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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本质

——《红太阳帝国》导言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十四亿人口居住在世界第三大的国家领土上,被人类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党统治,建立起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体制。这是中国人和人类共同体在二十一世纪面对的共同挑战。

红太阳帝国

有人把习近平执掌权力后的当下中国称之为“红色帝国”。“专制主义”和“帝国”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就已出现并绵延不断,但极权主义的帝国却只是二十世纪后的产物,它有精神和物质的两大支柱来撑掌:前者是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大规模杀伤武器和监控、镇压机器)。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法西斯主义(二战中的意大利、日本和德国)、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和中共的共产主义,以及在当今二十一世纪世界蔓延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具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无限扩张以求实现一个同质实体的权力意志。而这种无限的权力意志似乎又被科学技术的进步所证实,并作为一个载体工具试图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征服和控制。

何为帝国?《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由帝王控制,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后特指实行君主制而拥有殖民地或无君主而恣意向外扩张的国家。”简ˑ伯班克和弗里德里克ˑ库珀(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在《世界史上的帝国:权利和差异政治》一书中,把“帝国”界定为:“帝国是庞大的、扩张主义的或是具有权力在空间外延记忆的政治单位,随着它们并入新的人民依然还维持差异和等级的政体。帝国的概念预设政体中不同的人民将被区别治理。”而且,他们的书以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为切入点。可见中国在帝国研究中的分量和地位。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帝国吗?首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人民共和国”是中共政权的对立体,而不是它的实质。最早在古希腊,“共和制”(Politeia,英文的Republic)与“民主制”(democracy,当时更是后来所说的“暴民制”,Mobocracy)是对立的。在政治学之父亚里斯多德那里,政体首先分为“正义的”(或者叫“自然的”)和“不义的”(“变态的”)两大类。所有服务公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利益)的政体就是“正义政体”,根据统治者人数多少,它又分为三类:君主制(一人统治)、贵族制(少数人统治)、共和制(多数人统治)。与此相对应,统治者只为自己个人或统治集团谋利而牺牲被统治者利益即为“不义政体”,它也包括三类: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中共六十多年的统治,从未跳出不义政体的类别,只是在暴君制(毛的个人独裁)、寡头制(邓小平的“八老治国”、胡锦涛的“九龙治水”,即所谓的“集体总统制”)和暴民制(“文革”串联和武斗时期)之间循环。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继承了清帝国的遗产。由于清帝国是由满人征服汉人、纳入蒙古人、藏人和新疆地区的回人而形成的多民族帝国,民国和中共都试图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概念,来整合各民族成为一体。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台湾失而复得、得而复去,西藏和新疆以宗教、文化为动力的反抗和分裂运动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激化,香港在大陆收复主权后反而酝酿出“城邦革命”,都是在挑战人造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实质上带来的是一场帝国的危机。如果我们不反思由于民主共和建设的失败而带来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的失败,由于公民权的缺失阻碍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平等参与再造一个新文化认同并加入其中,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下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源,也无法想象中国可能面临的苏联式的帝国的崩溃。

最后,随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的经济腾飞和国力上升,中国向外扩张的态势愈发明显。它首先表现在中国在钓鱼岛、南中国海诸岛屿问题上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冲突升级上。在第三世界寻求资源(能源、矿产、建材和食品等)推动的非洲、拉美和中亚战略,中国越来越像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中共的“大外宣”部署的对外文化渗透,尤其是对海外华人的控制,以及由政府和国家军队主导的网络“黑客”行为和商业间谍活动,都带有帝国的特征。中共党魁毛泽东曾经发明过“社会帝国主义”的概念来描述追求霸权扩张的苏联,后来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把苏联和中国都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把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放在“帝国”的分析框架下并非牵强。

“红太阳帝国”是我给暴发的专制中国的命名。“红”显然是要表述它的共产党政权的实质,而“太阳帝国”则来自当今中共最高智囊王沪宁对日本“太阳帝国”的仰慕、他认定“太阳帝国”会战胜美国体制的自信、和他渴望中国能成为向美国发出挑战的下一个民族的梦想。1988年下半年,王沪宁在美国进行了六个月的访问(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已经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同事,他在美国访问期间住在我的博士导师家里),写下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用批判态度来揭示美国社会内在的矛盾,“用事实的美国反对想象中的美国。”

该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是“太阳帝国”。著者从他在美国观看的《太阳帝国》电影说起,首先注意到“西方人在二战期间被关进集中营,由一队日本兵看守着,受尽折磨,忍饥挨饿,人的尊严受到侮辱。”然后,王沪宁笔锋一转,联系到八十年代日本对美国的新一轮挑战。他写道:“太阳帝国正在逼迫美国就范。”“太阳帝国的影子正笼罩着美国。”“太阳帝国的力量像核聚变那样增长。”“太阳帝国对美国的挑战是严峻的。”“有人说,美国同日本比,东方文化就占了上风。”他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美国的体制,总的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第二,“在下个世纪里,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美国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相斥因素和力量如果继续这样运动下去,不仅会使其优势发挥不出来,而且会构成不可阻挡的危机的潜流。”可以说,二十年以后,王沪宁和他所服务的党国正是以这样的心态,替代日本,以“红太阳帝国”的态势,试图把美国,或者说她赖以立国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箴言,推向危机和失败。

习特勒的思想武库

学法语出生的王沪宁不会不知道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世。他的名言“朕即国家!”和“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共掌权者的心态。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世纪庆典上,中共党国如日中天,它的领导人权力意志也随之膨胀起来。全能主义、全权政府成为政府体系优化的目标。

中共在21世纪建立的“红太阳帝国”产生于三大制度传统:“东方专制主义”、马恩列斯的共产主义和“欧洲的极权主义”。有意思的是,王沪宁在他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的总序中写道,中国学者必须用“政治生态学”来观察政府体系优化,用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里的思想来分析亚洲和中国。他尤其提到亚洲水利社会的传统和影响,以及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尽管他试图规避“亚细亚生产方式”,但中国政界和学界都无法绕过马克思的论述:亚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俄国、印度和中亚地区)使得这些国家与西方分野:欧洲中世纪经历的封建社会阶段在亚洲大国(日本除外)并未出现,它们而是进入到了“东方专制主义”。德裔美国学者卡尔ˑ魏特夫在他的煌煌巨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出,“亚细亚社会是由一个官僚专制国家所控制的。”由于治水的需要,中国出现了特殊的“管理者政权”,国家比社会强大。尽管私有财产(土地和商业)也存在,但他们是分散的、无力的,而国家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官僚地主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和士大夫阶层,构成官僚极权主义。统治手段采纳全面的恐怖威胁,臣属民众表现出全面的屈从,最高统治者、官员和普通民众都陷入全面的孤独:“统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员永远在猜疑中,民众担心被牵连。”国家奴役就是全面奴役。共产党极权主义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形。甚至列宁曾经明确提出在革命后的俄国出现了“亚细亚复辟”。可见中、俄两国在共产主义革命前、后和今天,都有制度上的相似性和政策行为上的趋同。普金和习近平熊抱相互取暖壮胆也就自然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是解析“红太阳帝国”的又一把重要的钥匙。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受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影响,创立了他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但更多在列宁的思想和实践中,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中最血腥的遗产,把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浪漫化。由于俄国历史上的专制、暴力、农民土地革命的暴力冲突等原因,列宁基本上抛弃了马克思认为非暴力革命在英、美等国的可能性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和沙皇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或者是说“将沙皇的外衣前后反穿”(《共产主义黑皮书》第732页)。但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暴力程度上却比沙皇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是因为他把阶级斗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并用共产党这个所谓的“职业革命家”和“先锋队”来推行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科学的名义下,“这个意识形态转变成了教条和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党自认为真理的化身,它的领导人也成了永不犯错的先知,进而用“改造世界观”来取代多元的思想,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人”,把人的本体价值抹杀,甚至不惜大规模在肉体上消灭“反动阶级”、“剥削阶级”及他们的代理人和追随者。

列宁时期即已出现的阶级屠杀到了斯大林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又进一步演化为党国的高度集权以及党国对社会的全方位专政。斯大林主义后来变成了个人独裁,同时即便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维持了“永久的战争状态”,只是外部敌人变成了内部敌人。通过把“敌人”非人化和动物化,在理论的“抽象”过程中隔断杀戮与具体个人或人群的联系,对社会、党的机关、国家官僚展开大规模清洗。这种反人类的“政治屠杀”和“犯罪政权”成为“共产主义的遗传密码”(《共产主义黑皮书》第754页),影响了所有后来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

共产主义政权早于法西斯,而又比法西斯持续更久,甚至在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崩溃后,它还在中国延续,并试图在大国崛起中卷土重来。根据1997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犯罪、恐怖和压迫》(199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英文出版,第4页,14和15页),纳粹法西斯致使大约两千五百万人死亡,而共产主义政权造成至少一亿人的死亡。尽管共产主义的邪恶胜过法西斯主义,但共产主义从未遭受到彻底的清除。根据同一研究,共产党国家65%的死亡(至少六千五百万)来自中国,与此相比较,苏联有两千万的死亡。但中共还继续存在,而且在国际上还逃脱了苏共经历的讨伐。更为可怕的是,人类史上第一屠夫毛泽东在中国血脉未断,今天习近平还要再续香火。如果我们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主义政权是以法西斯的敌人而获得胜利的,一方面,这一对立掩饰了共产党的罪恶和拖延了对它的清理,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口头上和思想上还试图与法西斯保持一定距离。但今天,中共的法西斯化却越来越明显。最重要的例子是,纳粹法西斯哲学家卡尔ˑ施密特的著述被系统翻译成中文和他的思想在北京思想界风行时髦。

从八十年代初期卡尔ˑ波普尔和他的“开放社会”、“自由主义剃刀”、证伪方法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席卷中国思想界,到今日卡尔ˑ施密特成为新宠,真是180度的转变。那么,施密特到底那些思想和上了习近平和他的智囊们的胃口?首先,施密特彻底反对自由民主制、议会民主制和自由宪政主义。在他看来,“个人自由”和“国家民主”形成了内在的矛盾,让议会民主制“议而不决”。第二,自由民主制不仅会带来危机,而且无力解决它。因此,宪政需要主权者来行使决断权。“紧急状态权力”成为维护宪政的“超宪政权力”,而只有专制体制能有“定夺人”来做决策。第三,在施密特看来,“敌友之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政治的核心概念。统治的目的就是要制止敌人获得政权。最后,“主权者”或“领袖”成为满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条件。希特勒自然而然成为施密特的意中主子,自然施密特甘愿为法西斯效力。

历史很快证明施密特的理论错误。二战民主国家在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等领袖的决策下,人民爆发出牺牲精神、坚韧勇气和创造力,击败了法西斯国家联盟。施密特所青睐的“有决策力的元首领袖”走上了自绝之路。同时,德国制订的《基本法》、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制订的新宪法、法国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宪法》都做出了宪法创新,解决了施密特所说的“自由”和“民主”带来的宪法矛盾。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施密特看到的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危机,其实只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由多党制和议会制组合而出现的特定问题,并非民主国家的通病。如果通过两党制、总统制或法国的“混合总统制”以及一些宪政机制(例如德国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和“政党进入议会需过5%选票最低门槛”等),施密特所说的“议会民主制危机”都得到了解决。尽管施密特的论断为历史所证伪,但因为他似乎为现在中共的统治危机提供了偏方,所以,中共的御用文人利用这些所谓的先进精深的论述,来为习近平的“国家元首体制”鸣锣开道。总之,除了本土的传统东方专制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外,德国的极权主义(还有欧洲大陆的国家主义)以及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王沪宁所欣赏的“太阳帝国”)都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影响。

权力的全息控制

极权主义体制是否在中国存在过、是否当下已经成为极权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统治时期(毛主义时代,尤其是从“反右”到“文革”)是一种极权主义。而毛后的政权是一种威权主义,甚至是“裂块型的威权主义”。

根据《民主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1995年,第103页),“威权体制是由一个领导人或一个小集团不受正式约束而行使权力的体制。威权统治不允许民主体制的两项定义性特征:自由竞争政治职位和公民自由参与政治。”尽管威权体制并不允许制度化的反对派和反对机制,但反对势力和活动还是可以在社会上以各种形式存在(例如教会、工会、大学和公民社会等)。但极权主义是不允许任何反对势力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在《极权专政和独裁》(1956年,第9和第10页)给出的极权主义经典定义包括六项特征:1. 一个官方意识形态;2. 一个通常由一人领导的大规模政党;3. 恐怖的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控制体系;4.党和官员基本上完全控制所有的有效传媒;5. 同样基本完全控制武器;6.中央控制和指导整个经济。对照这六项特征,中国在毛时代和21世纪,都是地道的极权主义独裁政体。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沙皇的专制外套前后反穿”,那中国的极权专制主义就是裁剪东方专制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和法西斯主义拼凑成的极权独裁百衲衣。例如,习近平把毛、邓、江、胡全盘继承,打通贯穿中共历史的前后三十年,奉行马恩列斯毛,还要加上孙中山和孔子。习和他的智囊们既要利用布丹的主权理论,卢梭的“公义”和“众意”思想,又要学黑格尔把国家推上“神在地上行走”的高度;他们既要从当代西方学者亨廷顿那里学“新权威主义”,从哈贝马斯那里借用“协商民主”,又要还魂施密特,重建“元首体制”。更为恶劣的是,中共还有“马列主义套衫里外反穿”的习惯:马克思批判过的波拿巴主义与中共的专制何其相似,中国的农民就是被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新农村运动变成了一袋马铃薯。当马克思批判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中共权贵官僚就是要用“血与火”、“圈地”、“强拆”、窃取来完成他们的资本积累。当列宁揭露资本主义议会是为“钱袋子”服务的“清谈馆”,中共就是要把人大和政协变成这样。总之,中共从不顾及语言逻辑内涵、理论互洽和学派传承,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宝库和垃圾堆里吸收养料,把好的变成坏的,把坏的变成更坏的,完成中共政权的杂种化,创造出人类政体史上的巨型恶性肿瘤。

中共这个政体之癌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危险:第一:用韦伯和罗伯特ˑ达尔的权力定义来看,权力是一种能力。中共已经掌握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总体资源,聚合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力,尤其是对暴力的垄断,来追求财富、地位、荣誉和使得统治地位永久化。中共政权存在的目的除了加强执政党的能力、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东西。

第二,权力的隐蔽行使来自于结构性的权力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的特权和对弱势群体的忽视。所谓“控制议事程序”就是让弱势群体消声,把他们的痛苦(或者说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排除在讨论议题之外,用一些无关痛痒或画饼充饥的话题,诸如“八荣八耻”、“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来充斥话语空间。

第三,权力的第三个方面来自于通过“洗脑”(改造世界观、培养红色接班人,等)、“脑控”把人变成“幸福的奴隶”,也就是当下中国无处不在的“脑残”的“愤青”和“五毛”。共产主义政权发明了许多意识形态灌输和教育的方式,例如,篡改语言、推行“新话”和“两面语”(所谓的辩证思维)、学习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诉苦和声讨、送劳改营和关精神病院、相互告密、群众运动和内战、对所谓无可救药的采取肉体消灭,等等。今天,中共利用21世纪的高科技,一方面要全面建构党国确定的“现实世界”来植入进每一个人的心和脑,也就是说,党国的宣传机器要垄断所有人们思想所需要的原料(语言和事实),来设置思想的程序。设想,如果我们都像一台绞面机,得到的是面粉供应,要么生产出的是中式面条,或者是西式通心粉,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香肠。为了说服众人这种植入的思维程序和思想原料是唯一的、正确的和可求的,中共对所有其他妨碍其思想垄断的媒体和事实进行封杀。谷歌、面书、推特、亚马逊和任何翻墙软件都是敌人,传播和运用它们就是犯罪。《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广等等都是“反华势力”。在中共的掌控下,“现实”不是由每一个个人通过接触社会、解读生活、尊重常识、相互交流、抽像升华来构建的多元、多面体,而只是官方独家界定和垄断推销的、反应官方权力意志的表象。官方的真理是封闭自证的,它不需要更高层面的阿基米德几点来提供合法性,也不需要科学-哲学-神学的抽象阶梯来层层提供有效性的保障。在《圣经》第一篇创世纪里,神说有了天地就有了天地,神说有了万物就有了万物。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中共说这是真理就有了真理。共产党占据了神的位置,但它又不像神,不在天外宇宙之间或是民心灵魂之中。共产党是每天在地上行走的神。

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讲述的“洞穴的比喻”精辟地揭示了当下中国党国与人民的关系。在《理想国》一书中,有一群囚犯被枷锁禁锢在山洞里。他们面壁而坐,不能转身侧头,只能看到后面光线投射在壁上的影子。囚禁他们的牢头躲在一堵墙后面,拿出各式稀奇古怪的东西(石刻或木刻的人像或动物等),像玩皮影戏一样,把影像投射在壁上。如果有人从外面经过发出声音,洞穴里就会产生回音。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墙上影子发出的。假设这些囚犯从小就被关进了洞穴,他们能够交流的话题就只能是围绕这些怪异的影像的。“完全彻底的,这些囚犯会认为,现实不过是人造的各种物件的影子而已。”(The Republic of Plato,1945年牛津版,第227-229页)

第四,为了完成观念的生产(或者说培训更多的洞穴牢头和操纵木偶的人),从而通过知识实现政治控制,来给现实世界提供合法性(所谓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中共党国直接控制知识分子的生产,这包括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生产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再生产。中共不断对知识分子进行的迫害,从“整风”、“反右”、“四清”、“文革”、“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天安门屠杀”到今天习近平的“七个不讲”、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三个绝不允许”,无不是要把权力的研究主体变成权力的控制客体。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揭示的,政权用权力来界定知识,然后用知识来巩固权力。

权力的四个层面的熟练运用,构成中共权力厚黑学。其残暴具体表现在“生体控制权力”上,亦即通过控制、占领身体内部来完成整个社会控制。千万人被屠杀、劳改、饿死、关押和被酷刑折磨。一代又一代人被迫接受强制洗脑。国家权力通过“计划生育”国策和计生办,渗透到卧室床第;又通过强制绝育、堕胎,控制生殖器官和功能,在女性子宫建立计划暴政。一届一届的领袖,一批一批的贪官,从毛泽东到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和令计划,都是伤害无辜少女、良家妇女、影星艺人的淫荡之徒。通过官黑勾结、官商勾结,黄色产业的兴起把一、两代农家女性和城市底层妇女整编为“黄色娘子军”,供整个官僚阶层集体施淫享乐。“二奶”、“小蜜”、“通奸”、“裸官”、嫖妓、“开苞玩处”、“小学校长开房”,从北京通到西雅图,从广州蔓延到全球各地的“红磨坊”,从香港、澳门醉死梦生到拉斯维加斯花天酒地。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控制、占领、蹂躏身体权力的例证。

西方后结构主义著名哲学家迈克尔ˑ哈特和安东尼奥ˑ尼格理在《帝国》(Empire,2000年,前言第14-15页)一书中写道:

帝国的概念最根本上是由缺乏疆界为特质的:帝国的统治没有尽头。首先最重要的是,帝国的概念设定了一个有效包纳了空间全部的一个政权,或者说,它统治了整个“文明”世界。没有领土的边界限制它的统治。第二,帝国的概念不是以历史上通过征服而建立的政体,而是一个有效地终结了历史并因此把现存事物状态凝固为永恒的的新秩序。从帝国的视角看,这是万事万物将总是如此,而且一直是被期望如此的一种道。换言之,帝国呈现出的统治不是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短暂时刻,而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是历史以外的,或是历史终结点上的。第三,帝国的统治在社会秩序的各个层次运作,延伸到社会世界的深层处。帝国不仅管理一片领土、一方人口,而且创造出它自己居住其中的世界。它不仅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要试图直接治理人性。它统治的目标是全部的社会生活,因此,帝国呈现出控制身体性权力的范式形态。最后,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要沐浴在血水中,帝国的概念却总是致力于和平,一个超出历史之外的永久的、普天下的和平。

在21世纪共产党奴役下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帝国,或者说是有这样的雄心的帝国正在进行时。在沟通行为理论中,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生命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的概念。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共党国就是这样一个殖民者,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公共空间和生活在其间的上亿臣民就是它的殖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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