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受到重罚。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当时代画饼变成“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芭比娃娃是西方女孩的画饼，是中产阶级的形象教科书，她教诲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女人。她是医生、记者、歌星、空姐、工程师、外交官、宇航员，还是游泳健将、时装模特、体操明星、舞会皇后和总统候选人，变身75种之多，她成为时代的首席代言人。
“新富”则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香港80年代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价格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生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杂志社旁的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新加坡电视剧《小孩不笨》宣称的人生的五个C正成为奋斗目标，他们当然明白最后那个C是Credit Card。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的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7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中国告解资源稀缺，“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我有压力”的陈乙东喊出港人心声，中国的陈乙东们还闷在心里。喊出“解闷救台湾”的《全民大闷锅》为那个经济压力与国际地位焦虑症并存的小岛消解了不少社会情绪。它把陈乙东的“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变成RAP的模仿秀，“阿叔”扭着发福的身段将压力释放出来。就像现代版生理卫生教材教导的，如果没办法解决就DIY一下。如果没人诉说只有自己找个洞把它喊出来。
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
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这就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长寿，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诱惑更多了。
疯狂购物，休长假，放单飞，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高人指路，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归简单生活。
但事实是当今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复杂。无论是办公室政治的尔虞我诈，还是老板与打工者之间的苦苦相逼，均把“与人斗其乐无穷”升级。“把公司当家”是妄想。过去单位领导就是主教，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就是牧师，他们听员工“告解”，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一句话“干活去！”
假如我是个农民，一年能挣个1000块，不吃不喝地耕种1000年，才能住上一套三居。这是网民对京、沪万元房价的感叹。全球过去50年来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只有中国在疯长。北京零点研究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上海的宜居指数列第10，广州列第16，北京列第19。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北京又排在第一位。在宜资与宜居之间，大城市们嫌贫爱富。
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剑桥自己就是一座小镇。中国的大城市们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资源极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
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最宜居，创业、求职均不难，生活压力适中。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经济发达程度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正处于一个“不大不小、不前不后、不多不少”的最佳状态。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居民富裕，工作压力相对较小，融合了大、小城市的共同优点，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
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崩溃》，新失工作，前妻限时让孩子见面，而他正堵在路上，情急之下下车走路又遇劫。结果他——按美国人的方式，买了把枪，崩溃之下被警察射杀。我们不妨将这个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过。焦虑的常见症状表现为紧张、不安、气闷、暴躁。最先是职业枯竭，然后是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绪衰竭、价值衰落，最后是攻击行为。
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大城市，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条权宜之道就是封杀焦虑源。比如封杀那些说出“房奴”的嘴巴，老板不作榜样还说风凉话。有话偏不想好好说。好像没人说房奴了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还是去行善最安抚焦虑，所以盖茨、巴菲特们最心安理得。焦虑的最后解决底线是宗教，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人无压力轻飘飘。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只是要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