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海滩上废弃的船，海峡对面就是大陆。
采访缘起：2002年8月下旬，我80高龄的老父因肺癌晚期住进了成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11楼，直到驾鹤西逝，前后一个半月，我尽孝榻旁，饱尝生离死别之痛。
75岁的于东山就住父亲的病房隔壁，且与父亲的体形（偏胖）、某些习惯（收听美国之音）、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相似，在三天两头死人的这层癌症楼里，我与他几乎日日相见，成为短暂的忘年交。
因此有了9月13号和17号的访谈，再以后，老人家的病征也和我父一样，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如果说，这篇从文字上加工了不少的东西能算他的人生遗嘱，那其中细节方面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父亲逝于2002年10月7日凌晨，于老先生在7天后相随而去。当时我正忙于料理家丧之头七，所以不知他的遗容是否安祥——但我焚烧纸钱时也想着他，并祈祷这个被不同的时代所误伤的灵魂安息。（以下，于：于东山；威：老威。）
于：老威先生，我有话对你讲。
威：直呼其名吧，老伯您千万别客气。
于：我没有客气的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个通宵，打了三针杜冷丁，痛啊，你没得癌，不晓得这种滋味！白天要好过些，所以叫你来，想讲讲自己的经历，否则……我看了你送的《底层访谈录》，很不错，只是不明白，别人怎么会把这么多属于隐私的东西告诉你？
威：我在江湖上厮混得太久，太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家的种种经历也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现在，我望着你的眼睛，内心有一种震颤，因为我父亲就在隔壁，我守了他一两个月，您们是同代人，目前又在相似的处境中……
于：上午我去拜访你父亲，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威：一个星期前，他还对我说，要把这辈子的主要事情大致理一下，或者他讲，我记。当时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不及了！当他睁圆双眼，直楞楞地盯住我，我就把耳朵贴上去；他的喉管咕隆了半晌，那种声音，很深很含混，我辨识不了，他的手就下意识地拍床……所以，老人家您千万别对我客气，生死大关，俗套的安慰话我说不出口，但是，在这层楼里，您只认得我这么个写字的人，天意乎？而我父亲此时这种状态，也是天意乎？
于：你会怀疑我的话吗？
威：也许会，但我会尽量完整地记录您的意思。
于：我今年75岁，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为了自由，我把自己弄成了肺癌……
威：什么？
于：我的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想到啊。在大墙内，自由和女人都让人疯狂，为了得到这两样，逃跑，自残，要么就变态，就变老，成为废人，总之，你得选择。当然，大多数犯人不会选择，关几十年，重新做人吧，注定要被社会淘汰。我不行，就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威：请您从头讲起。
于：1947年，国共开始内战，地方上征兵征税，按战时三丁抽一的政策，我们家刚好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娶了亲，有了儿女牵挂，不便上前线打仗；只有老三我，刚满20岁，就被拉到乡里凑了壮丁的数。那一年秋天，光我们于家坪一个乡，就招募了21个壮丁，由保长、乡长和三青团乡党部的人领着，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彭山县城集中。父亲、大哥、二哥都陪着送行，一长串壮丁家属队伍，上百人，一直送到募兵处，已是傍晚了。各乡送来的壮丁好几百，热闹非凡。
第二天，领了二尺半军服和两个银元，我就趁着告别，把银元揣进父亲口袋，因为从此吃公家粮，花不着钱。这就是我和亲人的最后一见，周围爹啊娘啊的震天响，父亲和哥哥们也扯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舍不得的样子。而我呢，血气方刚，胸前戴朵大红花，一心要报效国家，奔个好前程。
一声哨子响，新兵们就列队上敞蓬汽车，沿着颠簸的公路离乡去了成都，现在一小时的路程，那时要折腾一整天。进了成都，有路灯了，大伙还挺好奇地东张西望——这是我头次看见电灯，彭山县城没电灯，路灯都是灌煤油的风灯，天黑尽了才撑个长竿子往上挂，一条几十米长的街，只挂十来盏玻璃风灯。
我们在成都北较场（现在的成都军区后门）的中央军新兵训练队进行训练，出操、打枪、拼刺刀、投弹，每天早晚还要升降青天白日旗，背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唱“三民主义我党所崇”，那阵式，也跟新社会升降五星红旗，唱《国歌》差不多。
三个月后上前线，坐火车出汉中，编入新2军第4师381团2营3连，这是宋希濂的部队。后来又过了黄河，与解放军打运动仗，每天都跑路。
记得第一次与解放军打阵地战是在陕北榆林，我闭着眼睛放枪，待我睁眼时，左右两边的同乡都一脸鲜血歪倒了。共产党呆的地方又穷又荒凉，解放军士气高，会打仗，虽然武器落后，但枪法准，在战壕里不小心脑袋冒高了，就要吃子弹；而国军派系多，壮丁抓了一批又一批，草草训练，就上前线充数，所以经不起打。新兵怕死，一门心思开小差，我也不例外，结果于1948年底在徐州外围的永城地区的一次遭遇战中躺下装死，被解放军三野12兵团28军84师俘虏。
解放军很宽大，开罢忆苦思甜，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后，师首长讲话宣布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就遣散，发放路费回家。我前思后想，就投诚当了解放军，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国统区，回去没好日子过，再说种田也没意思。
1949年5月的渡江战役后，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三野奉命进军东南，负责解放福建的是第12兵团，司令员为著名战将叶飞。大概9月份，除了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境内的国军主力都垮了，省主席汤恩伯逃到了台湾，接着厦门失守。
我所在的28军84师接到兵团下达的攻打金门的命令：“肃清沿海残敌，建立尔后解放台湾的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以及金门守敌防御部署混乱之时，以28军第84加强师为主，29军85师配合，即日发起对金门的攻击。”当时全军上下很乐观，因为厦门岛大兵重，厦门都拿下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金门肯定弹指可下。我还以为打完这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和许多以前连海都没见过的“解放战士”一样，向党表决心，一定不怕牺牲，争取立功赎罪。
1949年10月24日晚上，解放军的244、251、253三个团，8700多人，加上船工350多人，乘紧急征用的各式渔船，从大山登岛、厦门、澳头东北海湾出发，渡海攻金门。午夜三点多钟登上北岸海滩，因地雷爆炸，国共两军开始激烈交火。
此后，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在国军兵力5倍于我的劣势下，解放军困兽犹斗，终致全军覆灭，三个整团加第二梯队增援的246团，1万多人，无一生还。
27日上午10点左右，金门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阵亡5000多人，被俘5000多人，剩余的残兵败将，由古宁头突围，转移至岛东南山区。我们3营2连1班，就剩我和副班长刘永禄，汇合251团其他残余，共47人，在团政委田志春的带领下，东躲西藏了半个月。
无奈金门岛太窄小，几万国军从滩头到山区，从民房到山洞，象篦虱子一般，一寸一寸，反反复复地梳。我们弹尽粮绝，军装碎成些布片，披挂在身上，犹如野人，连下身都暴露着。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我只伤了胳膊，饿得不行了，就趁下半夜，从岩洞里跑出来，到几百米外的农田掏番薯吃。等不及抹泥，就边回跑边朝嘴里塞，探照灯隔五分钟来回扫一次，动作慢了，子弹就风一样刮过来，把人打成蜂窝。
为了偷番薯，牺牲了6名战友，岛上的居民都是渔民和华侨，除了“共产共妻”，对解放军没啥了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告密，还主动带兵来搜人。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番薯地拉了铁丝网，不敢去了。重伤员全部活活拖死，而我们也半死不活。水源卡断了，国军就在山洞上头筑工事，扎营，明明晓得我们在脚下，故意不打扰，看你扛到啥时候。我们都渴恍惚了，喝自己的尿，后来尿比海水还咸还涩，奇臭无比强咽下去，喉管更干更疼更辣，犹如吞火。
终于，团政委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然后对大伙宣布出洞缴械求生。大伙互相抱着干嚎，人都消耗得跟鬼一样，还不理解团政委的命令，认为有损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2连刘排长是陕甘宁老区来的兵，打惯了胜仗，很倔，他跳起来用枪托砸政委，还连骂：“叛徒！”政委一脚踹翻他，含着热泪，也不解释，就头一个摇着栓白布条的树枝钻出岩洞。我们跟在后面，一长串，20多人，洞里还留着十几具战友的尸体，已有臭味了。
投降以后，国军允许我们先埋葬战友，我们在里圈，他们围了好几层，下葬时，国军还一齐朝天鸣枪三次，表示敬意。我曾目睹251团刘天祥团长阵亡的情景，当时他正与28军前敌指挥部通话。掩体已塌了，话务员倒在一边，刘团长一手搂电台，一手握话机趴在瓦砾里叫：“报告首长，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有二话说！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话没落音，敌阵地就射来一堆炮弹，前后左右地开花，刘团长一下子飞起来，他原来趴的地方炸出磨盘大的一个深坑。一瞬间，警卫班全报销了，没有全尸，我钻进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金门的几千战俘押回台湾，又从基隆港转乘闷罐火车，运至台东，入战俘营。稍后又转到对岸著名的火烧岛，开荒，筑监狱，兼学文化和政治，进行反共洗脑。几年里，那儿陆续进来许多共军战俘，有朝鲜战场的，有沿海各岛的，1952年，国军突袭南日岛，一次就抓回上千名共军俘虏。
威：国共两军没有交换过俘虏吗？
于：据说朝鲜战场交换过，可我们当时完全与外界隔绝，除了《中央日报》和蒋总统训示，啥也不晓得。大约关了6个月，训导处主任找我谈话，他们根据我提供的个人情况和部队番号，确认了我的原国军下士身份，准备开释。×主任试探性地问：愿意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么？我干脆回答：不愿意，因为共产党饶不了我。后来知道，不仅我，连众多正宗的共军俘虏也害怕回去——在红色中国，俘虏是叛徒的同义词。
威：你又改换门庭了？
于：那时我才20多岁。再次“新生”后，又编入17师49团六零炮连服役，一年后，送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接受预备军官训练，每月剃一次光头。由于在射击、肉搏训练中的出色表现，改制后的调查局到学校物色人选时，看中了我。
在局属台北站工作了5年，转调国防部特别军事情报室，军衔为上尉——这一时期，我算春风得意了，讨了老婆，她姓佘，祖籍河南新乡，49年随父母迁台，在新竹做水果生意。我们经人介绍，按传统习俗，三媒六证。我们育有一儿一女。50年代，光复大陆是国策，蒋总统经常发布训示，勉励全军将士“勿忘国耻”。
朝鲜战争之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海陆空配合的模拟登陆战。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台湾报纸都尽情渲染；三年大饥荒时期，更是天天有逃荒要饭，饿俘遍野的记实报道和巨幅图片，惨不忍睹。勘乱之际，宣传声势一边倒，连我老婆以及街坊邻里都相信“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中共政权人吃人”。我至今还记得1960年×月×日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与其饿死，不如造反——大陆民众的心声。”
1963年元旦，蒋总统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国军军政战士的团拜典礼，1月5日，又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主编迈克尔的采访，他说：“反攻战争是革命战争，就数字上说，共匪军队的人数诚然较多，然而我军有旺盛的士气，有充足的武器用于出击登陆。”蒋总统还说：“大陆民众渴盼着革命军队回来摧毁灭绝人性的共产制度。”
威：在上一辈人的回忆中，63年的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此前还有较大规模的中印边界战争），为配合国际大气候，国内风向再次左转，大搞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我访问过一位盗窃犯，叫杨继年，11岁被判刑，坐了34年牢。1963年，他因《反标罪》被加刑，起诉书里的罪证是：“坚持反动立场，于63年6月蒋匪窜犯大陆时，三次书写反动词句……‘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资料证明，城乡都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监管。著名右派流沙河先生认为，当中共内部的狗咬狗因相持不下而趋于白热化时，老毛的惯用伎俩就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于：啥意思？
威：59—62年，国内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天灾是人祸，更确切的说，是老毛想当然的“共产试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铁案——在党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老毛言不由衷地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引咎放权，由较务实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纠正政治和经济中的“失误”，宣告共产风破产。62年底，因政策调整，粮食丰收，饥荒得以遏制，刘少奇的威信借此提高，最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与老毛平起平坐，连标准像也在百姓家中并肩而挂了——这是老毛不能容忍的。为了防止刘少奇等人借“几千万饿俘该谁负责”逼官，维护其绝对的权力垄断，就“金蝉脱壳”，借台海局势突围。应该说，蒋总统帮了毛主席的大忙，使他赢得喘息之机，并把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进行到底，直至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对头一个个置于死地。
于：掰指头一算，整个63年“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有十来路，每路六、七或十几个人，全部加起来不足百把人，一个连的兵力都不到，“光复”个屁，开国际玩笑嘛。
威：这百把名特务是老毛的救命稻草，是“蒋匪全面进犯”的铁证，你说国共两党合作得默契么？
于：1963年6月×日，我被编入“反共救国军第××支队”，抵达大金门，然后由军舰送至福建漳蒲境内，转驾汽艇，一行十几个人，在支队长××的率领下，从将军澳（地名）登陆。我们携着电台和武器，准备按上峰指令深入到福建武夷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没想到，上岸不过40多分钟，就被民兵发现包围了。随着三颗信号弹射上夜空，周围的海滩和礁石突然长满了人，一齐吼：“缴枪不杀！”我们惊呆了，忙背靠背地端起枪，做出抵抗的架式。子弹嗖嗖地飞过来，有两个弟兄倒下了。可我们面对这密密匝匝的人，不晓得该咋还击。终于，支队长带头扔枪，高举双手走到明处。数不清的手电乱晃，马灯更象八卦阵，从远处渐渐游拢来。支队长高喊：“我们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一幅吓坏了的嘴脸，其他弟兄也跟着叫：“投诚！投诚！”我这是第三次当俘虏，要镇定些，双手投降时心里还在想：该咋交待？要不要把三次被俘的经历全坦白？
威：您真够倒霉的。
于：这叫身不由己。回来才知道，国民党的宣传也同共产党一样，只强调“形势大好”，结果正好相反，老百姓并没有在水深火热之中夹道迎解放，反而杀声震天。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太可怕，无怨无仇的，渔村里一听说抓特务，男女老少全出动，有枪拿枪，没枪就提鱼叉和棍子。我们十几个弟兄，一半是当地人，有两个还是49年抓过海的壮丁，很快被辨认出来。于是渔民们冲我们拳打脚踢，还扔石块，婆娘也上阵，撕衣服抓脸。
弟兄们边躲边用闽南语叫：“我们是苦出身啦！是蒋匪帮抓去的啦！”大伙回骂：“渔霸、土匪、地主、爪牙！没一个好东西！”弟兄们又辩解：“不是事实啦，我是张叫化的儿子，在村里吃了五年的百家饭啦。”大伙气愤说：“还嘴硬充好人？揍这个美蒋特务！”幸好有边防军出面阻止，我们才没变成肉酱。临出发前，台湾特别军情室还认为当地人熟悉闽南话和地形、民情，容易长期潜伏于民众之中；可落网后，大陆的报纸却说：“当年的渔霸和匪徒，被他们的主子送回来投案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威：后来呢？
于：我们都被当作“美蒋派遣特务”判了刑。由于我的情况特别，就与其他同案犯分开关押，单独审讯了6个月，重判15年，被转到内地，在四川省达县专区的××监狱服刑。有关部门曾找我谈话，令我不准泄露解放军战俘的那段经历，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所以在狱中我只能装聋作哑地苦熬。1978年6月，我本该刑满释放，狱方却接到上级指示，将我强留下来，在狱内当工人，这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并永不减刑。我与劳改犯唯一的区别就是每月领取26元人民币的工资。
威：工人与犯人还是有区别吧？
于：监狱分内外圈，有三道岗哨，还不算巡逻哨，其它留场工人有《出入证》，通行无阻，并可以利用这点特权替犯人买书、买熟食品，偶尔还捎封信，赚不少外快；而我的名分虽为工人，但仍住在监区内，没任何自由。我气疯了，就吞钉子自杀，狱方还算人道，马上弄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开刀取出钉子。政委亲自到病房来探望，他说：于东山，你在劳改期间，踏实肯干，不多言多语，监狱上下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就我个人来讲，巴不得尽早放你回社会，自食其力，但是上级有安排，我们只能服从。我说：我没有在任何场面谈论自己的过去，今后也不会，请政府放心。他说：我很放心。我说：过去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太冤了。政委瞪了我一眼，想批评我，又不忍心，就说：想开些，退后一步自然宽，说不定留监比回社会还好些，在这儿，只要好好工作，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就没人敢歧视你，结婚生子，养老送终，我们都会管到底；而在社会上，劳改身份就低人一等，难哪。
威：这官僚挺会做思想工作。
于：这是人家的基本功，天天都练着。所以，话到这份上，我只有死心了。政委给一大队打招呼，我就从集体监房里搬出来，单独住楼梯下面的小屋，有五个平方米，进门得低头弓腰。大队卫生员刑满，我就接任，这就算政委恩赐的特权了——在狱内，这非同小可，我有单独的卧室，周围有两个破药柜，我平时不用上班，只在犯人去车间改造时，才检查监舍的卫生，被子叠得要棱角分明，我随身带卷尺，拉一拉，看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床底有杂物要扣分，门框有灰也要扣分——天天如此，这活儿我一干又是20年。除此之外，就是给头疼脑热的犯人发药，领他们去监狱医院看病。日子久了，分队长的权利下放，我甚至能批一天以内的病假。
威：您已经适应了做个模范囚徒？
于：都认为是这样，一般犯人惹不起我，因为我通了天，能直接找政委汇报工作情况。我整天绷着脸，象只老耗子，已习惯了在阴暗、潮湿的楼梯底活动，我的腰一天比一天塌。但我死心了么？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一个人能这样死心么？我有妻子，有儿女，有生之年，难道就象梦一样，永无相见之日？不，我等待着，盼望着邓小平的政策能放得更开，两岸尽早三通。我养成贴剪报的习惯，近20年，我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俗分类，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上，每天剪贴些文字，一年做一本，20年20本，这可是一笔财富。如果有一天牢门为我而开，凭它我就能糊口。
威：是么？
于：我99年初出狱，直到得病前，都同时向全国30多家文摘杂志投稿，每个月要寄几十份。由于资料丰富，命中率极高，除开日常开支，我三年存了7万元钱的稿费。
威：您太有远见了。
于：20年，加上原判15年，我迎送了多少批犯人，可自己却没有动静。我见识过几代反革命分子，哥老会，会道门，文革造反派，破坏计划生育的农民，还有89年64进来的学生和教师。我不和他们往来，在背后，犯人都把我叫“特务”。我甚至有了一个收音机，夜深人静时可以收短波，偶尔，能听到美国之音。
犯人成分很复杂，收听敌台的事很快就传到政府耳朵里，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回答：“我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不是劳改犯。”指导员惊讶得眼睛瞪大了，追问说：“你咋不是劳改犯？”真叫人哭笑不得，新来的指导员竟忘了我的身份！还开玩笑说：“于老头，你不愧为特务嘛。”后来真正的特务叫我撞上了，一个案子五个被告，首犯关在我隔壁，叫周××，潜伏在重庆20多年，三年前通过收音机短波与台湾取得联系，领受任务和经费，发展了四个特务成员，代号叫“沙漠变绿洲计划”。据说他们在八九学潮当中，曾四处散发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单，被游行反腐败的学生拾起来，马上报告了公安局。
威：政府方面一直没开释您的意思？
于：我被遗忘在牢里，监狱的领导已换了几届，每一届都没接到有关我的指示。绝望之中，我只能孤注一掷。9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躺在被窝里，象往常一样瞪着楼梯底想心事，渐渐，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老鼠的吱吱惨叫。我爬起身，从药柜下面拉出鼠夹，那小东西的肚皮已被压开膛了，可还龇牙咧嘴地乱动。
我把它放在小桌上，慢慢欣赏，心里突然觉得开了锅：坐了一辈子牢，逆来顺受的，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人还不如老鼠！它都知道折腾，宁死也不守规矩，我70岁的老头，风烛残年，有啥怕的？太窝囊了！太窝囊了！我不停地咒骂自己，比老鼠惨一百倍。
老鼠挣扎了几分钟就死了。我没有摘下它吃肉，而是拽下一条后腿，鬼使神差地找出一把小刀，仔细地剥皮。光光的耗子腿，半透明的肉，我咽了几口唾沫，就将它丢在酒精里浸泡。接着，我把刀子消了毒，点燃酒精灯，让刀锋在上面烧。准备工作就绪，我最后一次用药棉涂抹右胸，就自己给自己开刀。没有麻药，第一刀横着戳下去，浑身疼得触电一般哆嗦。我急忙止血，稳住神，把刀尖深入上下搅，扩大刀口。最后为了结束剧痛，一不做二不休，我猛拉了几下，感觉到胸皮和肌肉分离了。我扔下刀，在冷汗淋漓中夹出耗子腿，切下脚爪，把豆瓣大的一块精肉朝伤口里塞，我用棉签充填了约五分钟，眼前一片浓雾，看不清，也忘了自己在干啥。缝合伤口就没咋痛了，已经麻木了，耳朵里一片呱呱的青蛙叫，我缝了五针，然后包扎止血。
我吃了十来天消炎药，自己拆了线，又涂了一段时间的疤痕灵，窄窄的伤痕就变得很淡。但耗子腿在肉里隐隐作痛，折腾得我整天整夜睡不着。白天提不起精神，脸色蜡黄，这正好装病。我在警察跟前缩着脖子，拼命地咳嗽，喉咙不痒也咳，到后来，气管拉破了，口水里带血丝，严重时，就是血砣，这是肺癌的显著征兆——如此硬撑了三个月，终于，我感冒了，低烧长久不退——这是肺癌的征兆之二。我天天观察右胸的伤口，直到确认凭肉眼看不出什么，才老谋深算地报告政府，要求到监狱医院体检。这一去，命运改变了。
威：我听过许多犯人自残的事，例如挑手筋、吞烧碱，还有长期每天吞服少量砒霜，直到脱发烂肉，显出麻疯病的特征。但最终，还是被识破，因为狱警见多识广。您居然能瞒过去，算是奇闻吧。
于：我不吭不哼地忍了30多年，把监狱当家，警察早麻痹了。狱内的CT机太旧，清晰度差，院长和狱政科长就亲自带我到重庆一家大的医院复查。等了20多分钟，医生从机房露头，盯我一眼，然后把院长叫进去——我心理有数，片肯定出来了，右胸肺显示出肿瘤阴影——只是医生做梦都没想到，那叠在肺上的阴影是鼠腿！很快，我被当作癌症晚期病人释放了，监狱发给我2000元钱，并与有关方面联系，将我安置回彭山老家。
父母和两位哥哥已去世，侄儿侄女根本不认识我，于家坪呆不住，我就乘车到成都，先租房安顿下来。我按30多年前的地址，先给台湾的家人写信，虽然那边变化大，很渺茫，也得试一试。接着我就开始搜集全国的文摘报刊和开有文摘专栏的杂志，真是多如牛毛，较有名的也有30多家。分门别类的投稿生涯从此进行到我生病住院前。
威：您的耗子肿瘤取出来了？
于：出狱没几天，我就趁夜到一家小医院开刀取瘤，一路鬼鬼祟祟，生怕有人跟踪。鼠肉在里面已成溃疡，打了麻药，一刀下去，一股很臭的黄脓就喷了出来。医生小心翼翼用镊子捡出鼠肉渣，还又刮又清又消毒，忙活了两个钟头，胸上被刨出一个核桃大的洞。人老了，免疫能力下降，伤口愈合了两三个月，我心里却去了一块大石头，以为苦了一辈子，老天爷有眼，让我得个善终。家人没回信，可能是地址已变了，或者老婆已改嫁？于是我又按查找来的地址，给《中国时报》等几家台湾报纸寄过《寻亲启事》，后果咋样不晓得，就当“老夫聊发少年狂”。
威：我真替您高兴啊！
于：当头一盆冷水，不，一盆血！一个月前，我查出了肺癌，就在右胸，在我塞耗子腿的原地，CT照出有肿瘤阴影，胡豆大。可过了十几天，再照，胡豆就长成了胡桃！这次取不出来了，扩散得太快，连淋巴结支气管都出现了葡萄串。昨天刚抽了腹水，医生晓得我开过刀，却不晓得为啥开刀，留下这么宽的感染区域。没料到鼠肉这么毒，会一滴滴地渗透进内脏，变成瘤子。
威：如果晓得鼠肉最终会引出这种后果，您还会干么？
于：我不后悔，烂在监狱，活一百岁也冤，毕竟我自由了三年多。最近，我到底盼来了台湾家人的回信，是我儿子。我老伴已去世多年，儿女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能撑到见面那一刻算运气，不见面也没啥，免得给后代心里留下阴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