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用民主大革命摧毁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经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主流意志，中共为之惊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传机器和混迹于中国海外民运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刘路之流，开始不断发文，企图论证中共暴政是不会死亡的万年帝国。面对这种情况，征得出版社同意，摘发袁红冰所著《决战二〇一六》一书中的第三章第三节，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经是尸居余气，处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之中。——《自由圣火》编辑部
《决战二〇一六》第三章
第三节 中共精神大分裂
——极权专制的丧钟即将敲响
遥想当年，张学良以淫逸放浪的纨绔子弟之身，领政东北，军容壮盛，麾下有貔貅之士十万。然而，在日军刀锋前，张学良却闻风丧胆，怯懦如鼠，开门揖盗，不战而逃，一逃数千里。时有侠女悲情动天，泣血成诗曰：“十万壮士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八十余年之后，侠女泣血之诗竟在习近平的专制情感上撞击出回声。习近平主政伊始，回顾苏联共产帝国瞬间败亡的历史时，作悲愤之叹——“更无一个是男儿”。习近平的意思是，前苏共党员和官吏一千余万人，在共产帝国崩溃的关键时刻，竟没有一个人站出，为拯救共产强权，或者决死一战，或者作生命的献祭。
当年侠女以诗泣血，意在抒发可感动千古之悲情；今日专制之王习近平的感叹，大有因苏联共产帝国被历史埋葬而兴唇亡齿寒之情，而举兔死狐悲之哀。不过，习近平之叹确实引起人们对一个现象的关注：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包括苏共党员和官员——愿为苏联之殇垂泪浴血。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帝国已经邪恶腐败到连它的生命承载者，即苏共的千万党员和官员，都已经对其丧失信心的程度。
毛泽东欲作世界共产主义之神的野心，一度使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势如水火，剑拔弩张，但是，它们毕竟都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孕育出的政治存在。共同的政治基因宿命地决定了它们具有共同的命运逻辑。胡锦涛时代，中共政治已经腐烂到如崩溃前的苏共一样可悲的境地，即天下共厌之，天下共弃之。
当其时也，官权腐烂入骨，民怨如火如荼。与之同时，中共的绝大部分官员，以及依附于腐败官权的奸商恶贾，都把移民海外作为其家族理想；贪得无厌、不计后果地利用腐败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然后将肮脏的金钱转移到其海外账户上，已经成为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生命的兴奋点和日常行为方式。
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群体也最深刻而直接地了解专制体制的末日危机。中国的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作好了充分准备，一旦中共强权在溃烂中天倾地塌，他们便立刻作鸟兽散，远扬海外，安享富家翁之福，而弃惨遭其荼毒践踏的东亚大陆，以及多如虫蚁草芥的十余亿生灵，于腥风血雨的大动荡之中。
胡锦涛一脸死气，形似土偶，神如朽木，正是中共尸居余气，行将就木的政治人格标志。当时，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强权即将步苏联共产帝国后尘，在“天下共弃”的悲剧命运中土崩瓦解。
历史逻辑的趋势具有宿命的必然性，但是，历史逻辑的具体过程却不可能完全复制。“太子党”在中共权力意志中的崛起，为中共注入回光返照的能量。
当代十五亿中国人中，“太子党”是唯一一个对中共极权体制怀有热恋之情的群体。这种热恋之情，是“太子党”少年时毛泽东以共产主义壮丽理想的名义刻在他们心头的魔鬼魅惑，也是他们终生无法摆脱的命运诅咒——少年对女性的初恋尚且终生难以忘怀，少年对“国色天香的理想”的初恋更是刻骨铭心，就算那华美理想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罪恶的灵魂。因为，热恋中的少女愚蠢至极，而热恋中的少年则是盲目的。
“太子党”的热恋构成中共极权专制回光返照的情感能量之源，同时，命运造就的“太子党”的人格能力，使中共的回光返照得以演化成一个短暂，但却又像屠刀一样真实的历史进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个生命哲理的作用之下，虎父常有犬子，锦衣玉食的权贵后代多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无能之辈。然而，如前曾述，中共“太子党”少年时曾经历苦难；苦难既是共产主义之神毛泽东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对他们的惩罚，又意味着命运对他们的恩赐。
苦难如石，磨砺出“太子党”锐利的个性；苦难如阴谋大师，教出“太子党”阴骘冷血的个性；苦难如荒野，养育出“太子党”荒野之狼般的机警和凶残。当“太子党”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主宰之后，上述“太子党”强悍的人格能力，就转化为沿续中共极权香火的政治能量。
不过，中共极权专制的覆灭乃是天意——人类心底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即天意。逆天者必败。所以“太子党”的真实的热恋之情和强悍的个性，只能为中共极权赢得一次短暂的回光返照的机会，却无法为中共极权益寿延年。下面将要进行的具体讨论，就是要论证“太子党”拯救中共极权的努力必败。
此前我已经指出，“太子党”主政以两个继承作为政治基石：一是继承毛泽东的恐怖主义政治和全球扩张的野心；一是继承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作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继承人是“太子党”无可改变的宿命；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则是因为权贵市场经济中涌现出的经济能量，既构成“太子党”政治特权的财富支点，又是实现极权主义全球扩张意志的经济保障。
毛泽东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和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太子党”的这两项政治遗产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或者制度模式，更意味着中共党内两种现实的政治力量。所谓“新左派”，便象征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现实政治存在；被不完全准确地称为“官二代”的非“太子党”出身的千万贪官污吏，则构成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的政治力量基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坚守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体制的政治立场上并无二致。他们的分歧只在于维护极权专制的方式：毛泽东坚持用恐怖主义政治和计划经济，作为支撑极权专制的基本方式；邓小平则要通过权贵市场经济和黑手党政治式的警察统治，强化集权专制的政治原则。
在中共的政治辞典中，上述意义的分歧被称为“政治路线斗争”。尽管维护和强化一党专制的政治立场毫无二致，但是，“政治路线斗争”却是一个充满浓烈血腥气的概念；斗争的双方对对方的仇恨，以及从仇恨中崛起的兽性如狂的斗争方式，书写出人类历史恐怖至极的篇章。
权贵市场经济是一种培育贪官污吏的经济机制。在这种经济机制之下，通过权钱交易，社会财富如决堤洪流涌入官员的钱袋。由八九年中共血洗北京，屠杀抗议的学生和市民之后算起，邓小平设计的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二十余年，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庞大且腐烂入骨的贪官污吏集团。这个千万贪官污吏族群的主体，被不完全恰当地称为“官二代”，以区别于被称为“红二代”的“太子党”；“官二代”实际是指出身于平民或者中共基层干部家庭的官员。
中共极权专制实行的是国家权力寡头官僚集团私有制。“太子党”以其中共建国将军和高级党政官员的家庭出身，当然获得中共国家权力遗产继承者的资格。“官二代”则必须靠奴性的忠诚和兽性的冷酷才能踏上权力的台阶——奴性的忠诚是交给中共暴政的投名状，兽血的冷酷用来摧残反抗暴政的自由心灵。
权贵市场经济给“官二代”以权力腐败的基因，“官二代”则还给权贵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政治崇拜。“投桃报李”之际，构成“官二代”这个概念的中共千万贪官污吏，成为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政治实力基础。
二〇一二年秋“太子党”全面主宰权力意志之前，邓小平政治遗嘱主导中国命运的二十余年间，“官二代”是时代的宠儿；自诩为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继承者的“新左派”，则处于政治边缘化的窘迫之境——“官二代”甚至满怀厌恶，轻蔑地将“新左派”称为“文革余孽”。“新左派”之所以还能保持存在，并非由于“官二代”的慈悲，而是因为毛泽东丑陋的尸体依然被中共当作政治圣物，虔诚地保存在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内，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之神的地位还没有被历史抹去——邓小平敢于将毛泽东的夫人关死在黑牢中，却没有勇气焚毁毛泽东的尸体，原因只在于毛泽东是创建中共国家权力的人格标志；对毛泽东掘墓鞭尸，等于彻底否定中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新左派”继承毛泽东的政治意志，也继承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仇恨。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邓小平当作最主要的政治整肃对象之一。现在，“新左派”将邓小平设计的权贵市场经济视为对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背叛；在“新左派”的政治视野中，“官二代”既是权力腐败的代名词，又是将国家利益出卖给国际资本集团以谋家族私利的官僚买办卖国贼集团；“新左派”甚至呼唤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整肃“官二代”。
“官二代”和“新左派”的相互指控可以创造出这样一句箴言：“魔鬼对魔鬼的指控往往接近真理。”不过，魔鬼却没有能力引导历史走向与人性一致的真理——“官二代”只能使中国国运在权力的大溃烂中沉浮，“新左派”则要把中国国运带回“文化大革命”恐怖政治的人间地狱。
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创造出腐烂至极的官权，以及依附于腐烂官权的奸商恶贾群体，而腐败的专制官权又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两极分化的原因，十五亿中国普通民众沦为腐败官权和肮脏金权的双重奴隶。权贵市场经济运行之下，经济能量高速积累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同步积累。
值此民怨如怒海狂涛，民怒似群峰崛起之际，“新左派”虽然被千万贪官污吏构成的“官二代”在政治上边缘化，却从普遍民众的同情中获得生机。“新左派”对权贵市场经济和“官二代”贪官污吏的指控，比伪自由知识分子的指控更加尖锐，可谓唇剑舌刀，刀刀见骨，剑剑封喉。
“新左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怀恋是遥远处的罪恶，他们对“官二代”及其政治经济依托的指控，却是在诅咒现实的罪恶——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忽略了远处的罪恶，并由于“新左派”对现实罪恶对谴责，而把同情送给他们。“新左派”所崇拜的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曾造成饿殍蔽野万里，历史浴血十七载的社会大悲剧。殷鉴不远，血迹未干，白骨未朽，命运竟又通过“新左派”发出对现实罪恶的诅咒——这究竟应归因于中国民众的愚昧，还是历史的荒谬。
二〇一二年深秋，万木摇落、花草凋残之际，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开启“太子党”取代“官二代”主宰国家权力意志的时代。“新左派”所崇拜的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随“太子党”全面登上权力之巅的脚步，重返中共政治中心，再次获得国家权力意志之魂的权威。
“太子党”欲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遗产的双重继承收左右逢源之效。在此，所谓左右逢源主要是指，一方面运用毛泽东的红色政治恐怖主义，对社会实施全面政治思想压制，造成共产党文化的一统天下，摧毁从思想领域到社会行为范畴对中共极权的反抗——事实上“太子党”已经开始了这种倒行逆施的进程；另一方面，依恃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积累强化极权专制和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物质能量。
有必要顺便指出，“太子党”的主体由于拥有优于“官二代”的特权，因而也是以权力腐败为灵魂的权贵市场经济的第一顺位受益人；换言之，权贵市场经济首先使诸多“太子党”家族成为超亿万富豪，所以，继承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与维护“太子党”的经济特权乃是一体两面之举。
“太子党”意欲在左右逢源的另一层含义，通过张木生对习近平的献策表现出来——张木生乃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军的心腹智囊。
张木生在习近平问鼎大位之前向其献策曰：“同时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这是我们‘红二代’主政不可违背的历史必然。基于这种判断，只有在‘新左派’和经济‘改革派’之间形成互相制衡的动态平衡，中央权威才可能通过驾驭这种平衡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
张木生献策之言中所说的“经济改革派”，实际就是邓小平的权贵市场经济造就的新权贵阶层，即“官二代”。张木生显然意识到，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和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之间，在维护和强化中共一党专制政治的具体方法领域存在尖锐分歧；“太子党”宿命地不得不同时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双重政治遗产的情势下，上述尖锐分歧具有撕裂“太子党”主政政治基础的现实危险。张木生则建议通过操控“新左派”和作为新权贵的“官二代”之间的矛盾，化危险为机遇，形成“太子党”主政的稳定的基石。
习近平曾一度对张木生的献策赞誉有加，称之有诸葛“隆中对”之智慧。然而，机心重重，思虑过度，常会误己误人；张木生虽然试图洞察先机，却忽略了一个血写的历史事实，即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其势或如疯虎相搏，或似饥鼠互噬，惨烈异常，非人力所能驾驭。
共产党内部斗争生死对决的特质，是上苍对魔鬼的诅咒，是共产极权无可回避的宿命和政治绝症。当前，“官二代”新权贵阶层被“新左派”指控为买办卖国贼集团和资本主义改革派，“官二代”新权贵的代表温家宝则怒斥“新左派”为“文革余孽”。按照中共的政治辞典，双方的指控都足以给对方定百死莫赎之罪，使对方遭受祸延九族之罚。在此情况下，“太子党”欲左右逢源，控驭双方共处于同一个政治逻辑中，乃是逆天道之举，其败不问可知。
“太子党”继承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从政治和思想领域剿杀自由民主思潮，势必使“新左派”春风得意，“官二代”新权贵则定然由于“新左派”思潮重返政坛中心而如芒在背，如刺哽喉，寝食难安；“太子党”继承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的能量，便无法满足“新左派”的政治企图——“新左派”要对邓小平作政治的掘墓鞭尸，以慰毛泽东及其夫人的恶魔之灵，以逞“新左派”全面控制中国政治逻辑之志。
显而易见，“太子党”不仅难于左右逢源，而且势将在“新左派”和“官二代”新权贵阶层的殊死对立中，陷于左支右绌，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迫之境。极权铁幕在中共精神大分裂之下被内部权力斗争撕裂，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习近平将张木生的献策缪赞为“隆中对”，足可见其智商低下，蒙昧如阿斗。
“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导致共产党统治的政治道德基础大崩溃，一党专制危若累卵。正是为挽救毛泽东原教旨主义造成的统治危机。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应运而生。时至今日，两极分化，天怒人怨，毛泽东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竟卷土重来，足见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已走入绝境死地，中共极权专制又一次陷于险境。
“太子党”试图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政治遗产的双重继承应对统治危机的挑战，只能使共产党体制变成一个双首恶兽——每一个兽首都张开血盆大口，欲吞噬对方。
当然，中共的分裂并不代表中国的希望。不过，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和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意志之间的矛盾，一旦撕裂极权专制铁幕，从铁幕的裂痕间则必将有自由民主的大潮喷薄而出，主宰中国的命运——那才是希望之所在。
（摘自袁红冰著《决战二〇一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