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端午节比赛划龙舟。
这曾经是一群被尘封、冷冻了几十年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早期中共党员，有的还曾在党内身居要职，例如其中之一的郑超麟。对郑超麟这个人，连邓小平都误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为了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于1989年来到上海，采访了这位托派人物——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邓小平这才知道曾经的这位“同学战友”还活在人世。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并屡屡出现在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解冻了的郑超麟以及其他一些托派人物成为党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其实，研究民国史，这部分人同样是绕不过去的人物。
不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对大名鼎鼎的郑超麟等托派可能不甚了了。了解一点郑超麟等托派，对接近中共历史真相、加深对民国史的了解是大有裨益的。
我说郑超麟是奇人，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生坎坷，苦头吃尽，却得享高寿，活了98岁。他曾概括自己的苦难说：“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邓小平逝世后，采访者问他，你比邓小平还大3岁，吃了这么多苦头，为何比邓还长寿？他笑呵呵地回答说：“我是闲人一个！”这个回答实在是有“水平”！
不过，像他这样长寿的托派远不是他一人，比如濮清泉、刘平梅。他们一生大半时间不是在国民党监狱里，就是在共产党监狱中，而在共产党监狱中的时间远超过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间；更令人叫绝的是他们都活到了耄耋之年，亲历共产党纠正“左”倾错误，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
二是他坐了共产党二十七年的牢，共产党仍旧没有把他改造过来，并且至死不改讲实话、直话的秉性。像满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是毛泽东将敌人改造成功的“样板”。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而且不止一次地对党内高层和国际友人介绍过这位被共产党改造成拥戴共产党的前皇帝。可这一招在郑超麟身上却失灵了——郑超麟说：“我没有改造好。经过二十年狱内改造和七年狱外改造，我至今没有改造好我的思想。”像郑超麟这样坚持托派立场的也远非个别，另一著名托派人物刘平梅也是一例。刘平梅，因加入托派组织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79年，他在监狱里接到一份“宽大释放”的裁定书，他很平静，看着“宽大释放”裁定书，说了一番让管理人员很震惊的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们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认罪才放我，我宁愿回到监狱。”他们可不糟蹋自己。
三是他的记忆力出奇的好。几十年前的事能清楚记得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例如他清楚记得60多年前在巴黎组建“少年共产党”时周恩来穿的是黄色的大衣。八、九十岁的人除了行动不便外，一如年轻大学生似的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一口气能与来访者谈四、五个小时也毫无倦意。令人惊讶的是另一托派老人濮清泉也是如此，1991年，濮清泉88岁，有学者访问他，也惊叹其头脑的清醒，思维的敏捷。
民国时期从事共产革命的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对旧制度旧社会的不满，旨在追求社会公平，试图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在摸索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后，有了方向的信仰，从而走上了共产革命之路，陈独秀、李大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是这样的一批人，还包括像郑超麟、濮清泉、刘平梅这样一批后来成为托派的人物。即使如张国焘等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另一类是民族革命战争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热血沸腾的青年在爱国情怀的支配下走上民族革命，大部分投身“国军”，还有一部分就进入了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
再一类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虽说他们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地、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是不会去造反的，何况是提着脑袋干的暴力行动，但是，他们都有改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的强烈愿望，过上比现在好的日子，特别是又识得几个字的一类人，这样的愿望尤其强烈，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启发、鼓动中很容易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
因为信仰走上共产革命的第一类人，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部分人，对列宁领导成功的苏俄革命非常敬佩，认为中国必须走同样的路，可当斯大林文过饰非，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陈独秀头上时，这部分人中有人不满又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见证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文过饰非的批评之后，尤其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滥杀无辜后，“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产生如是疑问丝毫也不奇怪。如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在《给西流（濮清泉）的信》中陈独秀批评斯大林“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与胡适无有大区别，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更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所有这些正是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走上托派之路的根本原因。现在回顾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正常。正因为他们是思想上的“真”认知，因“真”认知形成信仰的人怎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呢？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缺乏真诚信仰的人是最易改变初衷的。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们为什么至死坚守托派立场的根本所在。他们相信自己的追求是正确的，无欲则刚，任凭风吹雨打，心态平静如水，所以也能长寿。（参考文献：《郑超麟回忆录》）
2011-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