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和陶杰笔战，牵扯出新一轮关于中国人有没有“民族性”的争论。类似的争论，将来一定还会有，五十年不变，五百年不变。
梁文道说“民族性”来自清末一批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早在周天子的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讨论“民族性”了，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而已。另外，和清末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低等，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高等。于是，凡“中国”以外，其他地方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即民族间一定存在孰优孰劣，因此必须要谁听谁的、谁服从谁。所以，在“民族性”的支配下，歧视是有链条的。中国人不在歧视链顶端，但也不在歧视链底端。
最近有位广州的朋友发来一篇微信文章给我。文章的内容，是呼吁把非洲人赶出广州。香港人或许不知道，有数以万计的非洲人在广州生活。在一些心中装有“民族性”的人看来，非洲人比中国人低人一等不在话下。正如陶杰说的“小农DNA”形容中国人，于是非洲人身上想必也有“野生DNA”？所以，那篇文章中呈现出来的非洲人像野生动物一样野蛮，彷佛在广州每天只强奸、抢劫、打架……广州的监狱里，好像快要被非洲人逼爆了。
稍微有点理性与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犯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就是先有判断，然后再去找符合自己判断的证据。为了证明非洲人野蛮，于是把所有犯罪的非洲人的讯息集中在一起。文章作者或许忽视了一点，20世纪初欧洲人为了指控以日本为标志的正在崛起的东亚人是“黄祸”，要扼杀东亚发展，用的正是一模一样的手法。
这真的是十分“管用”的一招，大陆的宣传部门最擅长玩弄。比如，用靖国神社造成日本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全民皆兵随时准备跟中国开战的印象。又如，在必要的时候告诉大陆民众“港独”正呈蔓延趋势，不及时镇压后患无穷。同样道理，一些本土人士为了证明大陆游客是他们预设的“蝗虫”或劣等族群，就专门收集大陆游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这些讯息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效应，是很惊人的。陷入这种思维模式之后，人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收集这类讯息，目的是为了区分我者与他者。最终，无非得出两个结论：要么我者比他者好，要么他者比我者好。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中国人嘴上说要“不卑不亢”，实则“又卑又亢”。不是泱泱大国万邦来朝，就是全盘西化俯首称臣。两个极端，一种逻辑。至于陶杰，别看他一口一句骂中国，其实根本就割舍不下中国。陶杰有句话倒是说得没错的，他说他不是“崇洋”，只是“崇优”。因此他其实不是讨厌“小农DNA”，而是恨生不逢时。倘若生在汉唐，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中国就和他口中念兹在兹的英国一样，不是吗？近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骂中国骂得越厉害，都是恨中国不振作。鲁迅说得好，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梁文道说陶杰是“弄臣”，不然。陶杰的言论，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遭遇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之后的一种新形态。没有士大夫情怀的，早就闭嘴闷声赚钱去了。忍不住，不吐不快，恰恰是难以割舍。梁文道和陶杰，根本是同一种人。
陶杰不是本土派，本土派才真正不关心中国。他们活在自己的梦里，觉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本土派每天在做的无非两件事，从结论出发去找证据，要么证明香港极好极好，要么证明大陆极坏极坏。而近代外交家顾维钧曾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人士说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真是很搞笑。本土人士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非常“传统”的、尚未完成现代化的、村妪骂街式的中国人。这是“民族性”吗？与其说是“民族性”，不如说无论大陆人还是香港人，都陷入了同一种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