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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关键词(9-11)

杀人通告

绛帐镇派出所门前有一个通告栏,里面定期张贴判决书。被定罪的有流氓犯、盗窃犯、杀人放火犯,还有一种现行反革命犯。

在所有的通告文字里,“猥亵”一词特别令人费解。老师没有教过这两个字,当时也没有新华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可查,愈不解就愈想弄明白。琢磨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隐约觉得是用手干坏事,但不能确认。请教高年级同学,人家解释说,大概就是未经对方许可便对异性上下其手的意思。做那么无聊的事情,就要在监牢里度过十几年?这个词从此印在脑海里。

判决书用大号黑体字印刷,每个枪决犯的名字上打了一个猩红的叉,远远看过去便觉害怕:一个人就这样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他的亲人也从此抬不起头来。

虱子和敌敌畏

那时候,虱子和跳蚤格外多,叮咬得人整天不得安宁。

睡土炕,不洗澡,恐怕都是其滋生的原因。

农家大都买不起肥皂、洗衣粉,家有皂角树的,还可以用皂角洗衣服。为了解除痛苦,人们不约而同使用了农药。敌敌畏,杀虫特效药,曾用名有:铁卫、捆杀、正击、猛赛、砸蚜、胜屠、摧虫、诛掉、查除、势除、令斩、歼蚜特、百扑灭、好家伙、真可怕、烟熏虫灭等等,这些名字透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它唯一迷惑人的地方是,芳香的气味。喝下去,几十分钟便可夺人性命;皮肤接触,也可在短时间内致人中毒,甚至死亡。主妇们在清水中注入敌敌畏,害虫们立马毙命了,她们反复漂洗衣服,再加上太阳曝晒,以为如此便可清理掉毒性,殊不知这干净的衣服却要人的命。

经常有人半夜三更发作,呼哧呼哧抬到公社卫生院,有的已经不行了,奋力救过来的,也落下了可怕的后遗症。

我母亲似乎也用敌敌畏洗过衣服,但好像剂量特别小,就没有出现什么后果。

“你再不如何如何,我就去喝敌敌畏!”很多时候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十里八乡,常常有人因口角而寻死,一瓶敌敌畏喝下去,她倒是很快就解脱了,但却把无尽的悲哀留给了家人。

鲁迅与禁书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扶风县绛帐镇新华书店摆放了鲁迅的小册子,白皮黑字,封面印有刚毅的鲁迅头像。书名非常怪异,比如《二心集》《而已集》《热风》《坟》等等,叫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有点瘆人,但还是忍不住买了几本。无论如何,总算在马恩列斯毛和农业科技之外,有了别样的气息。还是少年的我,那时根本弄不清楚鲁迅和毛泽东的关系,约略能嗅出一丝其间的联系:不好好说话,总是话里藏话,虽不大读得懂,却也能体会那股恶毒的快感。

那时,印象深的还有一本《十万个为什么》。躺在绛中村外祖父家的窑洞里,我随便翻览,一系列地质知识令人着迷: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真正读进去的是《林海雪原》。解放军智斗土匪的传奇,让我有神奇之感。平淡的生活,没有多大波澜,远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所发生的故事,打开了少年的好奇心,那样的人生何其精彩。唯一的疑问是,坏人为何总是那么愚蠢,而解放者的胜利尽在掌控中?其实,最吸引我的是少剑波和白茹的感情历程。纯洁、羞涩、美好的爱情,在残酷的战斗间隙徐徐展开,淡淡几笔,却因想象而生出无穷的意味。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下,缩在炕头的少年心中骤然升起了异样的情愫,他想去爱一个人,也享受被人爱的喜悦……那恐怕就是情窦初开。

那本书没有封皮,也没有封底,我看到的也不是故事的结束。但我也就非常满足了,一个馍换来一个夜晚的快乐,并且这快乐还将伴随很长一段时日。文学,唤醒了一个少年沉睡的心灵。也就从那一刻起,我梦想成为一个作家。

天主教堂

班上突然来了一个女生,身材高挑,脸盘儿好看,波光柔媚。几个男生没来由地兴奋起来。母亲过世,姐姐嫁给高家村,她转校跟读。

第二天,一个消息传开了:她家信天主教。大家似乎被电击了一般,浑身不自在。

去绛帐镇,必过双庙周家。走在郭管村西边的天绛公路上,远远便可看见一座教堂。建筑怪模怪样,在清一色土墙灰瓦的村舍映衬下,那栋建筑物格外别扭:尖顶刺向天空,窗格子式的十字架,上面还挂了光身子的一个男人的塑像……这一切都令人生出强烈的异端感。

关中农村若说有宗教,那就是老婆子们信的佛教。叩拜,上香,在那个时代都是封建迷信,与社会主义理想格格不入。在我们心里,神、鬼都是邪恶的东西,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天主教,“天主”二字让人不舒服,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为我们做主,除此之外,那些“主”都是骗人的。

这样一个天主教女生,自然成了异类。老师待她不冷不热,同学们心照不宣地与其隔绝,不跟她说话,不看她,几天后,她便感到了孤独,常常独自垂泪。

再看她,只觉妖媚、诡异,身上散发的那种胰子香也怪怪的。

后来,她休学了。班里随即安静下来。

村里人说,信“天主”的人都很抱团,亲如一家。说他们愿意拿出钱财侍奉自己的“上帝”。

每当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母亲嘴里便会冒出一句:老天,老天爷。现在想想,那或许就是她的“上帝”。七十年代中期,常年患病的母亲被人说动,扮演巫婆的角色,在新屋东房侍奉“三肖”,白天上班挣工分,晚上在家为人治病。那时候,太阳甫落山,就有人悄悄潜入院子。母亲净手,焚香,烧纸,随之涕泪横流,嘴里念念有词,声调完全是陌生的,几个字一顿,朗朗上口,立时生出一个庄严神秘的气场来。我听不懂其中的意思,只觉得好玩。心里隐隐担心,这不是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吗?会不会被官方追究呢?有时,她也夜里步行数里,为人看病。按照老巫婆的说法,只有持续为他人看病,病情才会见好。尽管辛苦,她的身体却渐渐好了,脱去了常年的萎靡、颓丧。

多少年后母亲回忆说,那时身不由己,一到晚上就特别精神。

挖地洞

中苏交恶之后,绛帐镇火车站外墙上出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之类的标语。我看不懂这些字句的意思,只觉得好像要打仗了。

村里有人说,美国人腿再长,也一时半会儿够不着咱关中。苏联坦克一路下来,几天就能从蒙古蹿到西安。有高人纠正道:导弹、原子弹都长着眼睛呢,几千里地飞过来,跑都没处跑。听人们这么嚷嚷,我既好奇又害怕。有时,我和小伙伴在地里拔草,不由自主地往西北看去,老觉得会有苏联坦克从那里冒出来。远处横了一列沉稳的山脉,貌似严丝合缝。长大后知道那正是封神演义故事的发生地。

学校动起来了。从县里来了一个专家模样的,架起测绘仪,比划了几下,便决定在教师宿舍和教室之间的空地上挖洞。

青壮教师轮流上阵。他们先挖出一个下斜的巷道,一撅头一撅头地刨土,装进筐里,两人抬上去。推进到几十米后,用绳子拖曳土筐。湿土在校园里堆成了小丘,秋天长出无数杂草。

也不知道过来多久,防空洞修好了。我们进去体验了一下,湿乎乎,有点憋气,就赶紧跑出来了。

黑脸校长说,公社一拉警报,大家就往洞里跑,飞机、原子弹都找不到你们。

防空洞从未用过。后来坍塌了,学校又雇人填平夯实。

过年

那时候,一年特别难捱,大人、小孩都盼过年。

大人想歇歇、喘口气,小孩想放炮、有糖吃。

雪说下就下,一觉起来,白雪覆盖了原野。把脚使劲儿踩下去,听着“嚓嚓嚓嚓”的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仰望灰色的天空,心想:如果能有一颗糖,该有多幸福啊。

十一

大炼钢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唯意志论者毛泽东以“赶英超美”为号召,发起了生产“大跃进”运动,举国为之疯狂。当局把钢铁产量作为竞赛的最高指标,制定了一个钢铁产量翻番计划,即一九五八年要达到1070万吨,一场全民“大炼钢铁”闹剧在神州上演。

在关中平原“大炼钢铁”运动中,渭河滩上活跃着被新政权驱使来的男女农民。他们抡起头、铁锨,寻找铁砂……将挖到的铁砂放到簸箕里,浸入流动的河水中来回摇动,砂子顺水飘走,留下一把黑宝贝。红旗飞舞,喇叭喧天。运气好时,一个人一天有几十斤的收获,背运时颗粒无收。折腾了数月,渭河被无数双热情的手翻了个遍,好似一位重度白癜风病患者,令人不忍注目。

继父参加了当年的运动,他说,早上从北岸罗家村坐船过河,到南岸淘沙,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才收工,晚上借住在村民家中。一天只吃两顿饭。入冬后,河水刺骨,落下了病根,老了以后,双腿膝盖疼痛难忍,现如今每日靠敷中草药解痛。

将上百斤铁矿砂悉数交给当局后,继父又被征召到宝鸡峡水利工程突击队。

采砂不能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基层干部就想别的办法。农民家里带铁的碎东西一一被强行收走,甚至连秤砣都不放过。干部还带民兵抢铁锅上缴,五泉乡队干部带人抢走了高家村一户社员家的铁锅,砸碎后上交充数。这个行为的后果是,当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大食堂解散后,好多人家无法做饭。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当局宣布提前十二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宣称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但合格钢仅为800万吨。

“大炼钢铁”造成灾难性后果:农业荒废,工业畸形,人心涣散;更可怕的是,严重破坏了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饥饿和逃荒

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夺走了农民必要的口粮和余粮,使其失去生活自主性,沦为工业化建设的牺牲品。“除四害”、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及执政者的瞎指挥等,造成粮食大面积歉收。自上而下的虚夸、欺瞒,彻底恶化了农民的生存条件,终于在新政权掌权九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年酿成空前的大饥荒(1958—1961):三千多万人活活饿死。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在官方教科书里以“三年自然灾害”之名轻松带过,近年因杨继绳先生的巨著《墓碑》,执政者的罪恶方昭著于世。

在富饶的关中平原,吃不饱肚子的人们纷纷逃往西部。一九六一年,十九岁养继父,揣着借来的二十块钱,和同村一名青年踏上西行之路。

逃荒者日众,当局用出行管制阻止人们外出。由于绛帐车站不卖开往西宁、乌鲁木齐方向的车票,他们只好步行十多公里,到常兴火车站,那儿同样拒绝售票。继父咬牙掏出一个锅盔贿赂售票员,才买到了去西宁的车票。

车厢里挤满了逃荒的年轻人。他们手提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洋瓷缸,身背干粮袋,一脸张皇。高家村有人在青海当工人,能吃饱饭,回家还带回上百块钱。这对继父产生了巨大诱惑。站了十几个小时,他们到了目的地。青海省公安厅招工,他们被编入垦荒大队,四五十人就这样被拉到五十公里外的湟源县。

出门是为了有口饭吃,却想不到还要忍饥挨饿。开荒,放牛,背粪,白天干十几个钟头,到晚上饥饿袭来。半夜三更,他悄悄爬起来,在深山里寻找食物。遗漏的马牙蚕豆是他最主要的猎物。月黑风高,鬼哭狼嚎,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匍匐在山里,吞食偷来的植物果实和根茎。

几个月下来,他的身体彻底垮了,脸忽肿忽塌,得了浮肿病,只好打道回府。回到高家村,虚弱的继父交给养娘百十块拿命换来的辛苦钱。在家静养了半年,才缓过劲来。

关中平原在饥饿中。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了。玉米芯掏空了,沟渠边的野菜都拔光了,村里唯一一株老榆树的皮早被剥光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曰:“偷一石,当模范;偷一斗,红旗手;不偷不逮,饿死活该。”饥饿把人原有的做人道德彻底摧毁了。

二舅回忆说,整天就觉得饿,盘算着能吃到什么东西。他说,从甘肃逃荒来的一对年轻夫妻,歇在绛中村村口的麦场上,讨不到吃的,男的就将麦秆烧成灰,盛到碗里,加水和成糊糊,仰脖子喝下去,最终倒毙在地。村人自身难保,只能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有人用席子裹起男子埋了,将可怜的女人带回家,配给自己的儿子为妻。这个女人命大,一直活到现在。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念佛烧香,慈眉善目。

老家扶风在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里曾饱受摧残,绛帐镇双庙村人张浩文先生的长篇小说《绝秦书》以此为主题,为那场惨剧作了可贵的艺术留影。读了此书,又听了继父和二舅的讲述,我才明白父母们对粮食的那种珍惜之情。幼时,在饭桌上掰馍时,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坨不小心掉到地上,因为粘了尘土,就懒得去捡。没想到却迅疾挨了继父一个巴掌,在他威严的目光逼视下,我只好弯腰捡起来,掸掸土,委屈地咽下去。

老辈人吃饭,不论是糊汤还是玉米粥,他们都要扒拉得干干净净,终了还要用舌头转圈舔一遍。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剩饭剩菜一定要吃完。夹菜时不小心掉到桌上的,也一定要夹起来吃掉。在他们心里,不糟蹋东西才是人生的最高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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