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在使馆外交区域的重要路口上的坦克士兵用枪威胁旁观者走开。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也是六四血案26周年。犹太人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制造的国家罪行，六四血案是中共制造的国家罪行。如何对待国家罪行，民主德国和专制中国，有云泥之别。
以国家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是战后触及每一个德国人灵魂的集体噩梦。二战结束后，德国人经历了50年代的彷徨与困惑，60年代的举国反思，一直到70年代，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向犹太人纪念碑下跪，向被屠杀的犹太人，乃至全世界谢罪，被称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从此“永不再犯”（Never Again）成为德国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也成为德国评价过去的历史，构建今天的政治和教育儿童的未来的指南。
“永不再犯”在最近一桩对纳粹分子的审理案件中，再次引发整个德国的讨论。4月21日，德国吕内堡（Luneburg）法院，开庭审理93岁的奥斯卡•格勒宁（Oskar Groening）——德国党卫军，奥斯维辛集中营会计一案，罪名是参与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庭审中，格勒宁争辩说，他并未直接参与杀人，他只负责检点从犯人手里夺下的财物，然后上交给柏林。然而，控方证人认为，他是毒杀犹太人犯罪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没有他这个部件，机器就不能运转。
格勒宁为自己辩护的话，和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的纳粹军官艾希曼，如出一辙。而控方证人的说法，也和美国政治哲学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中主张的一样。对格勒宁的最后裁决，将在七月底做出。
无论对格勒宁的裁决是什么，“永不再犯”再次成为整个德国的集体反思。这反映在《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Anna Sauerbrey 5月1日在观点版刊发的文章，“这个老纳粹想让我们记住什么”（“What Old Nazis Make Us Remember？”）。
和民主德国“永不再犯”的举国共识相比，专制中国对六四血案的国家罪行，只有民间少数人发出永不遗忘（Never Forget）的声音，而这声音喊了26年，也被打压了26年。
发出永不遗忘声音的有天安门母亲、有记者高瑜、有律师浦志强、有六四学运领袖于世文等，他们都因此而受到国家机器的迫害。像过去的26年一样，天安门母亲今年又被公安严密监视。记者高瑜因六四坐牢，最近第三次坐牢；律师浦志强因去年参加了一个小规模的六四研讨会被拘押，至今已逾一年。于世文因公祭六四英烈，而被起诉寻衅滋事罪。
坚持永不遗忘的，还有香港维园烛光晚会，有流亡在欧美等国的大陆学子。而不少一直坚持发声的人，已经离世。
在过去的26年中，反对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共党史的执政当局，一直在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六四。他们禁止年轻一代了解六四事件及其真相，禁止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习近平上任后的进一步打压，使寻求正义的人们，面临更艰难的跋涉。
对苦苦不忘六四、在寻求正义的漫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中国人来说，审理格勒宁至少有一个鼓舞人心的意义：参与纳粹大屠杀的人，无论是主犯，还是次从和胁从都有罪，这在德国已经成为国家共识。对此，阿伦娜功不可没。她的关于“平庸恶”的概念，有助于当权者从国家的角度，对国家罪行进行彻底清算，同时，又警告那些杀人机器上作恶的“螺丝钉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中国虽然现在只是极少数人在呼吁永不遗忘，离彻底清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要进步，迟早要走这一步。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邓小平、指挥者杨尚昆和陈希同等已经去世，但是，作恶者李鹏还在，赞同武力镇压的中共高官还有不少人健在，那些亲手射杀学生和市民的军官和士兵还在。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一定会追究。
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不正视历史，中国不会有未来。习近平政府应该担负起六四血案所带来的历史责任。目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迫害那些坚持永不遗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