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当时我念小学六年级。虽然文汇报显然已有倾向，但那时还是将它归为文艺思想范畴来讨论，除了许多支持姚的文章，也登载几篇反对意见的文章点缀。我家只订新民晚报，但邻居徐家订文汇报，我每隔几天总会向他们家借过时的文汇报。尽管才读小学，狼奶已被喂了不少，读了以后立即认同姚的观点。在一次作文中我借题发挥谈起此文，强调清官贪官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帮凶，清官是披着羊皮的狼，危害更大，竟得老师欣赏，在课堂上当作范文朗读，并表扬我关心国家大事。几个月后又扩大到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同样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时已不再是文艺批判，而是人人都得参与，致人死地的政治批判。不久传说邓拓自杀了，我妈和我一姨妈闲谈中说邓拓的名字就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们以前说过苏联的葛罗米科念起来像割落面孔（上海话面念米）。后来还说过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谢胡的名字也难听，听上去像喝茶夜壶（上海话谢读霞，夜读亚）。后面的话如传出去肯定可以上纲上线到“恶毒攻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革命领袖。
对我们小学生来说，标志“文革”的开始是学校里接到上面通知暂停升学考试和马路上的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暂停升学考试学生大多兴高采烈。接着学生造反的事也蔓延到小学。我校几个根正苗红，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也蠢蠢欲动，起来批判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但都被学校领导老师软硬兼施，因势利导对付过去了，没有成气候。我出身职员，不算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也不算黑几类狗崽子（黑五类，六类，不断增长）。学校组织过几次报喜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伟大领袖畅游长江、接见红卫兵，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我们跟着老师在街上转了几个圈，喊了一路口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歌曲，声嘶力竭，口干舌燥。
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的浪潮中，有人从图画中找出反动标语，有人从诗歌中看出复辟野心，有人甚至从鞋底的花纹中看出“共”或“毛”字，被踩在脚底下，恶毒用意不言自明。我们小学生也睁大眼睛去捉鬼抓特，不知从哪里传出一种练习本封面上少年宫图案有问题，内含反动恶毒意图。于是不少学生对各种图画横看倒读，捕风捉影企图找出问题。不久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也成了毒草，改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
扫四旧似乎是突然发生的。一天下午听说外面闹翻天，我们小孩都纷纷跑出去看热闹。只见一拨一拨的青年学生，有的在改街名店名，反修路，红岩路，红旗百货店，胜利饭店，或将旧店牌取下砸烂，或用红纸将新名贴上。有人提议将车辆靠右边开改为靠左边开，将交通灯绿行红停改为红行绿停。店员以至警察都唯唯诺诺，不敢说半个“不”字。更多的在检查路人的穿戴。凡皮鞋几乎一律视为尖头皮鞋，裤管小于六寸则是小裤管（那时喇叭裤尚未流行，所以大了不禁止），都是流氓阿飞的穿着。青年学生拿着尖刀尺子，个别的还手持皮带，不时在空中挥舞。丝绸皮毛呢绒或者花色鲜艳，式样时髦的衣服都属奇装异服，女的烫发男的西装，都属资产阶级的装束。一剪刀下去还算客气，如有争辩从阴阳头剥衣服到拳脚侍候。对辫子还手下留情，当然是女人的辫子，但如果头发上了油，光亮一些，身上喷的花露水还有余香，就是资产阶级的了。路上一些人裤管或头发被剪去，更多的拎着皮鞋赤着脚在匆匆赶路。被侮辱的人们不敢有半点抱怨。一个衣着时髦，细皮嫩肉的女子被剪了头发，拎着皮鞋，哭丧着脸，叫了一辆三轮车，刚上去就被拦下，又被训了一顿，说是资产阶级小姐才坐三轮车，于是她只得不穿鞋走回家。我们小孩则兴奋异常地起哄看好戏，幸灾乐祸，以他人窘迫出洋相为快乐。后来听人描述北京来的红卫兵在徐家汇把教堂里的人拉出来吊起来用铜头皮带抽打，才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小家子气的上海人还比不上天子脚下来的红卫兵，深得领袖“要武”思想真谛，心狠手辣。当然后来上海人也努力跟上，砸“联司”时大打出手，深得观战的伟大统帅赞赏。
各家各户纷纷自扫四旧。邻居家砸碎了旧唱片，烧掉了旧书旧画，供的菩萨也藏的藏，毁的毁。我家也翻箱倒柜清理。记得几本家谱，上好宣纸丝线装订，正楷誊录，上溯几十代，生卒年月，婚否妻室，功名成就。谱中儿子名字用红线连继续下去，女儿用蓝线连，其子女不再祥列。还有一本小家谱，没有如此考究，但除了我，哥哥姐姐都谱上有名。鉴于那宣纸质柔韧，就撕下一些作为包东西和其他用，其余都送往废品回收站。许多年轻人还改自己的名字，革命，红雷，反修，卫东，永红，我一表哥那年生的女儿就起名红蕾。不过一个黑几类狗崽子名字改得再好也依旧低人一等。
接下来就是抄家。我们弄堂口一间阴暗潮湿的平房里住着一位小业主，人称“寿头老板”（寿头是上海话，意即傻）。他平时吝啬节约，衣着破旧，逢人低头哈腰。他以前曾是小业主，公私合营后早已成为工人。抄家完后他被拉出来在弄堂口挨斗。我又去凑热闹。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攒动，我得踮起脚从人缝中观看，正如鲁迅先生笔下麻木冷血，凑热闹的看客。当他的儿子被拉来揭发老子窝藏金银存款，说到金条有几根，存款有几千，只听低头弯腰的寿头老板喃喃地说“勿排（念扒）呃”。（上海话，不止的）我们这些围观者都哄笑起来，当一场戏来看。曲终人散后还重复“勿排呃”当笑料来谈，毫无同情怜悯之心。回家说给我母亲听，她说寿头老板平时如此做人家（节约），现在一文不剩还要挨斗，寿得作孽，真是罪过。（宁波话“罪过”有“可怜”意，“作孽”也主要是“可怜”之意）虽有讥笑之意，更含恻隐之心。
霎时间，新旧牛鬼蛇神，旧的地富反坏右，新的反动学术权威，个个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随时随地都可被拉出来示众游斗。各种传闻也不胫而走，说江宁路上某某家抄出了五个人头，有的甚至还说血淋带滴，其实后来知道是银制人头像。（上海话，银人同音）
抄家的范围越来越大。我们邻居资本家贺家阿伯的儿子头子滑络，紧跟形势，自己先贴出一张大字报批判其父剥削工人，生活腐化，思想反动，坚决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划清界线。贺家阿伯为人忠厚老实，待人和善，即使以前是老板，他也每天起早摸黑干活，他的技术在厂里首屈一指，无人可比，但按照马列主义理论，一个资本家当然残酷剥削工人，生活腐化是他曾有小老婆，资本家岂能思想不反动，断绝关系是子女划清界线的正义之举。抄家后不久他们一家被赶到亭子间住。
我家也难逃厄运。我姐姐是一中学教师，她的学校的学生一个电话打到我父亲厂里，了解到我父亲既不是红五类，还是地主出身，而且我的舅舅还是该厂原来老板之一，就浩浩荡荡前来抄家。她们学校凡非红五类出身的教师都被抄了家。我父亲厂里得知中学生要来抄家，也组织了一队人来一起抄。于是两队人马挤满三十平方米的一间屋，有的只能站在门外楼梯口走廊里。一个女学生问我爸爸平时对我说些什么，尽管她说话的口气还很平和，我却已成惊弓之鸟，吓得不知说什么好，两腿瑟瑟发抖，脑子空白了一分多钟，才挤出一句话，“爸爸要我好好读书”。于是她马上上纲上线将此联系到走白专道路，轻视工农，讲要我划清界线等当时的大道理。翻箱倒柜的主要是那些中学生，除了马桶角角落落都翻遍了，连中风后躺在床上的祖母也被翻过身来检查。最后抄走的有：一只金戒子，不少各种小银器，一些零碎的翡翠玉石，两本银行存折，还有我一个在南京的姑婆存放在我家的好几根金条和一些金银首饰，这些都由我父亲厂来的人拿走。学生拿走的则是画报，书籍，旧钟，旧照片，刻有字的仿红木小首饰箱，绣着龙凤的绸缎被面，香烟牌子，邮票。本来他们要把我哥和我收集的所有邮票全拿走，我哥说里面有革命人物，革命题材，他们才决定挑了些拿走，像梅兰芳，古代科学家，菊花，蝴蝶等。整个抄家过程按当时标准尚属文明，没有动手打人，对躺在床上的地主祖母也没有动手。大概是因为我父亲和我姐姐在单位里都人缘尚好。我父亲单位本来并没打算来抄家。
抄家风刮过后，学生们都去斗学校里的校长，书记，区里市里的头头，接下来互相斗，自相残杀，同时又是大串联。形势也变得越来越扑朔离迷。一会儿工作组进驻学校，一会儿又撤了。造反成了褒义词，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都成了贬义词。知识是反动的，爱美是丑恶的，行善是阴险的，高贵者是愚蠢的，恐怖可以是红色的。昨天还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话和事，今天已成了革命创举。大字报大标语满天飞，各类组织多如牛毛。从彭罗陆杨到刘邓陶，中央领导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应该说是被毛抛了出来），使人眼花瞭乱。后来还有“王关戚”，“杨余傅”，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一夜之间就变成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革命群众都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慷慨激昂、咬牙切齿地揪斗各级走资派和各类反动人士。喷气式，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弯腰，下跪，挂牌，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文斗武斗的造型应有尽有。
我父亲厂里抄家过后也无后继行动，所以我家也得以安宁一段时间。我哥哥与同学步行去井冈山串联，走得筋疲力尽时，别人已玩遍锦绣河山。待他们醒悟过来扒上北去的火车，中央已三令五申停止串联。他们互换回程车票企图蒙混过关，最后在南京被截住，未能到达革命心脏北京朝圣。我姐姐他们几个老师也赶上了串联末班车，去了一次杭州。那时火车都挤得水泄不通，行李架都坐瘫了，上下都从窗口进出，被憋出了尿的人也不是个别的。个别胆大的小学生也趴火车去周游全国干革命。我没这胆量，只是经常一人或结伴上街，去看大字报、抢传单、收集红卫兵小报。发传单者往往喜欢站在高处，或从楼房的窗口里往下撒，也许是模仿电影里以前革命者的行动，还有从公共汽车里往外撒。看着人们争着去抢，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偶尔碰见街头辩论和游街示众的，依旧人声喧闹，观者如云，但我对观看斗人的兴趣已经没以前大了。碰到过几次街头大辩论，具体话题已记不清，反正是唇枪舌剑，强词夺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边祭出毛主席语录，那边也用语录还击，这叫打语录仗。个个横眉竖眼，面红耳赤，手挥红宝书，还好没有拳脚相加。一次在上海评弹团看批判斗争说书名角张鉴庭或严雪亭等人。以前在家里跟着我父亲爱在收音机里听评弹，但从未见过这些说书人。他们的检讨，吴侬软语，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听上去也象听说书一样，我被吸引住，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欣赏，而且发现好多人也和我一样在那里品味。据说斗滑稽名角姚慕双，周伯春等人时也有这种情景，不意中漏出来的“发噱”的话引起听众发笑。那时除了京戏还有几个“样板戏”撑着，其它戏剧曲艺都全军覆没，哪怕是现代革命题材，也鸡蛋里挑骨头，被批判贻尽。连弹词毛氏的“蝶恋花”也因有影射“旗手”之嫌而不唱了。有一次上体司和另一组织（交运公司的？）的为一小事（看电影？）争斗吃了亏，报复抓了对方组织的人，按在乒乓台上打屁股。接下来对方组织游行示威，挨打者撸起上衣，撅着屁股，让人看上面的道道血迹鞭痕。交运公司的大吊车还把上体司的广播喇叭给摘走了。这些是别人看到告诉我的。后来上体司在打联司时，也为张春桥王洪文立下汗马功劳。
文革初期各种红卫兵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不计其数，传单更是铺天盖地。我收集的小报和传单有足足几大纸盒。我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印像深的有描述中央黑帮的百丑图，里面有大花鼻子刘少奇坐在轿中，（他的名字里的奇字常常被横过来写成像个狗字）箩筐抬着的断腿罗瑞卿，穿着旗袍带着项链的王光美，拿着扑克的邓小平，敲锣开道的陆定一，急先锋邓拓吴晗廖沫沙。遇罗克的《出身论》读过好几遍，对那力透纸背的文字深有同感，他将出身不好的人的遭遇同美国的黑人和印度贱民种姓制度相比，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道出了每个出身不好的人的心声。那张小报我保存了很久。清华的小报登载的《智擒王光美》活龙活现地描述他们编造其女儿受伤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出来，然后逼她穿上旗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挨斗。还有一张小报上一篇文章描写北京一中学私设牢房，刑讯监禁出身不好的同学老师，打死一王姓学生和一工友。写得很恐怖，那血腥残暴至今记忆犹新，让被抓学生背毛语录，背错一字就挨打，逼他们互打耳光，地上爬，被练摔跤。出身不好的王姓学生不顾红卫兵出的黑五类子弟不准外出的禁令，外出大串联回来后被抓，被多次抛向空中而摔死。这事后来受到江青谴责，这是文革中偶尔几次江青留给我的好印象。当然她这样做并非出于正义或同情，而是把握斗争大方向之需要，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刘邓。那时对江青不满已大有人在，这不仅是因为她早年在上海影剧界混迹，如今以皇后身份参政，符合人们旧意识里的戏子不属上流社会和后党干政大逆不道，更是由于她那装腔作势的语言腔调，显赫夸张的举手投足，专横跋扈颐指气使的行为作风。我听母亲同一亲戚蔑视地谈论她早年在上海影剧界的事。我母亲后来一直叫她“狐狸精”。
尽管不少人对江青反感，毛泽东在人民的心目中则越来越变得神圣。红宝书人手一册，语录诗词无处不在，像章越做越大，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当然还有牛鬼蛇神在毛像前低头请罪。整个社会充斥着狂热，虔诚和恐惧的气氛。我则除了收集小报了解当前形势，还阅读“九评”、各种革命回忆录，研究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对革命人物尤感兴趣。当时我能记住几乎所有的中共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背出十大元帅、十大大将和所有上将的姓名。对共产党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也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也出过一次洋相，那好像还是文革之前，我在一亲戚家讲元帅大将的事，将许光达说成许广平，被我哥哥取笑了很长时间，他还在一讽刺我的短文中学着鲁迅的语言笑我“每每会说出许广平是大将之类的话来”。我还自己想象世界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单，毛当然是主席，政治局里有林周朱等中国领导人和霍查、胡志明、陈平（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德钦丹东（缅甸共党主席）、齐奥塞斯库和卡斯特罗等外国共党领袖。还让死人复活，外国的如艾地、格瓦拉，阮志清，捷尔任斯基，中国的如鲁迅、王若飞、彭湃、江姐、杨开慧等，王若飞当外交部长，鲁迅当文化部长。不能让马克思列宁复活，否则谁当主席？这些现在看来荒唐无比的奇思怪想却是当时我这个刚进入teen的少年幻想游戏。
我哥哥大串联回来后不久就开始逍遥，他们一派占领了他们中学的图书馆。他先后拿回来的各种各样的书中，有马列著作和黑格尔、康德、培根等西方哲学著作，有鲁迅全集，有各种中外文艺书籍，还有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围棋杂志，英语学习杂志。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文艺小说，像《三家巷》、《苦斗》、《苦菜花》、《迎春花》等，几乎所有当代中国革命小说全看遍了，还有像《红旗飘飘》这样的革命历史回忆录丛书，少数不革命的书，如《金陵春梦》和《啼笑姻缘》。外国小说也看了些，像《牛虻》、《悲惨世界》、《安娜．克列尼娜》等，福尔摩斯当然不会放过。有时也和邻居们一起去看样板戏和几个硕果仅剩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牛虻》、《悲惨世界》这样的小说，还有《鲁迅全集》给我这贫血的少年输送了一点营养。当读到亚瑟看透宗教的欺骗和雪莱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曾下意识地联系到当时的全国混乱形势和对毛主席像神一样的崇拜，但立即觉得自己思想有问题，马上停止思考，害怕这不健康的思想深入下去。
当全国各地两派争宠，武斗升级，枪炮齐鸣，文革新宠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培植的王洪文领导下的工总司在一月革命后很快一统天下。联司，支联站，还有复旦的“孙悟空”等都先后被击溃。上海成了文革派的基地，需要稳定，所以“促生产”比其他地方搞得好，市场供应也好于其他城市。当然所谓“好”，也就是工人每天还去上班，商店里凭票供应的商品还能买到，没有枪炮声和大规模武斗。外地物资商品更加匮乏。我一个在沈阳工作的表哥每次来上海探亲，同事都托他从上海带各种东西，他把大笔钱缝在内衣里。
没有多久，清理阶级队伍展开，我父亲在厂里被揪出来挨斗，被指控为漏网地主，再加上工厂以前的老板都是他的亲戚。我父亲十八岁就到上海来学生意，后来就一直在上海做事，所以土改时只有我祖母被划为地主，但因我祖父很早去世，因此有些地契上的名字是我父亲的，这也就成了漏网地主的证据。他不堪忍受侮辱和折磨，投河自尽。此后我母亲常常以泪洗面，半夜噩梦哭醒。不久我哥哥去上海崇明农场务农，两年后我去江西插队，接受“再教育”，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大姐也在这段时间里离婚，去了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于是家破人亡。我对“文革”和人生也从兴奋和希望转向消沉和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