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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要提拔林彪?

引子

中国人对一般历史人物常要问:好人还是坏人?但对于历史大人物常常先将“好坏”放一边,问一个是忠臣还是奸臣?忠臣当然是好人,奸臣当然是坏人,但似乎比好人坏人的标准要高一点。

“识别忠奸”历来是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如何识别呢?

苏东坡的爷老子苏老眉有一篇《辨奸论》,收在《古文观止》里,传诵千古,其点睛之笔即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强调“见微知著”的道理。

此外,还有一首白居易的《放言》诗,也很经典。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认为“识别忠奸”要有一个过程。难道不是吗?但这个法子就不那么好,要等那个人充分暴露了,甚至要等盖棺才能论定。唉!黄花菜都凉了。

文革甫始,刘少奇下去了,林彪上来了。

伟大领袖的接班人由一个鬓发染霜、唇拱鼻隆、微笑起来有慈眉善目相的文官换成了一个尖嘴猴腮、瘦小干枯,不会笑的武将。

就算是刘少奇真的不行了,也应该是周恩来啊?论地位、论资历、论功劳、论才具、论品性、论威信,中共群雄无人能望其背项,周恩来都是唯一人选;尤其是那相貌,浓眉阔面,丰神俊朗,多么让人喜欢啊!更何况勤于国事、鞠躬尽瘁,周公吐脯,天下归心。为什么不是他,而是他,偏偏是这个林彪!

中国人从庙堂之臣到江湖草民对此大都困惑不解,无不归结为“马屁”起了作用,长叹一声:“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什么都会天亮,马屁不会天亮”!英明如吾皇者,始不能脱俗耳!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一种特殊功能,它能使最基层的老百姓们较早地,并且也不是很费劲地就识别了林彪。

老百姓判断的方法与理由既简单又直接,但很执着。就两条:

第一条是看长相。

林彪五短身材、吊梢眉、三角眼、鹰钩鼻、面貌尖峭寡瘦;尤其是说话,林彪说话有妇人之音;其次是步履,林彪步履间目有斜视,时有犹豫顾盼之意,不经意间无由地拧头回望,相书术语“狮子回头”。由是而知非善茌也。

第二条是察言行。

察言行的内容一般也就三条标准:一是不是献媚其上?二是不是陷害忠良?三是不是心中装着黎民百姓?

林彪与这三条大致吻合。

所以,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很早就怀疑甚至认定林是一个“指鹿为马”的赵高式的人物,或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式的人物,或是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忠良的秦桧式的人物。

于是,那些倚杖候茅扉、茶余话玄宗的野老说林彪“一看就不像好人”,我的家乡就有几个这样的老百姓如袁和尚、孙大头,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方式就是这样嚼舌头的。总的意思是:好话也是可以说说的,马屁也是可以拍拍的,但马屁能拍到这份儿上的,哪能还是好人?(附件01、附件02)

所以说,林彪能够欺骗毛泽东,却欺骗不了老百姓。

但有一点很奇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殊功能用在毛身上就不灵了。以致时至今日,中国老百姓对毛的认识仍然是浑浑噩噩、模模糊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中国人的可悲之处,已经造成了过去的灾难,弄得不好也许还会给将来带来灾难。

这个道理,如果说给西方人听,也许不理解。但是,东方人能懂。

中国老百姓对待毛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看外貌、察言行。

毛的外貌:身材魁伟,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一副大中华的脸庞,龙凤目、卧蚕眉、鼻隆口准,下巴上又有一颗黄豆般大小的褐痣,有人说这样的“痣”长在男人的下巴上就叫“乾坤痣”,真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神秘和余韵,无愧为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一代开国雄主啊!

中国老百姓先从外貌上就接纳了他,认定了他,且“神”上了他。

中国民间一般都说真命天子是天上的紫微星下凡,对于开国皇帝因为要有特殊的文治武略功夫,所以也有说是赤脚大仙、或是霹雳大仙、或是什么紫霄真君、真武大帝下凡的。所以,反手毛是真龙天子,那个草头蒋就是一条草龙;而那个卯金刀,不过是一条蛇。

毛的言行:雄才大略,纵横天下,胸藏经天纬地之才,腹有鬼神不测之机;决策延安府之窑洞内,决胜东三省千里之外;以小米加步枪的工农子弟兵,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800万大军;抗日抗美、援朝援越;敢与美帝麈兵,敢与苏修叫板;雄文四卷,词章百篇,文韬武略无不是开天辟地的“一代令主”。

说毛“文起八代之衰”,“脚踢四海蛟龙”,恐不是没有根据的溢美之辞。

所以,当初林彪说毛是世界五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是比马克思、列宁还要伟大的天才,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很多人想想也能认同。

毛自己也得意地声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只不过跟斯大林打了个平手。江青却说毛主席很厉害,斯大林也搞不过他。很多人想想也能认同。

端的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端的是文韬武略、盖世神功!即使没有林彪的“造神运动”,打小儿起就读章回小说或听说书的中国人全是毛的“粉丝”!有的人至今依然,于是也就“钢丝”了。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皇帝,一向格外情有独钟,在道德评判上网开一面。皇帝中虽有昏君与明君之分,也有暴君与仁君之分,却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谁只要当上了皇帝,谁就是好人了。即使是昏君,那也是上了奸臣的当,皇帝本身仍然是好的;即使是暴君,也只不过是性格不好,脾气暴躁而已,仍然是圣天子。对于皇帝的本质或本性,则都噤口销声,语焉不详。

例如、宋高宗赵构杀岳飞,但老百姓认为那是上了奸臣秦桧的当,老百姓骂秦桧不骂高宗。

又如、唐明皇先明后暗,引发“安史之乱”。老百姓将其原因归结为:一是奸臣当道,二是耽于声色。老百姓骂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擅权误国的杨国忠,叹息着国色天香的一代肥姬杨贵妃香消玉殒于马嵬坡,却不恨那个喜欢看安禄山演出“肚皮舞”的李隆基。

又如,阿斗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了,老百姓笑话阿斗的“此间乐,不思蜀”,却对阿斗恨不起来。有时还觉得这个“阿斗”啊,真的很好玩。

总之,一旦当了皇上,就是上天派来统领并拯救黎民的“圣天子”了,那就绝对不可能是坏人。至于变“暴”了变“昏”了,总有可以解释得通的原因,总有可以推卸责任的理由。

但对于官僚、士绅、百姓,中国传统文化的用词就不一样了。比如“奸臣”、“恶吏”、“劣绅”、“刁民”,这都是用来形容不同等级与身份的坏人的,且形容到本质与本性。一旦被认为是“奸臣”、“恶吏”、“劣绅”、“刁民”,那就都是坏人了。

都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可为什么还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啊?别看有五千年的文化沉积,有的沉积如酒,越陈越香;有的沉积如粪,越沤越臭。中国人的五千年文化沉积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法家,全都是有酒有粪,是酒多一些,还是粪多一些?这很难量化。就看近代和当代,中国人老犯那些极低级并后果吓人的错误,那“粪”的含量也绝不在少数。

中国的老百姓一度为毛可惜、叹息,以为毛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是上了“林贼”的当了。

即使在林副统帅最最当红的年代,市井之中、阡陌之间,也充满了一片叹息:毛主席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相信重用林彪这样一个人?当然也同时叹息:毛主席这样一个人怎么娶了江青这样一个女人?

在他们心中,似乎一切的坏事都是林江搞的,连“红头文件”也是这样说的。文革是林江要搞的;刘少奇是林江要打倒的;贺龙是林江搞死的;罗瑞卿是林逼着毛打倒的,军内一小撮是林要揪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那是林彪委托江青搞的,甚至江青也是林彪放出来的狐狸精。

当年,当我们在使劲儿地感叹上了“林贼”的当时,其实心中也在怀疑这个“林贼”又是上了谁的当?

附件01:听孙大爷说书

从曹大金家往西20米,平地而起一块高地,高地上有一处坐北向南两进的小院子,北枕后河,南边一大片开阔的田野,河边几株垂柳,杂草丛生,东西两侧茂林修竹。

这儿住着一位仙人似的人物孙大爷。

孙大爷大名孙贵,长相就有“仙人”样,脑袋特别大,身子很短;上身长、下身短;躯干肥硕、四肢纤细,有一点年画中“南极仙翁”的模样。

四邻八舍的大人们都叫他孙大头。我们小孩子不敢叫,并不是怕孙大爷,而是怕孙大爷的老婆。那半老太太既厉害,又有威信,打土改起就是西街头的贫协代表,又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即使是老村长常新万,对她也有八、九分的怕惧。谁都能看得出来,不是怕在表面上而是怕在骨子里。她也有个外号,大人们都叫她“代表”,我们小孩子为了讨好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叫她“代表同志姨”。看来她对这样的称呼有十分的满意,每次听我们这样叫,高兴得眉花儿眼笑。

孙大爷有一女二男,身材也是个个如此。三兄妹中大儿子的头还算是最小的,就那在学校里也是著名的“孙大头”,为了与他老子有区别,所以叫“小孙大头”。

孙家是下中农,因有祖传的竹匠手艺,有副业收入,实际生活水平比中农都要好很多。

孙大爷和李楞子一样是读过古书的人,但他没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常以“说书”自娱。

夏季的夜晚,空气中有一股迷幻的气味。在孙家的前院里,总是坐满了邻居家的小孩,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在金风热浪,蚊烟熏香中,听这赤膊短裤,手摇芭蕉大扇的孙大爷谈古论今,是我少年时期乡间的一道迷人的风景。

听孙大爷说书,总有一个或是一群大英雄,也总有一个大奸臣。为首的大英雄都是白袍白甲白银枪,如赵云、马超、罗成、薛仁贵、薛丁山、岳飞、杨宗保、狄青、杨再兴、陆文龙——差不多全都是一样的造型。当然关公例外,“青巾绿袍,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千里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左有黑脸儿的周仓,右有白脸儿的关平;说到岳飞,又有“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还有“八大槌”的一班岳云的哥们。赵云、薛仁贵、岳飞、樊梨花、穆桂英都是舞枪的,形容那舞枪的词儿最好听,如舞梨花,落英缤纷,泼水不进,神鬼皆惊。这些大英雄的手下又有一大帮子的哥儿弟兄们,形态各异。无论是黑的白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个个都有特殊的本领,有的能穿山甲,有的能水上飘;有的飞檐走壁,有的日行千里;个个都有特殊的性格,个个都是刚肠疾恶、义重如山;而又都是顽皮捣蛋、惹事生非,老的“老顽童”,少的“促狭鬼”,层出不穷的鬼主意玩得很开心。英雄们杀入敌阵时总是如入无人之境,对付番兵番将如砍瓜切菜。

但有一样,一遇上奸臣却个个都要上当受骗。

奸臣都是大白脸儿,脸上糊一层浆糊,或是吊梢眉、三角眼,或是尖嘴猴腮、獐头鼠目,都是心术不正,鱼肉百姓,陷害忠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如此丑恶的奸臣也有帮手,最主要的帮手往往是一个漂亮的、妖艳的,像狐狸精一般的女子,或是这奸臣的妹子,或是这奸臣的女儿,或是这奸臣玩过了的破鞋,献给皇帝老儿当妃子。奸臣往往又有一大帮相当能干的狗腿子为虎作伥,如杨林的十三太保,如张士贵的女婿,潘仁美的儿子,严嵩、魏忠贤的干儿子等等。

最搞不清的是那些皇帝老儿,总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总是被说成是天纵英武的圣天子,赤脚大仙、紫微星君下凡,却总是很容易地被狐狸精灌了迷魂汤,于是老迈昏溃,忠奸不分。奸臣们的能量永远比忠臣大,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有时是昏君利用奸臣,有时是奸臣利用昏君,奸臣、妖姬、昏君组成一个“三结合”的班子,往往就将忠臣们搞得九死一生、投入太牢,甚至满门抄斩,尸体被扔进万人坑或是铁丘坟。一直要等到那个昏君死了,昏君的儿子继位,忠臣的后代才得以平反昭雪,重新刨开万人坑或铁丘坟,奸臣才被推出午门外斩首示众,于是人心大快,四海清平。

而那昏君的儿子继位后刚做了几件好事,圣天子很快又变成昏君了,于是又有新的奸臣陷害忠臣的后代,一代一代演出同样的故事。薛仁贵和张士贵,杨家将与潘仁美、狄青与庞太师、岳飞与秦桧,大致都是一样的套路。薛仁贵被奸臣陷害了,他的儿子薛丁山仍然被陷害,孙子薛刚、薛蛟继续被陷害,老薛家祖孙三代均遭奸臣一害再害。杨家将从金刀杨老令公到他的儿子杨六郎、杨七郎,再到孙子杨宗保、重孙杨文广,老杨家四代都被奸臣不断地陷害。英雄们总是倒霉了再倒霉,奸臣们总是得势了又得势,皇帝老儿迟迟不觉悟,又迟迟不肯死。

这样的故事热闹,好人与坏人如昼夜般的分明,谁打过谁,好人究竟有没有好报,坏人究竟能不能遭到天遣的悬念牵动了孩子们的幼稚的神经,听了还要听,白天上课也分心,晚上也做着故事里的梦。

现在回忆起来,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是通过这样的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章回体老故事传承和传播的,而孙贵这一类的人正是传统文化在农村的一个义务传承传播者,他们极普通极平凡,起的作用却很伟大。

正因为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打小起就熟知这些人物故事,所以所谓的中华民族精神才深深地植根于广衾的土壤中。曾经浸染过这一类故事的人,即使是孙贵、李金安,还是袁和尚这样的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民,他们对于文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比较正确的直觉与人心趋向。说到底,不就是一群奸臣或小人陷害忠良、杀戮功臣、扰乱朝纲、图谋叛逆、危害百姓的老故事吗?江青不就是后妃干政、作威弄权、陷害忠良的吕后,或是淫乱后宫、燕啄皇孙的武则天吗?林彪、康生、张春桥之流不就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卢杞、秦桧、严蒿之流吗?王关戚小爬虫不就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吗!

旧时中国农村的儿童,只熟悉这一类中国的故事,而对外国的什么“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克雷洛夫寓言”等一无所知。我们小时候也只知道中国之外的地方叫番邦或是蛮荒异域,中国人之外的人都叫番人、胡人、夷人或蛮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异域蛮荒的化外之人中还流传着白雪公主、姆指姑娘、青蛙王子、小红帽、卖火柴的女孩这样美奂美伦的故事。

中国故事都是成人化的,除了极少数如“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外,几乎没有一个专为儿童写的故事。中国故事的主旨是忠孝节义,外国故事主旨是真善美,也许这就是中外传统文化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是根本性的。

多年后,当我自己的孩子五、六岁时,为了给孩子讲故事,才较多的接触了这一类欧美童话、寓言故事。

当年的孙大爷当然更不知道那些外国童话故事。但是孙大爷也给我们讲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皇帝的新衣”,仅此两则。那也是他从大儿子的语文课本中看来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讲的是普通老百姓向往发财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向往发财是可以的,但是要有界限,过分贪婪就会变成了坏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皇帝的新衣”,心想当了皇帝的人怎么还会这样蠢,没想到大跃进时期“放卫星”的人其实也就是光屁股满大街跑的人。

与专业说书人不同的是,孙大爷往往还喜欢像老师一样的提问,被提问的孩子常常是我。

“大相公,我来考考你。”孙大爷捧着水烟台望着我说:

“美国总统是哪一个?”

“蒋光头”,我应声而答,不假思索。

大人们“哄”地一声大笑起来,于是我知道答错了。

美国的总统难道不是蒋介石吗?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蒋光头不就是那个最凶恶的敌人吗?这是我当时的思维逻辑。

“不对,是杜鲁门。”

杜鲁门是谁啊?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说过。

孙大爷又问:“毛主席的五虎上将是谁?”

这道题更难,我思考了好半天,回答不上来。

其实,孙大爷自己也不清楚,他只告诉我们几个名字:“林彪、彭德怀、贺龙”。他还说、林彪就像赵子龙,白袍小将,常胜将军;彭德怀黑脸儿像张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也像张飞,朱总司令就是老将黄忠。

“毛主席身边有没有诸葛亮?”

“有啊,周恩来。”

从此,这些名字,就永远刻在我幼小的脑海里了。

我的一生中,对人文历史知识的兴趣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还有一次,孙贵还问我:“大相公,你说政府为什么要搞统购统销?”

“中国人太多,粮食不够吃。”

孙贵说:“你只说对了一小半,最主要的是把人管住了,你就不能到处瞎跑。政府就不用担心老百姓造反了。”

我觉得孙大爷真有水平,看问题就应该这样,透过现象看本质。

附件02:袁和尚

从曾家西行百二十步,就到了这个小镇的西末梢,街道、河流、马路于此交汇,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地,三角地有一间巴掌大的茅草窝棚,路北朝南,枕着河流。

窝棚的后面,河水微澜,缓缓地,昼夜不息地向东流去,十余里后汇至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运河,小运河又汇入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再汇入滚滚长江,再流进浩浩黄海,好比就是人生的归宿。

窝棚的前面,一条尘土飞扬的沙子马路,向西延伸十八里到桐州城老东门的老龙桥,穿过长长的市区,一直向西、再向西,就到了码头,由此去上海、上南京和北京——这是尘世的路。

隔着这条马路的斜对面儿,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小溪夹着一片宽约二十多米,长约一百多米的一块长方形的公共空地,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挑荠菜、拔茅针,捉蟋蟀和萤火虫,谈鬼色变的乱坟场。

这样的三角地,这样的一所窝棚,就好像人生路上的一个节点。

孤陋、低矮的窝棚里住着一位老人,大家都叫他袁和尚。白日里走过路过的乡人们千以百计,远远近近、热热闹闹地喊着:袁和尚:吃了?吃了,吃了。你吃了?坐下来弄杯茶?勿啦,勿啦,打转吃。

诚如其名,袁和尚的脑袋油光锃亮、寸草不生,高挑而瘦癯的身材,一颈青筋暴起的瘦长脖子,架上一个长长的鸭蛋形脑袋,一年四季穿一袭长长的、油渍渍、污蒙蒙的灰布袍子。孙大爷在讲鬼怪故事时常常出现“黑无常”和“白无常”,我曾问“无常鬼”是什么样儿的?孙大爷脱嘴说道:袁和尚这个样儿。

其实,袁和尚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和尚”的,“和尚”仅仅是这位老人还在襁袍之中时,父母亲给他所起的一个企求“命硬”的乳名。他那“南北货店”老板的父母亲并没有什么人生信仰,富家子弟出身的袁和尚长大后也从来没有什么信仰,更谈不上出家信佛了。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年老时,他吃光用光、好上西方。他似乎从未有过妻,更无儿女,父母早亡,骨头打鼓了,手足隔膜,六亲无靠。不知在什么年代,他最终卖掉了街里的属于他的最后一间祖屋,在这三角地搭建了这间窝棚,与对面乱坟场的孤魂野鬼相邻为伴了。

他在窝棚前安了一个有四个格子的玻璃窗,隔窗摆了个架子,架子上有装糖果、五香花生米、兰花豆,瓜子儿的玻璃罐儿;另外还有几种香烟,解放初流行的牌子是“大美丽”和“小美丽”,“美丽”绝迹后有了“勇士”、“劳动”和“解放”,再后来又有了“飞马”与“大前门”。少年时期的我经常来此给父亲买香烟,我还记得“小美丽”两毛二分一包,“勇士”只有一毛三,“大前门”三毛四——

棚前支起了一个更矮的席棚,放上一张破旧的方桌和几张条凳,过往的客人在此歇脚、喝茶抽烟、下棋打牌与聊天,走时扔给他几个茶水钱,西街头的儿童们也都到这儿来买零嘴,袁和尚籍此生计了。

解放初,袁和尚已经60出头了,还不算太老。光秃秃的脑袋,光秃秃的下巴,没有胡须,却有几根很白、很亮、很长的长寿眉,他那一对如豆的小眼总是夹着擦不干净的眼屎咪嘻着,他似乎眼神也不济,总是那么习惯地向下闭着一只眼又向上睁着一只眼的,于是他的嘴和整个的脸部肌肉也都倾斜着,这样结构的面部表情却并不难看,很调皮而活泼着。他那只睁着的眼看现在的人生、世间熙熙过往的行人——那只闭着的眼思量那长长的过去——他的过去,人们只知道个大概,细节却无从得知。浪迹、凄苦总是人生的主题,但或许也曾有过樱花般的灿烂,也有过年轻女子的窈窕的倩影,也有过酒肉穿肠过的兴奋——

及至香烟凭票后,统一归了供销社。袁和尚架子上香烟也绝了迹,再后来上海来的水果糖也没有了,再后来本地产的薄荷糖、生姜糖、粽子糖也没有了,五香豆没了,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没了,炒米花没了,什么都没了——袁和尚拿得出的只有粗茶一碗。什么也没有了,回忆也如同碗中的粗茶,有一点点浅浅的颜色,有一点点浅浅的涩味——

哎!一辈子的人生也就这么过来了!谁想得到啊?谁不都是这样过的嘛!娘个逼,没意思!没意思!想想没意思!

袁和尚的耳朵有点背了,常常自言自语,嘟嘟囊囊、哼哼唧唧,就像那屋后河边上的几棵老榆树上鸟儿的啾啾。他常常,常常地在地上撒上几粒苋子,鸟儿就三、两的飞下来啄食了。他呶着嘴,打着响亮的口哨去招呼它们,与它们说鸟语。鸟儿就跷起尾巴,睁着晶亮晶亮的眼睛盯着他,欢欣地跳跃在他的脚边,几回回跳到他的脚面上,他一动也不动。几回回又跳到他的肩膀上,一只稚鸟儿跳到他的光秃秃的头顶上,用它年轻的喙啄着他的头皮,他的头皮老发痒,于是痛并惬意着。他不赶它们,小心地保持着姿势,它们也久久地不愿离去。但它们终究还是飞走了,他抬起眼追逐着鸟儿们的倩影消逝在兰天白云里,心中有无限的不舍。他不是沉默的人,喜欢哼小调。他学不会富贵的时代进行曲,也不哼李楞子的“武家坡”与“空城计”,他哼的是桐州府乡间流行的傩戏,“小寡妇出嫁”之类的,庸俗下流的内容用忧伤以至哭丧的调子哼出来,音量不高,音色很好,五音极准,味道好极了。在窝棚里喝茶的乡亲们听着他的调,全都不由自主地拿着筷子击节木桌子,或用手掌拍打着大腿,大家一起摇头晃脑地哼起来,席棚里悠扬着傩戏忧伤的音乐,迷漫着劣质酒精、兰州水烟、臭豆腐、蒜葱混合起来的味道,竟然是那么地迷人。每当此时,客人们无论是大人与小孩子全都变得沉静而文雅了。

老年的袁和尚越来越受乡亲们的欢迎。人愈老了,脾气愈来愈淡了,道行似也愈来愈深了。他的凉棚,从早到晚茶客不断,这里是小镇的“朝日新闻”,是乡野里的“路透社”。国家大事、小道消息、市镇新闻,尽付茶间一笑。

小时候,我曾从袁和尚的凉棚里知道了那个东邻撮尔小国打仗了的消息,这个小国就是出过“眼如铜铃,口如血盆”番将盖苏文的地方,知道又有一个薛仁贵跨海东征了。后来又知道当今宫中那个“后”原先不过是十里洋场上一个人皆可尿的夜壶,居然与我们桐城府走出去的大名角儿都有过一小腿儿。

文革时,袁和尚快八十了,他也会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乡亲们说“袁和尚啊,你也要见马克思了。”袁和尚说“马克思我是见不着的,他是外国人,头发胡子那么多,我一根头发胡子都没有,我和他不是一路人,他不肯见我,我也不想见他。”“那你要见谁呀?”“我只想见见姜太公。”“你为什么想见姜太公呢?”“姜太公有一条打神鞭,我想去借它来使使。”于是又有一句“我手拿钢鞭——”的戏词儿,至今我也不知出于哪一出。

外面的世界,“文攻武卫”热火朝天。光明公社与邻近的红星公社、前进公社、火箭公社——红卫兵组织也有十好几个,什么“八一八”,什么“卫东彪”,什么“捍造总”——走资派也揪出了十几个,潘书记、陈乡长固然是,连矮脚大头鬼的常新万也是了,被关进了牛棚,“阿屎茄儿”、“臭屁黄猫儿”也戴上红袖套,成了什么“捍造总”的战士了。这十几个红卫兵组织,十几个走资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就天天不断变化着排列组合,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活报剧。市府、省城的造反组织也到乡间来串连,于是乡间也分成了什么“好派”与“屁派”。好派说“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好得很”,屁派说“好个屁”!好派说“就是好,就是好!”屁派说“好个屁,好个屁!”屁派骂好派“婊子儿”,好派骂屁派“龟孙子”;屁派骂好派是刘邓陶的保皇派,好派骂屁派是王关戚的小爬虫——天天有两派的架着大喇叭的手扶拖拉机从袁和尚家门前驶过,天天有举着花花绿绿小旗子的游行队伍经过。到后来,大刀长矛用上了,文攻武卫硝烟迷漫,我有一位姓羌的清华校友为了捍卫路线就在这个城市里送了死。

乱世中,唯独在袁和尚的凉棚里,仍然“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有一天,有一群抄家后小红卫兵在此歇脚,袁和尚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咱中国两千多年前就统一了,那时的皇帝姓周,叫周幽王。周幽王的皇宫里放着一只商朝留下来的洋铁皮罐子,已经放几百年了,罐子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谁也不敢打开它。有一天,活该有事,周幽王自己不小心把洋铁皮罐子踢翻了。原来罐子里装着的是脓,一条孽龙的脓,脓水就流出来了,流啊流啊,被一个小宫女一脚踩着了,那个小宫女只有12岁,当时就感到肚子里咯登一下,从此肚子就一天一天膨起来了。周幽王拷问这个小宫女说你的野男人是谁呀?小宫女说我哪来什么野男人呀?周幽王不相信,就将这个小宫女逐出了宫。谁知这个小宫女一怀就是四十年,12岁的小宫女变成了50多岁的老宫女了,老宫女流落到褒国,生下了一个女孩儿,就取名叫褒姐儿。那个褒姐儿长大后出落得人间尤物,羞花闭月,褒国的国君就将她献给周幽王做了妃子,周幽王对她甭提多喜爱了,捧在手里怕疼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有一样,这个褒姐儿有一个怪脾气,无论你怎样逗她开心,她就是不笑。周幽王想呀,要是这个美女笑一下子那该有多好看啊?可是用了很多办法就不笑,有一个姓费的奸臣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主意,结果真的引得褒姐儿开怀一笑。那周幽王被这一笑麻酥了腰,也在众诸侯面前失去了信用。当外国人真正来进攻时,诸侯们谁也不来救援。周幽王当场被杀死,西周就此灭亡了。

袁和尚讲得通俗,讲得悲悯,强调了褒姐儿出生时的种种怪异,以及多次遇难不死的惊险情节,结论一切都是天注定,褒姐儿就是玉皇大帝设计的“一劫”。

“唉!好端端的一个江山,终究坏在一个女人的手里!”这是袁和尚最后的结论。小红卫兵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明就里,就走了。

又有一次,又有一队小红卫兵唱着“雨露滋润禾苗壮,万物生长靠太阳”路过,袁和尚跑出来说:“停一下,停一下,你们知道不知道还有两句话,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有的小红卫兵读过《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就说:“知道,那是白日鼠白胜唱的。”“知道就好,这说明太阳也有两种,一种是冬天的太阳,一种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暖和,自然是好的,可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把禾苗都要烤死,把人身上的油都要烤出来,这样的太阳有什么好?”小红卫兵们巴匝巴匝眼睛望着他,半天有人说:“你反动!”

乡人中有一个瘸子凑巧名字叫林彪,在凉棚里喝茶,喝完不付钱。袁和尚追上去跟他要,要到了还大骂:“林彪瘸子马屁精,你不得好死,我看得着。”

不久,那个同名同姓的副统帅就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了,而那个叫林彪瘸子的乡亲不前不后在下河滩时也淹死了。

乡亲们说,袁和尚前世是个菩萨呢,犯了色戒,才被罚下人间熬光棍的。文革还没有结束时,袁和尚就死了。袁和尚的事迹日渐成为乡间的民间传说。

十几年前我曾乘车而过那块三角地,特地停下来凭吊袁和尚,凭吊那逝去的岁月。那间窝棚已完全倒塌了,残迹却还在,枯焦的草丛中冒出了缕缕的青草,在春风中依依地飘拂着,如同我心中绵绵不绝的幽思。

遥望那早已物移人非的乡关,等姑娘、兰姑娘、桂姑娘、代表同志姨、曾家老太太,水琴她奶奶、孙大爷、大海叔,李楞子、曹大金——还有我那魂牵梦绕的外祖父、外祖母,你们在哪里?眼睛逐渐模糊了。

司机说:“我们走吧!”

我说:“好的,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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