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摧毁日记的革命(4/4)

十一、

胡耀邦的“规定”发出之时,已经是文革开始12年之后了。而实际上以日记治罪却在文革前就开始了。1964年7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一段谈话,高等教育部曾作为文件下达(1964年11月9日)。这个谈话的传播对发动文革起过很大作用。

毛泽东: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份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份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的陈东平,就是“反革命份子”,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这就是他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者的定罪观念。这篇讲话的中心是强调“阶级斗争”应该是年轻人的“主课”。在阐述这个主题的同时,毛泽东显然也传授了他的这种对日记的定罪观念。可以说,文革中对日记的严厉惩罚,正是毛的这种观念推广实施的结果。

陈东平是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的学生,毛远新的同学。当时哈军工因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学,学生中有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弟。

1963年9月,公安部编印了一份材料,题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陈东平是其中一例。

陈东平的一名校友告诉笔者,那时候学校开除了陈东平,而且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教育全体学生。校方宣布的陈东平被开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陈东平在家养病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广播,书写了反动日记。至于日记内容,从来没有向学生公布过。他们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动”。

我问起陈东平的日记怎么会被报告上去的。这位受访者说,那时候学校宿舍里八个人一个房间,睡上下床,没有个人隐私空间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为荣,而不是以为耻,日记内容被同屋报告给上面,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名受访者还说,陈东平的父亲陈再道,有上将军衔,当时担任大军区司令。他被开除以外,听说还受到监禁。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样的事情,必定遭到更严重的处罚。不知道陈东平在文革中怎么样了。再也没有听同学中有人说起他。

在把写“反动日记”当作“反革命”罪的同时,那时候当局大力提倡学习“雷锋日记”。雷锋日记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壮语,从内容到语言,都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日记”。在文革前夕,掀起过一股写雷锋那种“日记”的风气。那种“日记”在写的时候就是准备给别人看的,也会拿到“政治学习会议”上说。除了内容和语句方面绝对符合当局的革命宣传之外,没有隐私性也是雷锋式“日记”的特点之一。

聆听毛泽东这些教诲的侄子毛远新,在文革中飞快上升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9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在小组会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说了不同看法,9月24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张志新在狱中受尽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为“坚持反动立场”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张志新被送往沈阳大洼刑场枪决之前,她被反绑双手拉出牢房,还被用刀子割断了喉管,使她在所谓“公判大会”上绝对发不出任何声音。决定张志新死刑的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毛远新参加了张志新等人的死刑讨论。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个谈话,当时由教育系统传达下去。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当局还特别召集只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议学习讨论。在1990年代笔者采访一名该校1966年红卫兵领导人时,他也谈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对后来产生的红卫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红卫兵是毛泽东推进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主要工具之一。

十二、

我自己的关于日记的经验,也可以是文革时代的日记历史的一部份。

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物质生活的贫乏,特别是食品匮乏,是显而易见的。食品贫乏来自错误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尤其可以清楚看出,只是没有人敢说出这一点。在食品匮乏引起身体饥饿的同时,精神生活的贫乏也造成了精神的饥饿。文革收缴烧毁了所有马恩列斯毛和自然科学之外的旧书,文革中新出版的文学书稀少而枯燥。那时候偶尔找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书看看,就像饥饿中的人得到了食品一样满心喜悦。我总是聚精会神地读,而且常常大段大段地抄在本子上。书还掉以后,还可以拿出手抄本来重读,或者和朋友议论。

记得那时我抄写了不少书,从唐诗宋词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小说片段都有。虽然已经知道了种种政治禁忌,但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哪怕生活条件再苦,也还是免不了有对生活发疑问或者生感想的时候,更时常会有焦虑或者迷惘之感。这些传统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对不成熟的灵魂的梳理与抚慰。

有一次,我借来了一本旧的《世界文学》杂志。这个杂志专登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样子像普通的三十二开本的书。这是个老杂志,从三十年代就有了,一直办了下来,在文革开始后停了刊。我借到的这一本没有了封面封底,而且目录和前面的一些页也不在了,所以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我知道杂志的名字,是因为文革前读过这个杂志,而且这是唯一的外国文学翻译杂志,不难辨识。半本书都卷了角。我一边看,一边把书页一页一页展平。那时候,我常常先把书通读一遍,然后,再回到开头处,一边重读一边把自己喜欢的段落抄下来。偶尔的时候,在括号中写下一些自己的评论。

就在这本缺头少尾的杂志里,我读到了安妮﹒福兰克的日记和她的故事。她是一个犹太小姑娘,当纳粹迫害犹太人时,她和家人秘密藏在一个阁楼上两年,写下了一本日记。后来他们被纳粹发现逮捕和送进集中营。她在15岁的时候死在集中营里。全家四口人,后来只有父亲一人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了。他回到全家被捕前的隐藏处发现了女儿的日记本,经过努力出版了这本日记。

我也许以前已经读过这个故事。我的一个亲戚一直订阅并且很好地保存这个杂志。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经一次五本地借了这些杂志来看,生吞活剥,看得很快,直到把那一套杂志全部看完。那时候安妮的故事似乎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一个没有经历过生活大变动的小学生可能对纳粹时代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感到惊骇与同情,但是也会感到相当隔膜。至于这一次阅读,给我最深震动的也还不是她所遭受的苦难,而是她对她的日记的态度,或者说,她和自己的日记的关系。

安娜给她的日记一个名字,叫做“吉蒂”(Kitty )。她把“吉蒂”当作一个人,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她不是写日记,而是在和一个名叫“吉蒂”的朋友谈话,向这个朋友倾诉她的故事和感想。在秘密生活的状态下,除了和她家人住在一起的另一家人,她不能接触任何别的人。朋友对她的意义是异于常人的。而她在被迫转入秘密生活之前的一个生日礼物(13岁生日),一个日记本,不但被写上了关于她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文字,而且这日记本身就成了她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这一把日记当作朋友来谈话的作法,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

我开始把我的日记也称为我的“吉蒂”。当我为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感到愤怒的时候,当我为身边人们的行为和我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感到失落的时候,当我对社会现象产生疑问而无人可以与之探讨的时候,当我烦躁不安或者孤独软弱的时候,我打开日记本子,和我的日记谈话。这是一种安静也相对安全的行动。事实上,我写得很小心,比如,我从未写下文革给我认识的人造成的灾难,我也从不写自己对时政的评价。我用含糊的语言来描写自己的感受,或用最简短的字句来记录生活中的事件,不表明自己的任何评判或者倾向,仅仅为了在以后还可能记得什么事情发生过了。有的时候,只是描写了森林和田野中的瑰丽景色,那些花和大树,鸟和云。

我用和日记的谈话取代了和朋友师长的谈话。在一个寂寞的精神环境中,我要学会的是自己和自己谈话。我需要给另一个自我取一个名字,从而分开二者来进行对话,并在这种谈话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智慧,虽然这种谈话只能以并不充分的程度写下来。

虽然写得小心,写得简短,写得含蓄,但是渐渐的,也积起一些,可能有半个本子。那时没有柜子也没有桌子,自然也没有抽屉。这本子常常放在枕头底下枕套里面,一个当时对个人来说最接近最隐秘最尊贵的地方。

1974年,我碰到一名姓康的“知识青年”。她说,有个叫张丽英的知青的父母正在设法替她办“病退”。那时候,“知识青年”要回城,主要只能靠“走后门”。“后门”或者来自父母的权力和关系,或者靠钞票来得到。权力当局给的路,只有“病退”(因病退回城市)和“独留”(父母身边可以留下一个子女)两条。小康说,张丽英精神失常多年,应该符合“病退”的条件。然后,她谈起张丽英精神失常,是因为她的日记被人捡走看了。

张丽英是云南思茅专区思茅农场八连的北京知青,文革开始时初中二年级。她出身“红五类”家庭,又非常努力地劳动和表现,所以调到了“基干民兵连”八连当排长。1971年,云南发生了大地震,伤亡人数很多。思茅灾情比较严重,震后人们不能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搬到临时搭的地震棚子去。就在张抱着她的被褥枕头搬出去的时候,据说她的日记本子落在地上,被别的知青拣了去,读了以后发现是“反动日记”,把日记本交给了农场领导,农场领导又交给了县公安局。公安局抓走了她,把她关在拘留所里。在拘留所里关了几个月以后,她精神错乱了。后来张丽英被放出来了。她并没有被判刑,但是已经病得很厉害。她的家人把她接回了北京,但是,多年来她在北京一直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粮票”。

小康说,张是一个带着很重的“中学生味儿”的人,爱想问题,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张从思茅回北京探望父母,在从南到北穿越中国的长途旅行中,她看到了一些腐败现象。当她路过小康住地时,曾谈起她看到的阴暗面和自己因而产生的幻灭感。这些大概就是后来她写进日记的“反动”内容。回忆起他们的那一场谈话,小康感叹说:“她以前一直很顺,所以太天真太单纯了。那种想法,怎么能往日记上写呢?”

我听着,只觉得背脊上一阵阵发凉。我并不认识张丽英。但是我们同为“知识青年”,而且,我也像她一样喜欢写点什么,我的日记本子也放在枕头下面,也可能落入什么人的手中,也可能被说成“反动日记”。而最触动我的一点,其实是她虽身遭不幸,但是至少还有一个“红五类”的家庭,所以她当过“基干民兵”排长,她病了她的家人还能帮她办“病退”。由她的遭遇,我立即想到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联系到我的家庭背景,惩罚一定会加重几倍。我又能经受得起那种被拘留的情境吗?我的家人能经受得起这种事情吗?

我甚至没有问清张丽英的“病退”到底办成了没有,因为听到她的故事,我只觉得一种重重的压抑和恐怖像大雾一样弥漫过来。另外也是因为一种冷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同情和帮助一个相对来说处境比自己还略好的人。那时我只在想,我要保护自己,哪怕就是落到她那样的境况中,我也绝不要让自己精神失常。另外,我也一定要防止自己落到她那种境况中去。

实际上,在听到张丽英的故事之前,我的日记已经被烧掉了。我的两个“知识青年”好友和我得罪了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当他一次叫嚷要开我们的“批斗会”时,我们中最年长的一个立刻想到了我们的东西可能被抄,说应该立刻烧掉信和日记。我们马上这样作了。

那天,好友之一烧掉了她远在千里之外的男朋友几年来的信,有很大的一包。因为家庭地位的不同,因为各自的工作不同,因为居住距离的遥远,他们的关系遭到很大压力,但一直持续下来。她烧掉的一定是她当时生活中最引以为珍贵的东西。细碎的火焰吞吃着纸片,发出淡淡的光和热。平展的写有密密字迹的纸片痉挛扭曲成黑色的薄片,稍稍一抖动,就变成了灰。纸上无论写着什么,记录过什么样的感情和知识,于火焰的形状色泽都毫无影响。我的第一个“吉蒂”在火中成了灰烬。

安妮住在秘密后楼上两年。作为一个人,她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出现在门外和街上,也不能让人知道她还活着。她蜷缩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她是敞开的,她是真实的。她在日记里写到,她要让日记成为她的可以向之吐露一切的朋友,她不会向她的这一朋友隐瞒任何东西。于是,她的日记不但成为一个黑暗时代的罪恶的见证,而且成为对人的心灵的深刻的探索。我的同代人与她不同。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我们的身体并未隐藏。但是,为了不成为另一个张丽英,为了不被逮捕,不被指控为犯有“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不失去城市户口或者回城的机会,等等等等,我们必须隐藏自己的思想,甚至在日记中也一样。

后来,我又有过第二本“吉蒂”,不过,更谨慎,更小心。总是寥寥数语。在日记中,也必需要严格地在文字上思想上作自我审查。只有这样,才能免于被焚的结果。而略微详细的日记已经被烧掉,如今只留下了关于灰烬的记忆。当人的公开的生存和日记的无声却真实的载录无法并存的时候,选择重重地倾斜向生存一边。

于是,我从来没有过一个持久的可以对之吐露内心的日记朋友,如同安妮﹒福兰西的“吉蒂”。不同的境况造成了她的日记和我的日记的不同,尽管我曾经想要模仿她的。我没有进拘留所或劳改场,也没有在集中营里被害死,我远比她幸运,然而我失去了那个成长时期的心灵的记录。也可以说,在那一时期,我就没有获得过足够的精神的学习和成长。

十三、

在所有的写作形式中,日记是很特别的一种,因为不是写给别的人看的。写日记,可能是人的所有行为中最为个人化的一种,并不意在影响外界。但是,文革当局不仅仅严格控制了人的职业和居住(文革中颁布的1975年新宪法取消了1954年宪法上本来写有却也不真实行的“迁徙自由”,城乡户口之间不准逾越的界线,迫使几乎所有的城市青年离开父母下乡等等),吃饭和穿衣(发粮票、油票、副食品票、布票和“工业券”等等),而且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包括日记写作。当写日记会招致迫害和监禁,人们停止写日记,这样,文革成功地剥夺了人们思想自由的最后一角空间。

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来称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于权力可以到达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极端程度,可能在各处有所不同。因此“极权主义”的实际含义也各有特点。这种对日记的摧毁,显然是中国文革“极权主义”的特色产物之一。

从古代以来,人们就写下了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人类对理想未来的构思和追求。我想不起来在种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有没有作家提到过日记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称为“反乌托邦”,即对未来坏社会的想象的作品中,《1984年》确实写到了日记。在书的一开头,主人公温斯顿躲在他的房间里一个电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龛里写日记,虽然他知道被侦查到了的话可能判刑25年甚至被处决。

在“1984年”世界中,“老大哥”的电子屏幕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人们;一群专职干部天天都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那里有“思想警察”当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里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为“党”根本不会让你到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的地方去慷慨陈述你的见解然后才把你杀死,党在把受难者送去公审之前就先用严刑拷打摧毁他们的尊严,然后让他们交待什么就交待什么。温斯顿只有偷偷写日记。是为了谁呢?他想是为了将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人。他写了日记,记录和批评他所经历的。在书的最后,他被逮捕了,被毁灭了。

1948年用英文写成的这本政治幻想小说里,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后在中国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故事,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毕竟也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知道有预见和认识这种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顾并思考文革历史的时候,那些千万人的集会,大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勾心斗角,重大事件的发生,暴力和死亡,总是首先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争论。而像那个时代的人写不写日记这样的问题,也许因其安静和细小,可能就逸出了视线。

文革一开始,1966年6月1日和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两篇社论,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文革领导者的行动纲领。摧毁日记摧毁私人精神生活的最后空间,就是“触及灵魂”的一有力手段。残酷惩罚写日记的“思想犯”,就是“横扫牛鬼蛇神”的一个部分。在文革时代,由于恐惧,对自己的真实想法人们不但不能说出来,而且不能写下来,最后也就不思想,只能随著文革领导者的话语行动。回首往事,不能不承认那是一片思想的沙漠。温斯顿式的英雄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因为还未产生,就已经被窒息和扼杀了。

当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记录,官方记录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实在很少很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是,离开了事实与经验,对文革的评价都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所以也就无从进行。

事实上,被烧掉的并不只是日记,而且还有个人对生活和自身的存在意义的积极感受与反应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乐、愤怒和悲哀,人对事物的道德判断,如果被认为失去了被记录的价值,人就可能漠视了对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我曾经和被访者讨论,一个社会,如果别的都还好,比如,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的社会公平,但是,却不准写日记,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可被我们当作一个好社会接受呢?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有机会进行讨论和选择,我们会不会愿意牺牲写日记的自由,以此去换取温饱安全,就像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银子去换一包糖果?

实际上,当文革进行之时,宣传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革命,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于是,不仅是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和镇压,而且对“人民”的居住和就业等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包括对写日记在内的自由的剥夺,都可能被解释成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好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代价,而且允许我们选择,我们是否愿意做这一交换呢?

或者,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如果我们被应许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摧毁一切我们认为不好的坏东西,但是,同时也必须要毁掉个人的日记。我们是否该接受这样一个革命甚至投身于这样的革命呢?这是一个在理论上首先需要想清楚的问题。

然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会清楚地了解到,这不是一个需要费思索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不能写日记的时代之后,人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并不曾因日记的消亡而改善,却分明是日益恶化了。那个时代没有日记,也缺乏食品、服装和住房,也难见信任感、友谊和道德。人们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精神和物质一样匮乏,头脑和肠胃同时空虚。

是的,找不出一个钳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写日记但是生产发达物质丰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类社会。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讨论。谁知道呢,也许若干年以后,又会有人强迫人们接受文革这一套,用一些听来美妙的东西作为理由,再开始一场文革式的革命。

写于1996-2006

《黄花岗》2006年第3期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