道出个子丑寅卯来吗？毛泽东亲手制造了对她的迫害，她反而认为“毛泽东思想”支撑了她，这天下奇谈实在令人莫名其妙。丁玲把二十多年的苦难当成党和毛对她的磨练，她谴责别人对此作任何反思，复出后便用《杜晚香》来讴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还以《“牛棚”小品》来淡化苦难生造甜蜜。丁玲的脑筋究竟是用什么特殊材料造成的？
有人在文章里写道：
丁玲当了右派，熬了20多年后平了反，有人问她：“反右派的时候，他也不站出来讲句公道话？”
丁玲答道：“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运动，觉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
丁玲不怨恨他无情无义。这既是她的宽容，也是她的傻逼。她至死实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搞臭她？……她的美好回忆一直停留在陕北的窑洞里。
她不但不知道她已然掉在井里了，上面掉下来的那块石头正是他扔的，她更不知道当初她落井之时也正是他推的。
“他”是谁？不就是那个毛首吗！丁玲可能也不知道1982年发现的杨开慧遗文里说毛是一个“生活流氓”和“政治流氓”，几十年后居然还说“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好个“一往情深”！真是至死不悔！
瞿秋白曾经说过“冰之是飞娥扑火，非死不止。”这话远非全面准确，最多只说对了一小半。丁玲敢于扑火只限于民国时期，在毛皇帝专制的统治下，她连飞娥都做不成，只能成为一条逆来顺受的可怜虫！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丁玲评价不高。他说：“三十年代丁玲的声望，仅次于茅盾、老舍、巴金诸人，我审读她那时的作品，实在一篇也说不上是佳作。”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韦君宜有一副挽联：“早岁慕英名女人郁积重重因君一吐/比年得顺境何事忧心忡忡令我三思”，流露出对丁玲晚年行状的困惑、质疑和谴责。
2015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