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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之谷

——岔角滩“新生煤铁厂”

1958年毛泽东在食言而肥取得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又异想天开,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发展工业又要“以钢为纲”。于是老毛一拍脑门,要让全国钢产量达到一千零八十万吨。接着,全国搞“土高炉”遍地开花,连炼钢厂大门都未见过,只会种田种地的农民也蜂拥炼钢。

此时笔者已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并被判刑、劳改。想不到的是我们劳改囚徒也“有幸”加入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我们从泸州专区监狱被押送到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区岔角滩新生煤铁厂。此地位于川、黔交界的赤水河边,穷山恶水,公路也不通,却有无烟煤和铁矿石。由于交通闭塞,煤都只能用船装水运出去。大炼钢铁运动一来,“党”便把大批“免费”劳改囚徒赶到这儿来,采煤炼铁,而且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新生煤铁厂”。所谓“新生”,人家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右派、反革命是“人民的罪人”,共产党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故曰“新生”。为此,人家还请了“音乐家”作词谱曲,编成歌,强迫我们每天必须唱——歌曰:“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这种精神折磨与那苦役式的体力惩处,真可谓“相得益彰”。

所谓“土高炉”,就是用砖和黄泥巴砌成(当时连水泥也稀如珍宝)外形就像烧砖瓦的窑,不过比它高得多,一面有个进风口,另一面有个出铁口。当时岔角滩电也没有,没有鼓风机,就用铁匠铺里的那种风箱人工鼓风,只是大得多,得三个人拉。这活很是累人,十来分钟后就气喘吁吁、满身大汗了,得由另外三个人来换班。如此六个人一个鼓风组,一干就是十二小时。但劳改干部真聪明,他们说:“我们工人都上八小时班,你们劳改犯人一天才六小时劳动,你看党和人民政府对你们多么人道呀!”有人气得骂道:“这算的是什么账?他妈的混账!”当然是只敢背地里骂。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内行。大家凭想象把锤碎了的铁矿石、木炭、无烟煤以及从山上砍下的树木,放在“土高炉”里,生起火来就开始了“炼铁”。结果炉内炼成的“铁水”凝成了“大坨子”,流也流不出来,只好用铁锤钢钎一块块敲下来,不像铁,也不像石头,不知是什么怪物。后来,上级部门调来了一个技术员,此人姓丁不到四十岁,戴个近视眼镜,大家都叫他丁眼镜。丁眼镜原是重庆钢铁厂的技术员,因为工作中顶撞了苏联专家,反右中又说苏联专家是些不学无术的太上皇,瞎指挥——那年头“反苏”可不得了——不仅成了右派,还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经丁眼镜一番捣鼓,铁水终于流出来了,于是大家敲锣打鼓抬着这块铁到厂部去报喜,边走还边唱:“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荷嗨菏嗨荷,十五年,十五年,嗨,嗨,十五年”!

“大跃进”要的是高产量,而且要天天加码——你那点铁水太少了;上面说这是政治任务,只能完成,否则就是破坏“大跃进”。此时,新生煤铁厂调来了一个新厂长叫郑守坤,自称老八路,北方人,曾任四川隆昌县公安局长。此人凶恶异常,在厂里他简直就是个小暴君,动不动就捆人打人。哪个班未完成出铁的斤两,下班后就不许吃饭、睡觉,要开斗争会找原因。1959年下半年,粮食定量不断减少,饭都吃不饱,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人们普遍出现浮肿,许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但劳动强度却有增无减,真是要逼人上吊了。丁眼镜确实是个好人,又内行点子多,于是叫人去把什么废铁烂铁,不管是铁锅,还是锄头,甚至像铁似的废炉渣都弄来了,敲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平整整地放在高炉出铁口砂型里,铁水一放出来,上千度的高温的铁水便把这些废铁烂渣通通凝在一起,成了新炼成的“铁”,重量增加了几倍。任务算是完成了,只要完成了数量,谁也不来较真,正如现在流行的段子“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在郑守坤这个法西斯暴徒的威逼下,囚犯们被逼着三天一放“卫星”,五天一高产。他天天亲自到高炉督阵,见谁干活不卖力,轻则骂,重则打。他甚至认为一个囚犯“磨洋工,搞破坏”,把他捆在高炉旁,当众宣布给“该犯加刑一年”——真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法律。

丁眼镜和我混熟了,知道我也是个右派、反革命,许多观点都和他一样“反动”,才悄悄告诉我,这里的铁矿石含铁量太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而且这种土高炉、无烟煤炼出的铁叫“高硫铁”,由于其含硫量太高,根本不能用于炼钢,而且由于太脆,用来打锄头、菜刀都要不得,没有任何用处,还不如一块石头。完全是劳民伤财,糟蹋资源,可是人家还要“超英赶美”,是政治任务,谁敢说半句真话就是反革命!这些高硫铁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堆在铁路两旁,没法处理,而为此,有多少“右派、反革命”累死、饿死在“新生煤铁厂”了。

当1960年下半年“全民大炼钢铁”全面失败,滑稽谢幕,新生煤铁厂也与四川珙县芙蓉煤矿合并。当我离开岔角滩前夕,山坡上一片无名荒坟,有一百多座。这些不幸的难友们都在这里彻底“新生”了,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政治迫害的天国。

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郑守坤的“顶子”,可万万没想到厄运最终也落到了他老兄头上。文革开始,郑守坤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是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手下得力的干将。他春风得意,去北京开个什么会,遇到了他几十年前的一个冤家对头。此人知道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还乡团”,于是他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判刑十五年。大布告贴在宜宾街上,我当时刚出狱不久,正好看见。郑守坤的结局,正如曹雪芹说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遗憾的是那些被他害死在岔角滩的难友们没能看到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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