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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阅读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

已故美籍俄裔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被誉为“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和谈话。例如他那句话“时间只能使邪恶增值”,冷峻深刻,令人过目不忘。

同是天涯流亡人,我自然很关心布罗茨基是怎样看待他的流亡的。

1972年,32岁的布罗茨基被苏共当局驱除出境,流放到西方。一般人都不假思索地以为,在自由的西方,布罗茨基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或者说他的生活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可是,布罗茨基来到西方后却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这话讲得如此尖锐,无怪乎让他的访谈者、音乐家兼文化学家所罗门∙沃尔采夫感到如同针刺,十分不解,十分难忘。

布罗茨基的解释很简单。布罗茨基说:“要知道,无论是我们的信念还是我们的原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

沃尔采夫问:“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在您来到纽约之后,恰恰相反,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个新起点的可能性?”

布罗茨基答:“的确没有过。对于我来说,总的说来,并没有过这样一种起点的感觉。”

布罗茨基在纽约生活多年,住在一个优雅的街区,和周围的人都很熟识。在外人眼中,布罗茨基在纽约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舒适的,至少要比起在苏联的时候更有预见性更为稳定。

但布罗茨基本人的感受却不是这样。布罗茨基强调,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生活。另外,他在内心上并不依赖于他在街道、地铁、大学等地所遭遇的一切。这就是说,布罗茨基不觉得美国社会对他有多大关系或影响,他并没有融入美国,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原来在苏联的生活就是内在的生活,缺少外在的生活。因为他和苏联社会格格不入。他从来就没有融入过苏联的生活,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在美国的生活呢?按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酷爱自由的布罗茨基来到美国会不会有回家的感觉,会不会和美国水乳交融?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布罗茨基说,“在这里,在西方,这种内在生活的程度还超过了在苏联的时候”。布罗茨基解释道:“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毕竟有些陌生。”注意,布罗茨基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按说早就熟悉了,但他仍然感到陌生。这是一种奇特的陌生--熟悉的陌生。就像几年前有人问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习惯了吧?”我说:“还是不习惯,不过也习惯了--习惯了不习惯。”

布罗茨基说,从他这一方面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保护反应。在外人看来甚至是自我封闭。但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某种单调。

我们知道,一个专心致志于某一件事的人,也就是一个对其他事都心不在焉、漫不经心的人。布罗茨基被流放到西方时已经32岁了。布罗茨基已经是布罗茨基了。他已经是俄语诗人,以后当然还是俄语诗人。因此对于他,流放西方只好比搬了个家。他没有、也不打算、或许也不可能融入西方,过另一种生活,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地生活--主要是写作,继续当他的俄语诗人,用俄文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向布罗茨基提到了另外三个移居美国的俄国文化名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家纳博科夫和舞蹈家巴兰钦。这三个人从前都是俄国彼得堡人,都是彼得堡现代主义外国分支的代表;在西方,他们成了世界主义者,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实现了由民族文化到世界文化的转变。

布罗茨基对这种人不大以为然,至少他认为他自己不属于这一类。在西方,他仍然坚持俄文写作,写关于俄罗斯的诗歌。

沃尔科夫问: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会有什么感觉呢?布罗茨基答: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引用托马斯∙曼移居美国说过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当然,布罗茨基也承认,散文和诗歌不大一样,写诗更需要某种语言环境。布罗茨基的英文很不错。他能用英文写作,写优美的散文,他的英文散文之优美,连英美的作家也赞赏不已。但是布罗茨基不能用英文写诗。他的诗都是用俄文写成的,他只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一首英文诗--而这首唯一的英文诗也是从俄文翻译的,译者就是他自己。

“可是要知道,”沃尔科夫提醒道,“散文和诗歌之间毕竟存在某种差异。”布罗茨基承认,诗歌方面的事情当然要更复杂一些。为了能写出诗来,就需要在语言的习惯中持续不断地熬煮。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谛听这些习语。也就是说,写诗更需要语言环境。

沃尔科夫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沃尔科夫问:“在西方,(当人们谈到)俄罗斯的诗歌,这首先就是指20世纪的诗歌,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俄罗斯小说的了解却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作家们身上。为什么会这样呢?”

布罗茨基用美学解释前者,用社会学解释后者。

布罗茨基说,19世纪的俄罗斯诗歌有自然的韵律,翻成英文时要保留这些韵律,这就让当代的英文读者不喜欢。20世纪的英文诗歌主要是无韵诗,把20世纪的俄罗斯诗歌翻成英文也使用无韵诗,因此可以比较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信息,更容易被英文读者理解和接受。

至于小说,布罗茨基认为,要想读一部小说,应该多多少少能够想象出它背后的现实。20世纪的西方和十月革命前(19世纪)的俄国差不多,都是资本主义。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境和两难选择,就是他自身的处境和两难选择,他能够辨认出这些东西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流行的原因。可是,20世纪的俄国(指苏联)和西方大不相同。一般西方人对苏联的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必须紧张地思考才能接受反映那一现实的小说,而这可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做得到的。

正像一般西方人读不懂20世纪的俄国小说,他们也读不懂当代中国的小说。很多优秀的当代中国小说,虽然翻译成了西文,但在西方却没有多少读者。据说,那位写下剖析极权主义的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波普,一次收到一位美国青年的来信,表示对其理念的热烈认同。波普觉得很奇怪:极权主义这种怪物,在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除了极少数专家学者,一般人根本弄不懂,怎么会有一个美国小伙子成了他的知音呢?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美国青年来自共产国家匈牙利——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融家索罗斯。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也许,对很多人来说,他生命后期最令人吃惊的决定,是他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以及在无数崇拜者的力劝之下,仍拒绝哪怕是短暂的回国访问,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在别处——这里(指美国)——度过他大部分的成人生活。俄罗斯是他的思想和才能中一切最微妙、最大胆、最富饶和最教条的东西的来源,而它竟成为他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焦虑而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的伟大的别处。”

布罗茨基至死都不回他的故国,哪怕仅仅是观光访问。这一点倒确实很奇特。当然,作为一个俄语诗人,他的俄语诗歌能回到俄罗斯,那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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