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周三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其主要罪名是受贿。清华大学政治学者吴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案审理避重就轻，根本无意触动中国腐败问题的制度性症结。
周永康今天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罪名是受贿罪。您刚才在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是否感到惊讶？
我有一点吃惊。这是把庞大的集团犯罪行为个人化，将其归结于私情、归结于家属收受贿赂。这实际上起到了对共产党高层的保护作用，表明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遇到了困难，很难触动到目前中共高层领导不受制约的权力。
您的意思是，周永康被判刑，反而意味着中国反腐遇到了困境？周永康案被归结于私情和家属，目的是使其他中共高层不受牵连？
对，这是一种集团的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政治决定，避免周永康案的潜在影响扩大、避免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不安感。这种私情化的处理、强调家人受贿的案件审理，是在为当前的整个统治集团开脱。这很可能意味着，反腐运动到此为止，难以往前深入了。
周永康是目前为止被判刑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您是否认为不可能有更高级别的官员被处理？
不可能。即便是周永康这个级别，案件也已经是在私情化处理，而没有触及到政治性的、或者制度性的症结。因此，当局也很难通过这种运动，来提出一个政治性的解决方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反腐运动到此为止了，它只是服从于政治斗争，告诉民众这个派系被打倒了而已。
所以说，这是政治斗争，而不是真正的法治建设？
这只是放出了一个信号。它并没有真正想改变当前的统治制度。
但是毕竟这两年的反腐力度、规模越来越大，触及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像周永康这样级别的官员能够被反腐波及，毕竟是前所未有。但您依然认为这只不过是政治派系斗争？
对。因为此案的私情化处理，表明当局无意将公众目光引向制度性的症结，无意提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制度解决方案。现在，周永康案只是纠缠于裙带关系，实在是非常可笑。这与公众对高层政治的期待及认知有着相当大的落差。这非常让人失望，让人对最高层的真正反腐决心产生怀疑。
如果要真正深入推进反腐，应该在体制方面采取怎样的措施？中国政治学界对此有没有共识？
解决腐败，有着多种不同的路径。中国内部也在进行广泛讨论。特别是所谓以顶层设计为中心的方案。但是在我看来，最终方案必须从党的改造入手，而这不能只是停留在所谓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方面。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还有人现在提出“开放性的一党制”，在最高决策层人选上引入“有限的竞争”。这实际上是要向“红二代”、“红色贵族”开放路径。但即便是这种妥协方案，我也认为不可能。
除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党”和“国家”分离开来，往国家化方向走，把“国家”做大，把“党”做小一点，或许还能有解决腐败问题的希望。这在目前的体制下也能够作到，不需要触及更为庞大的民主化进程。
但是，国家化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它会导致政党变成更为集权的高度个人化政党，甚至还不如当前的集体化领导的共产党。这也许是中国高层内部一种秘而不宣的政治解决方案。我认为它的危险性也更大：“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要么是往纳粹模式走，要么是往普京模式走。
那么在您看来，真正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案应该是怎样的？
真正的长远解决出路，需要开放整个政党制度，也需要全面开放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全面开放才是将来中国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