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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面对三农危机新挑战

一个月前,读到于建嵘的一篇文章,警告中国的决策者,二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的隐忧。其实,于建嵘看到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就是中国的二代农民工既不能被大中城市认同,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务过农,很多人是随父母在城里长大的。于建嵘估计,二代农民工的人数有一亿二之众,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麻烦。

上周,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而习近平则赴贵州考察农村扶贫问题。中南海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开始认真应对三农问题的新挑战。

2002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朱镕基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对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封信成为推动中共三农政策调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此次中南海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成为标志著中国三农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十三年前相比,中国农村确实没有那么穷,农民也没有那么苦,农业也没有那么危险了,但是,中国的三农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更深刻,以至威胁到了整个中国的未来稳定和发展。这个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深度榨取农民和农村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高度依赖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塌陷。三农危机正在转化为中国的城市危机、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二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去留两难的困境,正是这个危机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个危机,目前,中国的主流精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干脆把全部传统意义的农民都赶进大城市,让资本下乡,让农业彻底资本化、现代化。不久前,楼继伟在清华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依据,是把农民全部赶进城,可以拉动需求,刺激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容纳更多农民进城。

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表明,楼继伟代表的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李克强接受。李克强选择的,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李克强的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现实中,中南海推动大城市接纳农民工完全推不动。所谓的户籍改革,遭到了各大城市的有效抵制;而与此同时,内地农民逃离农村的大潮,却越来越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治理危机正在迅速升级。北京市政府在中南海的强令下,被迫迁往燕郊,就是这个治理危机升级的结果。

那么,李克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我以为这个思路的方向是对头的,但目前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地和农村治理早已恶质化、黑社会化。大批内地农村人口逃离家乡涌入大城市,并非完全是因为城市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是因为家乡已经“沦陷”,没有公义,甚至没有基本的人身安全。对那些在家乡没有权势的人来讲,同样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法治,自然会选择到大都市居住,而不会选择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小城镇居住,因为大都市还要维持一定的文明底线。李克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根本没有面对内地的治理危机。

习近平的贵州考察,完全没有为化解内地乡村的治理危机提供任何新思维。他连自己主张的大学生村官,也不敢再提。他的“重要讲话”充满了陈词滥调和空话,令人十分失望。倒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个新思路,就是要协调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发展。这条新思路包含著政治性的挑战,因为鼓励地方之间的自主协调,意味著鼓励地方分权自治的倾向。这对于习近平的集权偏好和现在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都意味著颠覆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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