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热的话题依然还是股市。这几天整个舆论场，基本都被热闹的股市所裹挟，对于那些像我这样不炒股的人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痛苦。这和世界杯期间，那些不爱看足球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一样。周围人都在为足球疯狂和着迷，孤单落寞的你则可能像个被遗弃的孩子。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足球，还可以看《中国好声音》，但据说即使你不炒股，股票市场上的动荡却还是一样连着你的个人利益。你不关心它，它就可能会“关心”你。所以即使你不炒股，还是可能被卷入朋友圈各种“股神”的预测、论证、说明，以及吹牛、兴奋和绝望里。
只要还渴望获得财富，人们对于股票的热情就不会降低，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厌烦谈论它。但的确有那么一件事让我很担心，就是关于儿童保护的问题。我担心人们真有一天会厌烦讨论它，最终变得麻木。为什么有这种担心？原因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次数不可谓不多，而每次讨论之后却鲜有解决方案出台。儿童伤害的事件几乎每一次都是触目惊心，但是每一次“震惊”之后，留下的却也似乎只能是“震惊”，或者提出了一堆的解决方案，却没有一个被真正采用。
在一天之内，我连续读到了三条近期发生的儿童伤害新闻：“和公公争吵后逼亲生儿女喝农药，四川宜宾一28岁母亲被刑拘”、“山东少女自拍视频称被继父虐待，警方介入调查”、“贵州五岁小女孩疑遭生父毒打，受伤严重躺路边发抖”。这三个事件被媒体密集曝光，如果你愿意仔细查看，其实它们任何一条都可堪称“触目惊心”，不过它们没有一个上“头条”。面对类似这样的新闻，我猜测不少人已经到了“过目即忘”的地步。
让我们的记忆往前回溯，前几天有一个“与猪共舞”的男孩，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包括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关注。但他现在过得如何了，有谁能告诉我吗？我记得那几天，有不少的评论出来，说到孩子的监护人触犯了什么法律，政府又该怎么做，社会组织又该如何介入。可老实说，这阵舆论风波过后，我很担心人们是否还会惦记这个男孩的命运，或持续留意自己的主张有没有得到回应，以及政府是否能就此展开调研、反思，进而出台相应的儿童保护措施或法规。同样，校园欺凌、儿童拐卖、留守儿童死亡、儿童性侵、校园安全、校车安全等等，这些对于儿童的伤害，几乎都曾经重复、反复出现，而且总是在热闹了一阵之后，迅速被人遗忘。
我希望是自己多虑，但我的确产生了一种很糟糕的感受：这么密集的儿童伤害事件反复发生，这么多儿童伤害的形式重复出现，其实已经证明：儿童保护问题，我们讨论得多，实际重视却不够，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儿童保护的立法没有跟上。如果政府对待儿童保护问题，能像对待股市维稳那样敏捷、果断，事情或许会好很多。这并非因为“出了事就只知道找政府”，要知道，儿童并非家长的私产，而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国家亲权”是国际公认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说，国家是儿童最终的监护人、保护人，责无旁贷。
1874年，纽约市的“玛丽艾伦案例”让政府下定决心改变“不干涉家庭生活”的原则，政府开始介入家庭担当起儿童保护的责任；1972年，英国发生肯费特冤案，促使英国颁布《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建立讯问未成年人时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1994年，美国一名叫做梅根的女孩遭遇性侵致死，直接催生了美国各州颁布梅根法案；199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9岁女孩安珀？哈格曼失踪和死亡，催生了著名的“安珀警戒”；1997年，日本神户两名儿童被害、分尸，促使日本修改《少年法》……
我罗列这些例子，只是想表明，国外的这些立法或全国性儿童保护机制的设立，几乎都建立在一次次的痛苦经历之上。同时我也想说，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不应该被轻易地遗忘和漠视，它应该催生出实际行动，尤其是立法保护儿童，而不应该仅仅成为一次次无解的空谈，终至麻木不仁。
问题是，发生这么多悲伤的儿童伤害事件，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刚刚有媒体报道，许多专家所诟病的“嫖宿幼女罪”，在刑法修正二审稿中依然未被删除。而这也表明，我们仍旧在遗忘和忽视另外一条国际通行的原则，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再拿一直饱受诟病的儿童收养问题来说吧。现行的收养法远未能跟上形势，收养和被收养的条件过于苛刻，使得通过正规渠道收养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2013年，中国办理收养登记手续的家庭只有2.45万个。大量未纳入正规渠道的收养，没有得到政府的引导和管理，由此而生出诸多不为人知的黑幕。而无数拐卖、儿童饿死的事件，也正与这不合理的收养法有关。依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显然有必要修改和完善收养法。
保护儿童，在立法方面可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1991年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56条，2006年增加到了72条。但是这个法律，现在依然被专家们认为“操作性不强”。一次次的儿童伤害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立法的“需求”，诸多细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需求。悲剧的发生是让人痛苦的，但最可怕的，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我们痛着痛着就“习惯”了、麻木了。更何况，在儿童保护领域，还有无数的国外经验可供借鉴。我们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警醒”，有些工作完全可以做在痛苦来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