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曾在著名的“八‧一九”讲话中强调，不能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然而，中国发表二○一四年人权白皮书，却在不断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向世界虚构“巨大成就”，包装华丽羽毛，谎称“开明绅士”。该书称，“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白皮书中还说，“中国共产党自创建那天起就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
中国人权进一步恶化
全世界有目共睹，近两年来，中国的人权不仅毫无进步，且进一步恶化。如今官方喉舌依然采取惯用的掩耳盗铃、歪曲事实的伎俩，说中国政府致力保护和促进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渲染中国的人权“成就”。然而，当今中国，“异见人士越来越多”，正在成为当局维系权力腐败的牺牲品，特别是那些上访维权的公民，更是演绎出多少充满血泪的情节。他们大多遭到程度不同的刁难、辱骂、罚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游街，有的甚至被劳教、起诉、判刑。如今，被官方广泛使用的软禁等非法监禁形式，比收审和劳教制度更为恶劣。
如今，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都要求与党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异见。人们不仅没有言论自由，更无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从去年春季起，各地警方就开始疯狂抓人，包括著名记者高瑜在内，被刑拘、失踪、抄家、传唤、软禁和强迫“旅游”的人数超过近二十年来历次的打压程度。
习“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当局在新闻界、律师界、公益界的打压，目标都指向了那些敢于冒犯、挑衅当局的人士与活动。今年以来，在全国两会期间，甚至连反性骚扰的数位女权主义者郑楚然、李婷婷、高磊、徐汀、艾可、韦婷婷等都被当地警察抓捕。这表明，中国官方对民间任何抗议活动，都将毫不留情地强力打压。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陈云飞与其他二十多位人士前往四川新津县为“六四”死难学生肖杰和吴国峰扫墓，回程中被百余名持枪特警拦截，陈云飞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被捕。刚过去的“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均有悼念活动，但在大陆却被视为敏感日子。广西十一名借绝食行动纪念的人士，逐一遭到传唤，其中，发起人端启宪被行政拘留十日。而到天安门广场撑伞悼念的北京税务师杜延林，则被控“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前不久，当局重判了高瑜，因为其披露了党的所谓“机密文件”“七不讲”。今年五月二十日因在南昌抗议江西高院不让参与“乐平冤案”律师阅卷，而被行政拘留十天的维权人士吴淦，日前又因所谓涉嫌“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遭福建警方刑事拘留，并遭官方舆论抹黑，可见中国的人权灾难日趋严重。如今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民间组织及网络自由媒体，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种种事件显示，习近平已不再像前两任那样为镇压遮遮掩掩，而是强调“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不做“开明绅士”。
酝酿两个侵犯人权法案
此外，就在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的前夕，中共当局于五月六日公布了一份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全文。这份措辞含糊的法律草案，包括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宽泛且难以界定的定义，以及“不良文化渗透”等各种可被用来惩罚不同意见、宗教信仰、自由信息，以及挑战中国“网络主权”行为，隐含政治构陷的规定。
该草案还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必须履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如果他们未能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军事机关提供“有关数据信息、技术支持和协助”，也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北京当局还起草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赋予地方警察更多监控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当地合作伙伴的权力，这个法律同样具有侵犯人权内容。该法第五条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宗教活动或者非法资助宗教活动。该法同时规定，本法由负责国家安全和监控的公安部门负责登记和监管境外非政府组织，而不是负责社会事务的民政部门。这意味着境外非政府组织所支持的社会发展工作被隐含有“敌对势力”之嫌，要被警察时刻监控、打压。
对习近平拒做“开明绅士”的自我掌掴
如今北京的政治形势越来越明朗，习近平不仅不会推进政治改革，反而不断发起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的攻势，特别是其“八‧一九”讲话以来，更是发起了意识形态的“新舆论斗争”。官方媒体为此组织了大量文章和高阶官员访谈，宣传“习近平讲话精神”，其中许多言辞甚为严厉，如“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习近平不断强化中共一党专政，将党权置于人权之上，因此必对民间所有不顺从一党领导的个人与团体，视为“敌对势力”，要毫不留情地封杀、清洗、镇压。由此，近年来一系列打击异见作家、记者、律师、学者以及访民的高压维稳举动，都来自中南海的“顶层设计”，都是习近平树权威、保江山、构筑“中国梦”的大棋局使然，体现了其强调“刀把子”应对“敌对势力”的镇压思维意识。既然当局一再反对包括人权标准的普世价值，一定要赤裸裸地“敢于亮剑”，又何必在世界上包装华丽羽毛，借人权白皮书虚构“巨大成就”？这岂不是对习近平拒做“开明绅士”的自我掌掴？
《争鸣》2015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