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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8•31决定与6•18否决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落闸拒绝港人的真普选诉求。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依法投票,慨然否决京官的假普选方案。我对8·31决定,给出顶级差评;我对6·18否决,送上由衷点赞。

先说8·31决定差劲在哪里。

人所共知,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玩假选举,资本主义搞真普选。而所谓一国两制,是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那么,大陆玩自己的假选举,香港搞他们的真普选,就是不言自明的硬道理。在拥有正常理智、遵奉正常逻辑的人看来,不让资本主义的香港搞真普选,没有任何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理由和借口。

然而,近乎匪夷所思的是,北京当局还真就这么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说:香港选民一人一票,在经北京当局政审合格的2至3人中,选出1人当特首。香港公民无提名权,过不了政审关的公民无被选举权。

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绝对不是真普选,而是百分之百的假普选。这种普选中的选民,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公民,而是被用作投票的工具;这种普选产生的特首,只会是首先向中联办谢票、主要听命于北京的马仔而已。

说实在,我确实有点弄不明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一个小口子,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搞一下真普选,对北京当局而言,真有那么可怕、那么不爽、那么不可接受吗?我想,对当局来说,真普选导致的最为不妙的一种结果是:港人“瞎了眼”,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位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然而,即便如此,当局用得着害怕么?那位特首敢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对抗,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坑苦香港民生吗?给他10个豹子胆,他都不敢。在没有言禁、报禁、党禁而有真普选和司法独立的香港,民选特首被关在民主、宪政、法治三合一的铁笼子里,他只能按香港现行法律行使权力、治理香港,否则,他就得下台。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悬疑吗?

退一步讲,如果北京当局对真普选确是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和抵触,确是万万容不得,即便仅在香港实施也不行,那当初与英国人谈判并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为何不提出保留条款?后来与港人商订《基本法》时,为什么不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不包括真普选?而先前既然答应了,签约了,如今再窝火,再不爽,在众目睽睽、朗日清风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言而有信、让话算数。人世间通行的,不就是这么个理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君子,盗亦有道。可叹8·31决定的炮制者们,竟然无所出息,与他们夺取政权的前辈如出一辙,视承诺为儿戏,对守信无敬畏。更有甚者,北京当局还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把背信弃义的8·31决定说成是“不可撼动”的,它“适用于以后各任特首”的产生!

8·31决定所凸显的北京当局的颟顸、霸道和厚颜,把珍视尊严、追求和争取真普选的港人,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试问,他们还能听得进严家祺先生言者谆谆的劝导吗?他们还会取得和严先生一样的共识,自己单方面“讲妥协”,以看到初升的太阳那样的好心情,愉悦地、多多益善地为8·31决定投下赞成票,从而见证“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吗?(见严家祺《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2015年6月14日贴于《博讯·博客》)

6·18否决之前,我读到了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上的发言全文。梁先生说:“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就是连拒绝指鹿为马的尊严都丧失,以后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从此沉沦。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放弃自己的认知与是非之心。”梁先生的这段话,不,梁先生发言的全文,说得何其棒、何其爽、何其有震撼力啊!事情已经摆明:站在底线之上,没有妥协,不能退缩。面对无理逼迫,是忍辱认命,还是公民抗命?答案呼之欲出。

基于自己的认知,香港泛民主派判定:8·31假普选决定是北京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落闸阻断香港民主化进程的骗招和损招。为此,听者藐藐的泛民主派议员,一票不落地全部投下反对票,坚定鲜明地对8·31决定说不,遂在香港史和中国史上,铸就了意义非凡的6·18否决。

6·18否决的到来,除了建制派议员荒腔走板自摆乌龙,闹出了一朵硕大的奇葩花絮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很质朴。6·18否决不是泛民主派议员的过分之举、出格之举,更不是街头政治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程翔先生所言,6·18否决只是表明,港人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已——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和维护基本是非黑白标准的底线。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双重坚守,展示了港人的尊严和气节,如同每年六四夜维园动人心魄的万千烛光,6·18否决为大陆中国人“抗拒强权歪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我不想讳言,我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从未点过赞。但是我要说,使建制派议员灰头土脸乃至失声痛哭的6·18否决,不是标志香港的“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更不是什么正中北京专制政权下怀,让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撇除28 :8的戏剧化效果,6·18否决可以视为一场民意对抗强权的悲壮的胜利:一场重申“一国两制”契约、反对背信弃义的胜利;一场捍卫自治权力、抵制京官治港的胜利;一场追求真民主、拒绝假民主的胜利;一场拥抱真进步、誓言不沉沦的胜利。

本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一切香港事务,皆由港人说了算。但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北京当局,在权力任性的驱动下,愣要越界干涉和管控。这就叫:香港本无事,京官滋扰之。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成果,北京当局的既定方针是:蚕食存量,落闸增量;而泛民主派港人的使命是:守护存量,逆袭增量。因此6·18否决之后,香港的民主化之路依然曲折艰难。梁家杰先生的发言,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知。他的发言中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提到要“说服中央”。恕我直言,这种“说服”犹如春梦,很不靠谱。香港民间和香港年轻人发出的“自己香港自己救!”和“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当是振聋发聩、理性务实的最强音,也是“香港会终见真普选,香港人终会做真老板。香港终会再见政通人和,香港会继续璀璨,光辉永久”的切实依凭和可靠保证。

2015年6月2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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