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六周年之际，中共的党国正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景象。
对社会“全面专政”已隐然成形
习近平与李克强风尘仆仆，大手笔挥舞合同、贷款，向世界展示中国与俄国之类国家的亲密关系，以及把美国“后院”改造为中国新“后院”的丰硕成果。同时，不但在东海与日本及其盟国美国关系持续紧张，在南海也加紧推动将“地图主权”转为实际海面主权的进程，大兴土木、咄咄逼人，全世界眼睁睁看着它一意孤行而毫无办法。美国再三警告、调解无果，于是出手加重压力，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则干脆发出战争叫嚣。
而中国国内，崛起之势下的现实，局面很严峻。政治上，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反腐败”遭遇阻力，砍向“大老虎”的刀似乎卷了刃，只好大肆渲染“拍苍蝇”。经济上，增长放缓的趋势仍在持续，信贷刺激的效应递减愈益明显。中共在经济下行无可掩饰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所谓“新常态”，被迫面对经济转型，但是，“经济下行期间很难发展新的增长模式”的警告很快就出现，又不得不为避免信贷危机转化为全面的危机，而重振旧的增长引擎。
同时，对社会的“全面专政”已隐然成形。习近平大权在握近三年，人们看到，他不像胡锦涛那样表情僵硬，却是笑里藏刀，嘴上尽说漂亮话，什么“三个自信”，什么“全面依法治国”，还有据称“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际下手，则果断而狠毒，舆论控制变本加厉，警察暴力屡见不鲜，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不信任正日益加深。
以“任性”和“不信邪”为特色
中共在国际妇女节之际悍然抓捕女权人士，罗织罪名打击非政府组织，更肆意妄为，陷年逾古稀的女记者高瑜于囹圄，对律师浦志强的微博言论张开了判罪大网。同时，对藏族、维吾尔族，中共持续歧视与高压，以打击“分裂势力”、“暴力恐怖”为名大肆施行国家恐怖主义。对香港，它以“中国特色”假“普选”逼迫民众接受，对台湾，则软硬兼施，所谓“九二共识”恰如香港所谓“一国两制”，如今已失去人心。
或许，对外兴风作浪，不失为转移视线之举，不过也不尽然。如今习近平当政，以“任性”和“不信邪”为特色，更兼有“毛左”支持与配合，翻腾出大国沙文主义、狂热民族主义，对日本，对美国，对藏疆，对港台，对自由主义与所谓“历史虚无主义”，一概骂倒。打棍子、戴帽子，形而上学猖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类，看似昔日遗风，实乃当今政治、文化之“新常态”。
颇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怕人们看不懂，还是怕人们真的看懂，王岐山会见三位日裔政治经济学者福山、青木昌彦和德地立人的一番相当坦率的谈话，居然传了出来。
王岐山颇有学术素养，曾有过与矢志改革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共事的经历，在中共高层中则以“救火”经历著称，更以领导“打虎拍蝇”而令人瞩目。然而，此次谈话，王岐山名曰请人家“上上课”，却是他自己高谈阔论，其谈话内容以承认人类文化最基本的共同价值为前提，实则以他自己的方式，论述“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强调“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强调其难度，并断然否定法治在中国能够成长。
本能地竭力阻止法治成长
按照福山的看法，“过渡到现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印度”，而“法治得以在欧洲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而且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至于中国，则是“一个没有法治的伟大世界文明”。应该注意，他所说的中国自秦代即“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为“早熟”的现代国家，意思是，“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如此而已。重要的是，欧洲的法治早于其现代国家构建，而中国的现代国家在发展、完善，法治则迟迟未能成长。其中差异，意味深长，而本来可以展开深层的对话，被王岐山弄成了“玄学讨论”，不无遗憾。
而按照马克思学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其性质会发生变化，人们的关系随之变化，其它的文明特征，或曰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这样来看，福山的论述，正有着“上升到具体”之妙处。而王岐山强调“优秀的DNA要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他看来没有意识到，DNA在文明发展中会发生变化，甚至变异。
中国经济突破中共传统观念与体制，艰难而坎坷地进入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生产力的性质和生产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呼唤相应的法治构建，而中共显然意识到社会发展变化对其权力地位的威胁，本能地竭力阻止法治成长。而没有法治的文明，是否还可以“伟大”下去，就成为一大难题。
很可能，王岐山诉苦，这也难、那也难，就正是这一难题的实际体现。
《动向》2015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