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周二早上大幅调低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约2%，并声称报价机制改革是“一次到位”。市场据此迅速作出反应，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市价应声下跌2%，离岸市场跌幅则超过3%；后者因为不受大陆官方外汇管制的影响，更能反映市场的自然供求。事后，不少官媒评论员都说，是次贬值“不会形成趋势”。
然而，昨天早上公报的官方兑美元中间价继续下跌约1.6%，市价则亦步亦趋，最低见6.45美元。股市方面，汇率下跌本来有利外资进场扫货，不过投资者因即时恐惧的心理关系，上证指数“反理性”下跌，“国家队”暴力救市也于事无补，收报跌逾1%，看来是因为市场认为人民币还“有排跌”。
突然举措情理之中
官方说法指有关的兑美元汇率机制变化是一种“优化”、“有利于提高中间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却完全没有解释推出此项决策的时机为何选在8月10日。不过，尽管当局没有解释，市场当然也明白，那很大程度上是几个月乃至几年来出台的各种经济刺激都不曾见效、7月份出口总额按年更急跌8.3%所引发的。有西方金融界评论家说是中央官员“吓破胆”（panicked）的结果，大概有些言过其甚。不过，考虑到大陆这几年领导人常常担心“亡党亡国”，维稳不遗余力，故说北京有相当大的忧虑亦不为过；中央官员作此非常突然的举措，虽是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
这次人民币贬值，港人最关心的，当然是对本地经济有何直接间接的影响，故笔者稍作分析。最简单的，当然是手头上有人民币的投资者直接受损。好在，长时间以来，本地的人民币投资者每天最多只能购入两万元，直至“沪港通”开通了，这个限额才取消，故如果投资者近期没有忽然买入太多人民币或大陆股票，损失应该有限。
间接的影响起码有好几方面，有多严重，目前还难以估算。但有趣的是，这些间接影响，除了经济面向之外，还都带有政治涵义，笔者试逐一分析。
首先，大陆人对外国货包括香港货的需求会削弱，受打击的行业包括旅游业以及相关的零售业。这两个行业，去年有些人以为会受占领/雨伞运动影响，怎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倒是后来大陆一时打贪太厉害，加上早就出问题的经济日益放缓，才与澳门的赌博业一道受到影响；这次人民币贬值，无疑会再差一些。不过，其进一步产生的政治影响倒是事先意想不到：水货客会减少，本土勇武派的“反鸠呜”行动看来会消沉一点乃至暂时销声匿迹，其精力会转移到其他抗争议题上面，例如区议会选举、港大“副校不委任事件”，或者是近来逐步升温的反“普教中”等方面去，改变社运的部分生态，替某些矛盾热点增温。
另一个受影响的本地经济环节，很可能是地产：楼价或有进一步上升的压力。原因是：陆资外逃。若大陆富人对人民币汇价走势中期看跌，则会千方百计尽快把资产调离大陆，兑换成别种货币资产；一个“行之有效”的渠道就是把钱转到香港，兑换港元之后购买本地房地产。这个可能走势，也会产生政治影响：本地楼价继续攀升，中下阶层特别是还未“上车”或正在准备“上车”的港人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潜在买家，将会遇到更大的阻力，望楼兴叹。这对解决住房问题一直束手无策的梁政府而言，自是多一分头痛多一些压力。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港人投放大陆的资本当中，已经投放、能够抽回的，此时会抽回；还未投放、准备投放的，会却步或暂时却步。谈到这一点，大家不能不佩服李超人的先见之明：当一些人还陶醉于“大陆经济欣欣向荣”的“可持续神话”的时候，他已经逐步离场。本来，这些资本离开大陆，最自然的投放地点应该是香港。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港资大举北上，导致本地投资不足，影响了经济增长率；假如现在港资回流，最好不过。不过，港人要振兴本地经济，却偏偏遇上一个擅长搞政治斗争、于经济民生却既无很大兴趣也没什么能力的人当了特首，真是谈何容易。长和系开始从大陆抽资之后，决定迁册海外，难道此非重要原因么？
楼价上升将有压力
在大陆的港资外流，视乎多寡，也会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本地资本家包括1949年从大陆逃港的那一代及其下一代，由于可以在大陆得到特别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待遇，都成为中共的座上客、支持者，在香港则成为当权派的一分子，因而额外得益。一旦他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减少、资金抽离，则他们跟政权的关系就会相应削弱。这无疑会影响本地当权派的统合力和特区政府的管治能量。下一回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之时，一些资本家助纣为虐的声音就不会那么响亮。这也是笔者谈到过的“资本理性”的另一个侧面。
当然，如果只是如大陆官方说的那样，本轮人民币贬值不过是对应个别市场的一般短期波动而作出的正常政策反应，并不反映中长期大陆经济下行走势，则上述对本地的几方面政经影响都微不足道。然而，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乐观。这几年大家如果有留意张五常教授对大陆经济看法的一些转变，也许更能掌握大局的趋势。
在人行调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同一天，大陆《财经网》登出张五常教授去年在一个论坛上的讲话的全记录，题为“中国的经济有多危险？”。在那次讲话中，他劈头就说：“中国这几年的经济非常不好。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跟进了35年，以前的30年我都很乐观，最近的五六年我转到悲观了。现在经济政策非常不明朗，听不到有些什么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引文略有精简．下同）
为分析大陆经济前景，他给“大萧条”下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定义：“经济衰落以后不需要很多的衰落下去，有萧条，但不需要大萧条，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都不能够再翻身，因为这个长的时间的小萧条就变成大萧条。”他说，美国1929年的萧条一直延续到二战，就是大萧条；日本九十年代初的萧条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大萧条。他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真的会有大萧条”。
他指出好几个近年大陆经济政策及工作严重失误之处，包括：
一、重要行业因保护主义出现垄断或寡头垄断，效果非常恶劣。他给出汽车制造业的例子：“最近国内的汽车公司垄断，都是乱来的，当然是赚暴利，这么大的进口税保护它。你把关税取消，那些汽车公司马上叫救命。保护主义保护了这么多年，其实保护的是劣质产品，太离谱了。你去买一辆韩国的车子，那个水平差的多远啊！”
二、搞金融自贸区拖拖沓沓，耽搁了很长时间，“搞得一塌糊涂”。他举陆家嘴的例子：“为什么不在陆家嘴做？外国的金融机构早就在陆家嘴买好楼盘了，准备等你金融开放；开放金融从来都不需要准备的，今天取消，明天就是了。不要偏袒香港，搞些什么人民币中心，要放就放了。三年之后我们的敌对不是香港，而是华尔街，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阵地抢过来了。”
三、“县际竞争”——张教授认为的大陆体制本来的特别优胜处，“2007年的时候还非常好，现在搞的一团糟”。他说：“有些县干部我认为对经济贡献非常大，但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无端端又不见了，这些我不敢讲。”显然，“不敢讲”的是贪腐双规之类的事情。由此可见八年来的贪腐和打贪问题之严重，直把一个张教授认为是顶瓜瓜的制度给毁掉了。
四、高等教育惨不忍睹。他说：“中国人聪明，书又念得好，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呢？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出过什么人才？你去看看，一团糟，搞人事关系，权力斗争，言论多多阻挠，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试过很多次去演讲，突然说不准我讲。”高教环节的所有这些都不出奇，尤其阻挠学术和言论自由；就是在香港，势头也已经相当明显，何况在大陆。
五、中国的经济数据长期以来有大问题。他说：“那些国民收入数据，历年来都有疑问，而且问号愈来愈多，多到大家都不好意思。应该停止公布，过几年考虑清楚怎么统计再公布。”经济数据是引导市场、指导政策的工具；工具坏了，工作怎能做好？这显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包含不能见光的政治因素。
政治体制叫人害怕
六、用货币政策去打救经济，是病急乱投药。他说：“货币，是用来协调贸易的；用来调控经济的话，很容易闯祸。这个货币制度，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去借钱8厘借不到，那有什么投资可以有8厘的回报呢？这个货币政策根本就不能用。”汇率政策是大陆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当局也是用来调控经济的，张教授认为会闯祸；这不能不叫人担心。
张教授熟知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的观点：政府管得多管得坏，往往都是寻租逐利者盘踞要位滥用权力的结果；权力和利益纠缠不清，并不是区区一些学者指出问题所在就能解决，而是非常棘手的政治问题。上述六点，看清楚无一不是如此。然则，大陆的经济如何不走到健康发展的尽头呢？
当然，站在香港看问题，最叫港人害怕的是，大陆出问题的那一套政治文化和体制，正在日益与香港融合，而带头/带路的，竟然就是我们的行政长官。相对而言，区区汇率跌几个巴仙，本身其实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