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技高一筹，因为他们对付的政策难题，要是给西方那些没出息的官员遇上，准得立马去吞几粒“百忧解”（Prozac，一种治疗恐慌症的药物——译者注）。我们被告知，比起把西方搞得一团糟的平庸之辈，中国的官员们效率更高、能力更强。
受尊敬的耶鲁大学(Yale)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今年4月写道：中国领导人“可能比发达经济体领导人对宏观经济政策挑战有更加现实和建设性的评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领跑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给出了更加干脆的评判：“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得多。”
但是，一般的中国领导人其实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一样“善于”搞砸本国经济，也许还更加厉害。当高管和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一现实时，后果可能很严重。
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们必须将政治上的必要置于经济理性之上。对于经常采取高压手段的共产党政权，其合法性和公众支持同它实现快速增长、创造良好就业和提升民众收入的能力密切相关。只要经济像党期望的那样运行，党就会对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直至局面不可收拾。
以中国政府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作出的常被称赞的反应为例。通过注入大量资金和信贷，中国在一场历史性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将经济增速推升至超过9%。事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才意识到他们酿成的潜在灾难。根据咨询公司IHS环球透视(IHS Global Insight)的数据，2014年中国的债务暴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8%，几乎是2008年水平的两倍。全国各地到处是未售出的公寓和闲置的工厂。
同样的模式在最近中国股市大起大落期间再次出现。当局鼓励民众投资股市，在股价飙升至泡沫水平时（受到令人震惊的保证金融资水平推动）似乎并不过于担忧。当股价今年6月开始暴跌时，中国政府仓促出台措施，竭力遏止自己造成的危机，而毫无经验、负债累累的国内投资者将怒火发向监管机构。
当局的回应——也出于政治动机——是受到误导的。政府支撑股市的高压手段——输入现金、寻找替罪羊、让许多公司停牌——把党的公信力与上证综指捆绑在一起。解决其所制造的其他问题（如债务和产能过剩）的努力还处于萌芽阶段。乐观者认为，中国政府在修复经济方面拥有长期规划（2013年中共中央全会上通过），而短期政策波动是可以预见的。过去30年的超高速增长说明了一切。但是，当中国将其13亿贫困人口投入全球经济，释放生产力时，取得经济进步当然更加容易。随着容易摘到的果子被摘光，在政治和经济考量之间进行选择变得更加困难，而搞错的代价也更高。
值得回顾的是，上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崛起为亚洲经济强国时，美国专家也将东京的官僚形容为“超人”。如今，日本抵抗变革的官僚体制被视为该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
如果北京的政策制定者经历类似的角色反转，那可能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全球商界仍然相信，中国领导层将引领本国经济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失去这种信心可能会让投资者和高管把钱投到其他地方，使改革进程进一步复杂化，甚至可能动摇中国民众对党的支持。站得越高，跌得越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