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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黑五类”的全面专政

三年前的中共十八大前夜,《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登一篇奇文,将“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并列为甘受美国摆布而“渗透中国基层”、起到“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作用的五种内部敌对势力。从此,“新黑五类”之称不胫而走。

这篇题为《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的文章视野狭隘,思想偏激,见解荒谬,血口喷人,充满了敌我意识和冷战思维。它对“新黑五类”的描述相当于“通敌谋叛”,如此严重的政治指控,却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性证据,也没有详细说明操纵“新黑五类”扰乱中国究竟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的阴谋,还是美国“有关部门”已经对中国“新黑五类”实现了收买、达成了合谋。

众所周知,中国的“网络领袖”虽比党报党刊大胆敢言,但思想有左有右、对当局有弹有赞,其中既有“砸锅党”,也有“自干五”,并非人人都亲美。“维权律师”本是一个名称有误的群体,既是律师,哪有不维权的?不管当事人是杀人越货的歹徒,还是得罪当朝的思想犯、政治犯,律师一旦接受了委托,为委托人维权就是他天经地义的责任。若身为律师不为当事人维权,反而与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公检法“保持高度一致”,现行司法体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依法治国”连装模作样也装不下去了。至于“弱势群体”,大都属于毛时代的“工农联盟”,是中国名义上的“领导阶级”,因跛足改革、畸形开放而沦为社会不公的受害者,理应受到中共当局的同情和帮扶,而且,此群体遍布底层、数量巨大,中共若非铁石心肠、胆大包天,岂能施以歧视、打击?即便是数量上可归入“一小撮”之列的“地下宗教”与“异见人士”,虽于党国体制难以相容,但若全都当成“敌人”镇压,不仅与宪法第三十五条公然相悖,也在国际上自毁形象,伤了“三个自信”的脸面。所以,这篇奇文虽然观点刺耳,但人们只当它是极左狂热,胡言乱语,并未特别在意。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现已升任副院长),此人名不见经传,除了这篇奇文,余皆不足道。此人是否习近平智囊,外人不得而知,但三年过后,我们回头来看,却不无惊奇地发现,这其实是一篇超精准的政治预言:袁文准确地预报了习近平当局国安转型、枪口对内、以“新黑五类”为主要打击目标的对敌斗争路向。

袁鹏写道:“中国真正的挑战不是眼前,而是未来五——十年;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这就挑明了是专为习的任期出谋划策。袁文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这是中国能否再一次成功应对当下战略挑战的关键所在。”好一个“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无非是反改革开放之道而行,重启斗争思维、文革路线、国安扩大化,无非是以异己为敌、与公民为敌、复辟毛式全面专政。不幸的是,袁鹏所说,即是习近平所做,极左派学者的胡言乱语,变成了最高当局的金科玉律。

三年来,除了大刀阔斧打老虎、拍苍蝇颇得民心之外,习近平当局还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短平快的政治运动:清网络、整大V、肃媒体、揪名嘴、斗公知、战访民、驱逐“砸锅党”、清算NGO、集训“文艺工作者”、恐吓高校教师、统战“四种人”、占领群团组织……,当局的斗争对象八九不离十,基本锁定在“新黑五类”。运动的程式也不外乎最高领袖亲自发动、亲信幕僚周密部署、专政机器联手出击、官方媒体鸣鼓而攻,就连A股救市,走的也是文攻武卫的运动套路。习近平与薄熙来不愧为同门师兄弟,都是天生的“运动员”,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最新一波的政治运动,就是七月上旬启动的整肃“维权律师”。新《国家安全法》出台还不到十天,还来不及制定国安实施细则,甚至还来不及敲定维权律师的涉嫌罪名,就迫不及待地再展身手了。此次由公安部统一部署,二十多个省份几乎同时连夜出击,短短几天之内,已一共抓捕了——包括刑拘、传唤、约谈、绑架——维权律师二百多人。大体上,近几年来因承办敏感案件、政治性案件、公益案件、弱势群体案件而在专业圈内小有名气的律师,几乎无一幸免,全都过了一遍筛子。与此同时,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火力全开,以油炸、火烧的架式直指此次整肃的出头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重磅推出了“揭露维权黑幕”、荧屏认罪示众、曝光涉嫌律师私生活等一系列“负能量”节目,除了没有“群众大会愤怒声讨”之外,大体上都是当年毛时代政治运动那一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律师与“新黑五类”里其他四类人最大的不同是,其他人欲改变体制、制衡体制,或仅仅是消极防范体制作恶,都只能在体制之外发声、发力,而律师的职业特性可确保其既是体制中人,又是几乎唯一可以在体制内合法存在的抗衡体制的力量。习近平说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律师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约束司法权力的制度笼子,而司法制度又是制衡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制度笼子。在党权一统天下的中国,所有的笼子都在党的手里,都由党权联通,因而也都形同虚设,只有维权律师的存在,给中国法治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也给中共体制留下了最后一点光亮。

如今中共围剿维权律师,试图将所谓“死磕派”律师整体赶出现行司法体制,其一旦得逞,律师制度恐将从此彻底丧失其司法制衡意义。而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唯一一个在体制内一度站稳了脚跟的体制制衡力量将会消失,而一个局部回归毛泽东式体制的全面专政的时代,将会重临中国社会。

《争鸣》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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