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股灾，使中国公众的危机感陡增。如果因此引发金融乃至全面经济危机，以中国当前局面之脆弱，完全可能有更大危险。重大危局之下，当局是否会利用战争转移和转嫁危机，引人关注。
当然，按正统理论，这样的举动往往是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所为，怎么能类推到伟大的祖国。不过还真不怪忧虑者们认不清社会主义制度以捍卫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本质，就在这次股灾中出现的大量归罪于美帝国主义阴谋做空中国，阻击中国发展的言论，官方色彩可一点不轻，号召公众站在保国运的高度入市为国护盘，也俨然已是一场对外金融战。
循此逻辑，最终金融战失败，中国经济亡于帝国主义阴谋暗算，中华民族难道就坐以待毙？以经济手段制造中国崩溃，难道不是政治？作为政治的延续，战争难道就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中国并不乏清醒者，他们正全力揭露这种阴谋论。然而，能做出这样的栽赃，显然已不打算遵循正常的逻辑。无逻辑、却还有强大武力的力量对外孤注一掷并非不可能。因而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任何迹象。
最近的迹象，当属股灾爆发不久的7月3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政委郑卫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刻汲取抗战胜利历史经验，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更加扎实有效》一文。其中，中国“家门口生乱生战可能性增大”一语立刻引发联想。
还好，应当看到，这半句话的前提是“当前，我国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竞争、民族宗教矛盾凸显，周边热点问题升温”，还是描述的宏观背景和客观形势而非具体战争阴云。
事实上，即使宏观背景如此，中国周边最近的形势也暂时没有冲突的可能。台、日均无刺激性情势；南海紧张系中国积极改变现状引发，在美国施压下已暂时收敛；菲律宾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的“九段线”诉讼结果也不至引发冲突；已进入阿富汗的IS势力也还未直接在新疆生事。
当然，这篇文章除了大段的八股，也依稀可见其它信号。
比如，从江时代的“军事斗争准备”到当前“时刻准备打仗”的提法，已是中共自90年代以来保持战争选项，对外寻求威慑，以及突出军队地位的惯用词汇，并不等于真正的战争意图；
“认清国家安全形势”、“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和“中国梦蕴含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等提法倒是习时代的新词，也的确体现当朝对形势的危机感、对军队的高度倚重，以及高度强调军事力量支撑民族主义（“找回民族自尊自信”、“建设强国军队、一流军队”），以民族主义支撑政权的意识，还能观察到中共已将军力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几乎同等的地位；
文中还有“必须认清国际竞争‘丛林法则’”一语。“丛林法则”本是中国外交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弱肉强食的批判，但被中共关键战略方向高级将领正面使用，很可能暗示着中共在内部并不看好和平的制度竞赛，而是认定中国和发展将与现行世界秩序对撞，必须准备以武力一搏。
这些，当然都是潜在的战争风险。
不过，此文尽管强调“习主席围绕创新和发展军事战略指导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具体的战争准备上仍然只有诸如“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抓好实战化军事训练”、以“革命理想”、“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和“生死观教育”塑造“战斗意志和作风”，以及“陷敌于（‘人民’二字竟然被漏掉）汪洋大海之中的人民战争”等陈旧的概念和方法。
而“我国当前进入从陆权国家向陆权海权兼备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一语则莫名其妙。中国强调海权已多有时日，2014年底习就提出了“海上强国”的目标，只是经过一番挑战美国的试探，到近来的“一路一带”战略已明显回避了向东部战略方向突破的难题，转而向内陆寻找机会，此时南京军区提一提“陆权海权兼备”无非也只是在理论上冒进、回缩、再修正而已。
最后，文中“积极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的措辞，才真正暗示，当前中共并不大可能主动挑起与以美国为首的一系列主要对手冲突。
当然，在重重危机连接恶化的形势下，主动冲突的可能当然将明显增大，但也还需要国际和地区形势的配合。鉴于钓鱼岛等维权对峙中平静局面的脆弱，中共在理论上存在以渲染日美敌意，再寻机擦枪走火机会的可能。
只是，这到底意味着经济危机迎刃而解，还是更大的危机全面爆发？国内多年积累的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已成政权几乎唯一的支柱，如果这种狂热遭遇军事挑战的失败，会不会像义和团一般轰然崩塌并累及大局，实难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