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香港“新爱国”和“老爱国”之间有什么矛盾？两岸“大中国史观”差异何在？
《纽约时报》发表关于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讨论。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中国在全球的野心和权势相当大。但是，以人均收入而言，中国却排在100位之后，可能有多达2亿的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规定的贫困线之下，而且中国股市的疯狂暴跌也表明，它的增长可能相当脆弱。因此，中国应当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
裴敏欣说，和试图说服北京改变在海外的行事方式相比，效果更好的做法是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在国内事务中遵循发达国家的规则，进而改善民众的生活。鉴于中国有近14亿人口，改变其在国内的行为所带来的净效益，将远远超出其对外发展援助行动中可以料想的一切变化。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认为，中国有高效率的官僚体系，但尚未签署《政府采购协议》该协议要求开放政府采购领域，允许国际竞争。在直接投资领域，中国的开放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型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提高开放程度，中国和世界都会获得巨大收益。
“新爱国”和“老爱国”的斗争
香港《信报》特约评论员练乙铮发表文章说，特区政府最近上演当权派“新爱国”与“老爱国”派系之间的斗争。练乙铮说，若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新爱国”和“老爱国”两派的生成，有其深刻的机制分野。他认为“老爱国”，指的是参与过“六七暴动”的左派人士；“新爱国”，则是“保钓”运动之后、“四届人大”中共决意搞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了，才成为“爱国阵营”一分子的那些人。前者加入“爱国行列”的时代，是“爱国有罪”年代；后者则相反，都是到了“爱国安全”甚或“爱国有奖”的时候才接受统战、“爱”上祖国或祖国能给的各种好处的。
练乙铮认为，这个机制上的不同，导致中共在这两个不同的时代里在香港吸收到的对象，无论在风格、品德和气质方面，都有显着的高下之分。“老爱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可说几乎无条件；“新爱国”则机会主义投机性特别强，愈是“改革开放”后期才加入的，嘴巴上的爱国便愈硬愈响，只因国家富裕了，能给的好处愈发丰盛。二者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
这次特府演出的“罢（曾成德）官事件”里的两个主角，气质面貌俱不同，反映的无疑就是“老爱国”和“新爱国”之间的矛盾。
不一样的“大中国史观”
记者胡采苹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同样是大中国史观的历史课本，两岸的教育史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台湾国立编译馆教科书特别喜欢少康中兴、田单复国、光武中兴这些失而复得、以小搏大的细节，其实那只是折射了蒋氏政权的历史需求。毛泽东时代主流的历史偶像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这是因为毛泽东同样出身卑微，以农民起义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包围中央，最终统一中国。
胡采苹鼓励台湾学生更积极、多角度的阅读中国历史，甚至应该积极的到中国求学、居住，才能深刻体会台湾与中国的差异，理解台湾应对中国应该有哪些策略，帮助台湾更智慧的应对中国。“在我的高中时代，根本不会想到要站上街头、争取自己的历史课本；现在的中国学生甚至全体中国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对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本身就是反对中国大一统历史观的实践，行动的本身，已经微调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