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过狼人的故事。
一个小孩在小时候被狼群掳去，多年以后，已不会说人话，甚至不会直立行走，也和狼一样赤身裸体、四肢奔行、茹毛饮血、见人就想撕咬。这就说明，再灵长的生物，只要在食肉动物圈里呆久了，他的智商也会降低，兽性也会加剧。
而李乐斌，这个在光天化日之下，残忍殴打徐纯合后又故意将徐杀害的铁路警察，就那一段时间的行为而言，他根本就不配为人，他就是一只恐怖的野兽，一头凶恶的狼。
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用说，打从娘胎里刚出来时，李乐斌和所有人一样，都是一个稚嫩的小孩，一个小天使，这样的小天使是一定不会想去伤人、害人、打人、杀人的。可多年以后，这个小时候也许是胖乎乎的、也许是很可爱的、也许学习成绩还比较好的、也许在师长眼里还比较乖的小男孩，却变成了一头吃人不眨眼的狼。
是什么让李乐斌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是什么让他身上的人性完全让位于兽性？
根据狼人的故事，根据橘生淮北为枳的道理，显然，造成这一切的，不是他父母的遗传基因，而是他所处的“驱人为狼”和“诱人为狼”的体制环境，以及他所受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文化的影响。在那样的环境里，在每天的耳濡目染中，他明白要想获得利益、获得好处、获得提拔，就得“对上如羊且对下如狼”，他每天所见的也全是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在火车站这样的垄断行业地带，经年累月，他看到的都是不把顾客当人、不把顾客当上帝对待的现象，于是一天一天过去，他心里的邪性就愈来愈多，正性就愈来愈少。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不可能受到多少关于要敬爱民众、要保障人权、要敬畏生命、要守住人性的低线、在最关键的时刻必须听从良心和人性的召唤、必须“将枪口抬高一寸”等教育。他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教育，他没有建构起对生命的强烈的敬畏和尊重意识，他没有树立起牢不可摧的人权和法治理念。而他所受到的更多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上级指挥，要不惜一切代价维稳，要全力以赴扼杀不稳定因素，要某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要坚决制止上访，要讲政治等等。特别是当维稳可以做成一桩生意，可以藉维稳而取利之时，所有站在一线的维稳人员和准维稳人员，更是身先士卒、勇不可当、其为虎作伥的劲头更是喷薄欲出。而且，身处这样的体制环境，他不做一头狼也不行，因为很多领导都希望下属在民众面前做一头气势汹汹的狼。谁不做这样的狼，谁就是没有裆性的表现，谁就不会受到领导的待见，也就不会获得相应的好处。换言之，正是这种“驱人为狼”、“诱人为狼”的体制环境和从业文化，将李乐斌一步步从人变成狼的。
在这样的体制环境和从业文化里，李乐斌这样的狼岂仅一个？NO，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庞大的贪官队伍、我们勇敢的城管大军，我们无敌的人民JC，我们敬业的五毛弟兄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为了维护一个腐朽没落的体系，为了维持领导和自己的贪腐淫乐、花天酒地，为了从体制中获取五锭金、五头米或五毛钱，他们每天都在肆意挥洒着狼性，乐此不疲的迫害着民众、阻碍着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天性淳朴善良的人，全然忘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甚或有过忧国忧民和拯民于水火的理想，在或短或长的职业生涯里，竟渐渐初心不再、理想不存、人性尽丧。
这个怪谁呢？当然首先得怪自己守不住人性的底线，但主要还得怪这个“驱人为狼”、“诱人为狼”的体制和职业环境。还是老邓说得好：制度不好，好人也无法干好事。换言之，在不好的制度环境里，好人也只有或多或少跟着干坏事，而坏人当然就更如鱼得水。
所以，综观全世界，其实主要就是两类社会，一类是人性的社会，一类是兽性的社会。人性的社会，其建构的基础是自由、民主和法治；兽性的社会，其造成的机理是不自由、不民主和非法治。在人性的社会里，也不排除出现狼，但毕竟数量极其有限，也成不了气候，而且很快会被人们喝阻压制，并逐渐变回人去；而在兽性的社会里，狼实在太多太多，以至“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纷纷当道”，在这样的社会，其实已经不允许存在多少正常的人类生活方式，每天不过是一群虎狼狐狗和一群猪羊鹅兔，在进行着或激烈或平和的搏弈和斗争。虎希望自己万世统率山林，狼狐狗当然竞相表忠，于是每天为了逼迫猪羊们任其宰割而下窜下跳、手段穷尽。
这样的社会还能叫人类社会吗？它和丛林社会有何区别？如何才能恢复成为正常的人类社会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被迫做猪羊的人们勇敢的起来，万众一心将虎狼们关进笼子里——关进民主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建成正常的可以化育良善的人类社会生态。
当然，最后我还是得呼喝一声：迷失了本心的自甘为狼的人们啊，醒醒吧，你难道愿意老这样做一头让人痛恨的狼吗？请对着举头三尺的神明想想，你也曾经是一个人啊！
这样的呼唤可能无效，但它却彰示着人性的悲悯、传达着上帝的仁慈。
